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热得不讲道理。
蝉叫得人心烦，玉米叶子晒得打了卷，连土路都给晒裂了口子。我爹蹲在院子里磨镰刀，动作不紧不慢，磨几下就用手试试刀刃，再磨几下。我蹲在屋檐下啃西瓜，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膝盖上黏糊糊的，也懒得擦。
“国良，”我爹头也不抬，“下午跟我去北坡掰玉米。”
“不去，”我吐掉西瓜子，“热死了，谁爱去谁去。”
我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严厉，但有一种让人没法拒绝的东西在里面。他把镰刀往地上一搁，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二十岁的人了，整天窝在家里吃西瓜，像什么话。下午一点半出发，别磨蹭。”
说完他就进屋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给我留。
我叫赵建国，今年二十岁，初中毕业就在家种地。家里四口人，爹是退伍军人，脾气硬得像块铁板，种地供我读到初中，实在供不起了，我就回家帮衬着干活。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弟弟建民今年刚考上县一中，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学费全靠家里那几亩地和两头猪撑着。
村里人提起我弟弟，都竖大拇指，说赵家老二有出息。提到我，就说“老大老实能干”。其实我心里清楚，“老实能干”就是没本事的代名词。但我也不争辩，因为人家说的没错，我确实没什么本事。
吃完午饭，我磨磨蹭蹭换了件旧汗衫，戴上草帽，跟我爹一人挑一副箩筐往北坡走。路上碰见刘婶，她挎着个篮子去地里摘菜，看见我们就笑：“哟，老赵，带儿子下地啊？国良这孩子就是听话，哪像我家那个，喊都喊不动。”
我爹“嗯”了一声，脚步没停。我冲刘婶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了。刘婶又补了一句：“国良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说个媳妇了吧？回头婶帮你留意留意。”
我脸一热，赶紧低头跟上我爹的步伐。身后传来刘婶爽朗的笑声：“这孩子，还害臊呢！”
北坡的玉米地是我们家最大的一块地，足足三亩。玉米秆比人还高，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远远看去像一堵绿色的墙。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声音挺好听的，但钻进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玉米叶子边缘锋利得很，划在胳膊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我爹二话不说钻进地里，镰刀一挥，一棵玉米秆齐根断了。他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扔进箩筐，动作麻利得像台机器。我叹了口气，也跟着钻了进去。
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的胳膊已经划得不成样子了，汗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草帽底下的头发根根都在淌汗。我直起腰想歇口气，忽然听到地那头有人说话。
“爸，你歇会儿吧，我来。”
是个女孩子的声音，清清脆脆的，听着年纪不大。
“不用不用，你回地头待着去，别把你衣裳弄脏了。”回话的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粗声大气的。
“我衣裳怎么了，又不是纸糊的，干活还怕弄脏啊？”
我好奇地透过玉米秆的缝隙往那边看，隐约看到一个人影，穿着件碎花衬衫，扎着马尾辫，也在掰玉米。但距离有点远，看不太清脸。
我爹也听到了动静，停下来抹了把汗，说：“是老周家的人。周德厚在北坡也有一块地，挨着咱家的。”
周德厚我知道，是隔壁周家村的村长，在十里八乡都算个人物。他家条件好，住的是青砖瓦房，听说还准备给儿子在县城买房子。这样的家庭，跟我家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
我没再多想，继续低头干活。
太阳慢慢往西斜，玉米地里的光线变得柔和了一些，但闷热的程度一点没减。我的箩筐已经装了大半，弯腰去掰下一棵的时候，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一踉跄，差点栽倒。
我稳住身子低头一看，是一根横在地上的玉米秆，估计是之前被风吹倒的。我骂了一声，抬脚把它踢开，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玉米棒子。
就在我直起腰的那一刻，面前的玉米秆突然被人从那边拨开了。
一张脸从玉米叶子的缝隙里探出来，离我不到一尺远。
我愣住了。
那是个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瓜子脸，皮肤白得不像乡下人，一双眼睛又圆又亮，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短袖衬衫，领口微微敞着，露出一点锁骨的轮廓。
她也愣住了，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撞见一个陌生男人。
我们对视了大概有两三秒钟，她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朵根。她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结果脚下也不稳，被玉米秆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后仰。
我想都没想，伸手就去拉她。
我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她的手腕很细，皮肤温热而潮湿。我往回一拽，她顺势往前扑了一下，另一只手本能地撑在了我的胸口上。
这下我们离得更近了，近得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是那种香皂的清香味，不像城里人用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她的睫毛很长，微微颤动着，嘴唇因为惊讶而微微张开，露出一点洁白的牙齿。
时间好像停了几秒钟。
然后她像被烫了一样猛地抽回手，往后跳了一步，瞪着我，脸比刚才更红了。
“你、你谁啊？”她的声音有点抖，但还在强装镇定。
“我叫赵建国，”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老实地报上了名字，“住赵家村的，这是我家玉米地。”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汗衫和满是泥土的手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把碎发别到耳后，扬了扬下巴。
“我是周家村的，我叫周晚晴。”
