Daniel C.Dennett（1942-2024）
丹尼尔·丹尼特
从学术圈到公共舆论，我们似乎正在失去一种能力——体面地争论的能力。分歧一旦出现，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理解对方到底在说什么，而是站队、贴标签、人身攻击。
观点之争迅速退化为“你是什么派别”的身份审判。正如一位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社交媒体的氛围会令观点的温和派逐渐噤声，极端派慢慢把持声量最大的传声筒，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如果有一部摄像机记录了当下网络争论的现场，我们会看到什么？满屏的“你懂什么”“你收了钱吧”“你是什么成分”——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愿意先问一句：“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
从牛津到哈佛，他和同时代几乎每一位重要的心智哲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人工智能先驱都交过手。但他吵架的方式，和今天的网络争论截然不同。
重读丹尼特的自传《我一直在想》，你会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常识：先听懂，再反驳。这条朴素的准则，正是丹尼特处理人际关系和学术斗争的方式。
他在自传里写道：拉波波特法则——在反驳对手之前，先把对方的论点磨得锃亮，用最强的版本去攻击。打败这样的理论才有意义。
他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准则：“如果我错了呢？”他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我错了呢？优秀的思考者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丹尼特从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但他要求对手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正是这种双向的诚实，让他的学术斗争既凶狠又体面。
丹尼特提醒我们：真理不是在沉默中浮现的，是在面对面的、充满尊重的、不逃避任何反驳的争论中长出来的。而争论之前，你要先帮对方把话说完。
1.
古尔德：当学生把“神”轰出教室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是哈佛进化生物学的明星。丹尼特最初很喜欢他，读他的每月专栏，受邀去他家共进午餐。
但学术分歧很快让两人走向对立。
丹尼特发现古尔德常常歪曲论敌的观点——把道金斯、汉密尔顿、梅纳德·史密斯等人的主张描述成站不住脚的稻草人，然后轻松击倒。
1983年，丹尼特在《行为与脑科学》的靶子文章中开了一个圈内玩笑，指出古尔德和列万廷的论点与斯金纳反对心理主义的论点存在惊人的相似度。列万廷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评论，古尔德没有参与，但对丹尼特保持了沉默。
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几年后。
丹尼特受邀参加古尔德在哈佛开设的研讨课，连续几周坐在那里，听古尔德滔滔不绝地歪曲进化生物学家的观点，而哈佛的学生们像聆听神谕一样做笔记。丹尼特忍不下去了。一天课后，他私下告诉古尔德，认为他对那些人的攻击常常没有根据。
古尔德不理会，只把丹尼特看作一个“因无知而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丹尼特退出了研讨课——原因很简单：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学生看到他安静地坐在那里而对古尔德的行为不置一词。
后来丹尼特邀请古尔德来塔夫茨做嘉宾，只回答问题不做演讲。事前丹尼特的学生们已经读过古尔德、道金斯和梅纳德·史密斯的作品。当学生们开始向古尔德提出困难问题时，古尔德突然冲出了教室。丹尼特不得不出门劝他回来。
古尔德指责丹尼特设计陷害他。丹尼特告诉他：“我的学生习惯于挑战教授，不像你在哈佛的那些学生。”事后丹尼特对学生们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为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们感到骄傲。 ”
古尔德后来在《纽约书评》上分两部分猛烈攻击《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丹尼特逐条回应，古尔德又反驳。进化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称古尔德的书评表现出“令人迷惑的暴躁脾气”。
丹尼特则揭露了古尔德的一种修辞手法——古尔德指控被批评者说了某些话，紧接着引用被批评者否认了这种观点的话，将其作为被批评者已经承认的证据。他的论敌之一特里弗斯给丹尼特写信，称之为“古尔德两步法”。
丹尼特在回应古尔德时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尖锐。他没有人身攻击，只拆解论证。
他说古尔德的最后一本书《进化理论的结构》“几乎难以读懂，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对他的名声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这是一句典型的丹尼特式评论：客气，但刀刀见血。
2.塞尔：当面拒绝回答问题的“中文屋”主人
塞尔发明了著名的“中文屋”思想实验：一个人在房间里手动模拟一个能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程序，但他本人不懂中文，所以整个系统也不理解中文。
丹尼特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论证是错的。
他在1987年的《意向立场》中逐条驳斥过塞尔的三个前提，指出如果论证要成立，那三个前提必须被解释成某种样子，而在那种解释下它们全都不成立。塞尔从未正面回应过这个批评。
1991年《意识的解释》出版后，塞尔在《纽约书评》中称丹尼特的立场是“一种智力的病态形式”。丹尼特在回应中写道：
“在1987年出版的《意向立场》中，我明确引用了他包含着3个前提的完整论证，并确切地表明，如果论证要成立，就必须对这3个前提做出相应的解释，但在这种解释下，这3个前提全部是错的！为什么我没有在1991年的《意识的解释》中重复1987年的那篇文章呢？因为与塞尔不同，我已经转向了其他研究。”
塞尔在交流中无视这一挑战，未经论证就宣称：“在《意识的解释》中，丹尼特否认了意识的存在。”尽管丹尼特在该书开头的整整一章中都在解释“意识是存在的，但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
2010年，圣克拉拉大学举办庆祝塞尔作品的会议，丹尼特应邀做报告。其他几位报告人只谈自己的研究，只有丹尼特详细讨论了塞尔的工作。他的报告题为《图灵的奇怪反转和约翰·塞尔的想象力缺失》，把塞尔的想象力缺失与笛卡尔、莱布尼茨所犯的类似错误做了比较。
报告结束后，塞尔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背对着丹尼特，用最激烈的言辞痛斥他。他没有回应丹尼特关于进化论的任何提问，反而指责丹尼特在幻灯片里用了一张猫和老鼠的卡通画来“取笑”其他反对进化论的哲学家。
布洛克后来告诉丹尼特，他坐在塞尔夫妇后面，听到塞尔的妻子在塞尔耳边说丹尼特在“粗暴地攻击”塞尔。丹尼特没有反击，只是平静地对观众说，他不认为自己的表现越界了。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帕特丽夏·丘奇兰德用一句话转移了话题，结束了这场插曲。
丹尼特后来没有就此事继续纠缠塞尔。他只是写道：“塞尔坚持认为意识是某种‘额外的’东西，不能被科学还原。但他从未解释过，如果那东西不产生任何可测量的影响，它凭什么重要。 ”
3.福多：从航海伙伴到“立场坚定的”达尔文怀疑者
杰瑞·福多
在所有学术对手中，杰瑞·福多是最让丹尼特感到复杂的一个。他们曾经是密友——一起潜水、一起驾船、一起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秘密研讨小组。
福多买了艘帆船取名“破产号”，丹尼特做他的大副。两人一起从康涅狄格航行到缅因，在圣胡安群岛探险。有一回潜水时，福多在24米深处因为配重带勒得太紧无法呼吸，浮上水面后尖叫“我无法呼吸”，丹尼特伸手一按扣带，解开了束缚。他们是生死之交。
但学术分歧越来越深。福多坚决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应用于心智研究，他坚持认为思维语言是天赋的、模块化的、与生物学无关的。
丹尼特在《奶奶的安全科学运动》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指出福多反对所有有前途的心智科学研究——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联结主义、新视角心理学，“以及所有利用达尔文进化理论来研究心智的方法”。
丹尼特当时开了一个玩笑：“你奶奶说，如果你不能做经典的认知科学，那就说‘不’。”
1995年《达尔文的危险思想》出版后，福多在《心智与语言》上发表了讽刺性的评论。丹尼特在同一期做了回应。2007年，福多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猪为何没有翅膀》，彻底暴露了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敌意。2010年，福多和丹尼特的另一位朋友马西莫·帕尔马里尼合著了《达尔文的错误》。
丹尼特在飞机上读完书稿后，给帕尔马里尼写了一封信，强烈建议放弃这个项目——“为了我们的朋友福多的声誉。”帕尔马里尼没有采纳。书出版后，除了智能设计论者，没有人严肃对待它。丹尼特没有公开抨击这本书。他只是对朋友说，福多“对生物学不太了解，但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而帕尔马里尼“怎么能坚持一些如此错误的观点”让他想不通。
丹尼特把福多描述成一张蹦床：“如果我能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一直站在福多身上跳。”
这是改写牛顿的名言，但丹尼特补充说，很遗憾这句话并非他原创。他曾被认为是另一句话的原创者——“如果我不能像别人看得那么远，那是因为巨人站在我的肩膀上！”——但他也澄清那不是他说的。
4.米利肯：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硬刚整个圈子
露丝·米利肯
露丝·米利肯是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家，她的作品大胆到被同事认为“无可救药地特立独行”。