周晚晴。这名字真好听，跟她的声音一样，清清亮亮的。我在心里念了一遍，嘴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干巴巴地“哦”了一声。
“你是不是偷看我半天了？”她突然问，眼睛眯起来，带着点审视的味道。
“没有，”我赶紧否认，“我就是听到那边有人说话，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她歪着头，“一眼能看那么久？”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耳朵开始发烫。我确实多看了几眼，但那是因为好奇，不是她想的那个意思——至少不全是。
周晚晴看着我窘迫的样子，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刚才判若两人，眉眼弯弯的，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整个人一下子就生动了起来。
“行吧，不逗你了，”她摆了摆手，“你这人看着老实，应该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这算夸还是贬，只好又“哦”了一声。
她转身要走，又突然回过头来，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掰玉米的手法不对，那样太费劲了。应该抓住玉米棒子往下拧，别硬掰。”
说完她就拨开玉米秆走了，碎花衬衫在绿色里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耳边还回响着她那句“你这人看着老实”。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满筐的玉米，忽然觉得胳膊上的划痕也没那么疼了。
“国良！”我爹的声音从地那头传来，“你磨蹭什么呢？天都快黑了！”
我回过神来，赶紧继续干活。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下来掰玉米的时候，我总觉得那块玉米地里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她头发上那股清淡的香味。
我使劲摇了摇头，把这荒唐的念头甩出去。人家是村长的女儿，长得又漂亮，跟我这种人有半毛钱关系？
下午五点多，太阳已经偏西了，玉米地里拉出长长的影子。我和我爹一人挑着一担玉米往回走，肩膀上沉甸甸的，扁担压得咯吱咯吱响。
走到地头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件碎花衬衫。
周晚晴站在路边，身边放着一担玉米，比她人还大。她正弯腰捶着肩膀，看见我们过来，直起身子，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赵叔好。”
我爹愣了一下，点点头：“你是老周家的闺女吧？长这么大了，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周晚晴笑了笑，目光扫过我，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但就是那不到一秒的对视，让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漏了一拍。
“这是我儿子建国，”我爹拿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叫人啊。”
“叫过了，”周晚晴抢在我前面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促狭，“刚才在玉米地里已经认识了。”
我爹看看她，又看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但没说什么。
“晚晴！”远处传来喊声，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正是周德厚。他跳下车，看了看我们，笑着递了根烟给我爹：“老赵，巧啊。”
我爹接过烟别在耳朵上，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周德厚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这是你家老大吧？长得挺结实，是个干活的好手。”
这话跟刘婶说的差不多意思，我听着已经习惯了，点点头叫了声“周叔”。
周德厚把自行车后座上的麻袋绑好，招呼周晚晴把玉米搬上去。周晚晴弯腰去搬，那担玉米对她来说显然太重了，她憋红了脸才勉强抬起来，整个人摇摇晃晃的。
我想过去帮忙，脚下却像钉在了地上一样迈不动步。我爹在后面轻轻推了我一把，我这才走过去，一声不吭地从她手里接过了担子。
我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背，她的皮肤凉凉的，滑滑的，跟我的粗糙完全不一样。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松了手。
我把玉米搬上自行车后座，转身要走，她忽然叫住了我。
“喂，赵建国。”
我回过头。
她站在夕阳里，半边脸被照得金黄，表情很认真，但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你明天还来掰玉米吗？”
我张了张嘴，脑子里有一万句话想说，最后只蹦出来一个字：“来。”
她点了点头，像是很满意这个答案，转身跟着周德厚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记住我教你的方法，往下拧，别硬掰！”
我站在地头，看着她骑上自行车后座，马尾辫随着车身的颠簸一晃一晃的，渐渐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我爹走过来，看了我一眼，难得地笑了一下。
“老周家的闺女，眼光高着呢，”他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你别瞎惦记。”
我没吭声，挑起扁担往家走。肩膀上的重量压得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心里却轻飘飘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浮。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那件碎花衬衫和那句“你明天还来掰玉米吗”。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屋里一片银白。隔壁屋里传来我爹的打鼾声和我妈的咳嗽声，弟弟建民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估计又在看书。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把她说的每一个字都过了一遍，连语气和表情都不放过。她说“你这人看着老实”，说“记住我教你的方法”，说“你明天还来掰玉米吗”——她问我明天还去不去，是不是说明她想再见到我？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在黑暗中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赵建国，你清醒一点。人家是村长的女儿，长得好看，家里有钱，说不定以后还要嫁到县城去的。你一个初中毕业的穷小子，家里三亩薄地两头猪，你拿什么去惦记人家？