1979年，她把一篇长稿寄给丹尼特，承认她的同事都这么认为。丹尼特读后激动不已，回信说他认为她“关于语言特征进化”的基本思想“完全合理，很值得深入研究”。
1981年，米利肯寄来了《语言、思维与其他生物学范畴》的书稿。丹尼特在夏天通读后向哈里·斯坦顿建议布拉德福德图书公司出版它。为了公正起见，他请了弗雷德·德雷斯克和赫克托-内里·卡斯塔涅达做审稿人——两位与他观点差异很大的学者。两人都热情称赞了书稿。丹尼特在序言中写道：
“当代哲学的意义理论有点像一个黑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学说合集，它们相互关联，也得到了有力论证，一旦人们开始理解它，就会被它牢牢抓住。米利肯不知何故找到了离开传统的离心能量——在理解了传统之后。”
然后他邀请米利肯来参加他和福多、布洛克等人组织的秘密研讨小组（丹尼特私下称之为“恶性循环”）。这个小组以言辞尖刻著称，成员们常常竞赛谁能提出最猛烈的批评。
结果米利肯遭到了言语霸凌。丹尼特气得面色铁青。事后他严厉斥责了福多、布洛克和其他人。他们承诺改正，并请求丹尼特再邀请米利肯一次。米利肯回来了，然后他们又霸凌了她一次。
丹尼特从此退出了这个小组。他后来说，尽管他们邀请他可以随时回来，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他没有详细描述退出的原因，但整件事的叙述中，他的愤怒和失望是清晰的。
米利肯后来赢得了国际声誉。丹尼特写道：“她的观点要求我们放弃从弗雷格、罗素、普特南和克里普克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这一定让人感觉像一场背叛。但她是对的。 ”
5.罗蒂、侯世达和那些互相尊重的人
理查德·罗蒂
丹尼特和理查德·罗蒂在真理问题上分歧巨大。罗蒂是后现代主义的旗手，认为“真理”不过是某个社会共同体的共识。
丹尼特坚决反对，认为科学确实在逼近某种真实的东西。
但罗蒂是最早公开肯定丹尼特工作的主流哲学家之一。1970年，他邀请丹尼特去普林斯顿做第一场重要演讲。丹尼特在演讲那天紧张到差点呕吐，但罗蒂的支持让他撑了下来。
丹尼特在文章里调侃罗蒂，发明了“罗蒂系数”——“把罗蒂对任何人的观点所说的一切乘以0.742。”他在《哲学词典》中把“更不必说”（a rortiori）定义为“出于更加晦涩和时髦的欧陆理由而成立”——这显然是在开罗蒂的玩笑。
但私下里两人常一起吃饭辩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顿丰盛午餐上，罗蒂坦白说他梦寐以求的是诗人的尊重，丹尼特则说自己在乎的是科学家的尊重。
罗蒂去世后，丹尼特写道：“罗蒂承认存在一个实用、适度的真理概念……那好吧，我们就都在真理问题上做素食主义者吧。无论如何，科学家们都从未想过要干到底。”
侯世达
侯世达则是另一种关系。两人合作编《心我论》时，侯世达的风格“有点无节制”，丹尼特“偶尔在一旁轻踩刹车”。
但丹尼特始终是侯世达的捍卫者——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瞧不上侯世达时，丹尼特在认知科学年会上问听众：“有多少人因为读了《哥德尔、艾舍尔、巴赫》才进入这个领域的？”三分之一的人站了起来。
6.“如果我错了呢？”
丹尼特处理人际关系和学术斗争的方式，根植于一条朴素的准则。
他在自传里写道：拉波波特法则——在反驳对手之前，先把对方的论点磨得锃亮，用最强的版本去攻击。打败这样的理论才有意义。
他解释说，如果对手的论点太弱，你赢了也没什么光彩。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个原则：对古尔德，他花一整章复述对方的论证再反驳；对塞尔，他逐条列出三个前提并指出各自的漏洞；对福多，他反复邀请对方把话说清楚。
但他也有一条同样重要的准则：“如果我错了呢？”他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回忆一位福音派牧师在广播节目中说自己“没有必要”问这种问题，丹尼特评论道：“他认为自己的信仰万无一失。我认为，这就是文明最大的威胁之一。 ”
他承认自己也可能像笛卡尔一样全盘皆错。但他说：“已经有足够多让我尊敬的其他思想家在用我的方式看待事物，所以我现在会问自己：‘如果我们错了呢？’我可以把这种怀疑的低喃安全地放在‘后厨’的小火上，任其慢慢酝酿。”
丹尼特的斗争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如果问题清楚了而自己错了，他会承认。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承认错误。
他说：“战胜最强大的对手，才是真正的胜利。如果做不到，那就在对手最强大的时候战胜他。如果对手不够强大，那就设法把对手变得强大。 ”
这句话或许是他一生学术斗争的缩影。他不是为了羞辱对手，而是为了让争论本身变得更有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他从来不只是个斗士——他是一个让争论变得更体面的人。
丹尼特晚年对大语言模型充满警惕。他担心“我们对AI的意向立场会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会过分信任AI生成的内容，甚至过早地把公共话语权和判断权让渡给AI”。
他的担忧来自一个清醒的认识：AI不会和你争论。它只会生成一段看起来合理的文字。它不会在接到一封措辞激烈的批评信之后花一整夜重读对手的著作。它不会在发现自己错了之后坦然承认……
编辑：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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