可不管怎么骂自己，脑子里那件碎花衬衫就是挥之不去。
第二天下午，我没等我爹催，自己先换了衣服戴了草帽，站在院子里等他。我爹出来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嘴角抽了抽，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挑起箩筐就往外走。
我赶紧跟上。
到了北坡玉米地，我爹二话不说就开始干活。我也跟着干，但心思明显不在玉米上，掰几下就往地那头瞟一眼，耳朵竖得老高，捕捉着任何可能传来的声音。
可那头静悄悄的，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掰了快一个小时，我越来越焦躁，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大，掰断了好几棵玉米秆。我爹在不远处咳嗽了一声，那声咳嗽里带着警告的意思，我赶紧收敛了一些。
又过了半小时，我彻底不抱希望了。也是，人家昨天就是顺嘴问了一句，说不定转头就忘了。就我这种傻子，才会把一句客气话当真，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
我闷头干活，不再东张西望。
就在这时候，一阵清脆的笑声从地那头传了过来，紧接着是女孩子说话的声音：“妈，你别管了，我自己来。”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手里的玉米棒子差点掉地上。
我直起腰，透过玉米秆的缝隙往那边看。果然是她，今天换了件淡黄色的衬衫，还是扎着马尾辫，正跟她妈妈一起往地里走。
然后，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她忽然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我们的目光隔着密密匝匝的玉米秆撞在了一起。
她弯起嘴角，冲我眨了眨眼睛。
那个瞬间，我觉得头顶的太阳都不那么毒了，玉米地里忽然吹过了一阵凉风。
后来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详细讲过。不是不想讲，是讲不出口。那些画面、那些对话、那些藏在玉米地里的秘密，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珍贵到我不愿意拿出来跟任何人分享。
那两个月里，我们在地头见了很多次面。有时候是下午掰玉米的时候，有时候是我特意早点去，她也会提前到。我们隔着两家的玉米地，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她告诉我她在县城读高中，开学就高三了，她爸想让她考大学，但她自己也不知道想考什么。我告诉她我家的情况，讲我弟弟学习多好，讲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讲我没什么本事只能在土里刨食。
她听了也不说什么大道理，就是“嗯”一声，或者点点头。有时候她会从家里带两根黄瓜，给我一根，自己啃一根。黄瓜是她家院子里种的，脆生生的，咬一口满嘴清甜。
有一次她问我：“赵建国，你就没想过出去打工吗？村里好多人都去南方了。”
我说：“想过，但家里走不开。我爸一个人种地忙不过来，我妈要人照顾，建民上学也要钱。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好人。”
这是我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到“好人”这两个字，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就是觉得胸口堵得慌。
“好人有啥用，”我苦笑了一下，“好人又不能当饭吃。”
“有用的，”她很认真地说，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我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假装整理箩筐。
那天傍晚，我们又在地头碰上了。她爸妈先走了，她留下来等村里人来接。我爹也先回去了，让我把最后一担玉米挑回家。
夕阳把整片玉米地染成了金黄色，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哗哗响，像在说什么悄悄话。
周晚晴坐在田埂上，双手托着下巴，看着远处的山发呆。我把最后一担玉米装好，走到她旁边站住，犹豫了一下，在离她一臂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赵建国，”她没有看我，还是望着远处，“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被这个问题问住了。我活了二十年，从来没认真想过这种问题。活着就是活着，干活就是干活，哪有什么为了什么。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可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吧。”
“把日子过好，”她重复了一遍，忽然笑了一下，“你说的也对。可什么是‘好’呢？有钱就是好吗？考上大学就是好吗？”
我听出来了，她心里有事。但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好沉默着陪她坐着。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想说话了。然后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赵建国，我不想考大学了。”
我愣住了：“为什么？你爸不是——”
“就是我爸，”她打断了我的话，语气里带着一丝烦躁，“他什么都安排好了，要我考省城的师范，毕业了当老师，然后嫁给他战友的儿子。连嫁谁都给我定好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那平静底下压着的愤怒和不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的世界里，能考上大学是天大的好事，是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可她说的那种被人安排好一切的感觉，我好像又能理解。
“那你想要什么？”我问。
她愣住了，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也不知道。但至少……至少应该是我自己选的吧。”
田埂上又安静了下来。远处的村子亮起了零星的灯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在暮色里散开。
“赵建国，”她忽然叫我的名字。
“嗯？”
“你觉得我好看吗？”
这句话像一道雷一样劈在我脑门上，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耳朵瞬间烧了起来，连脖子都在发烫。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我……”
“算了，”她摆了摆手，站了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你别回答了，看你这副样子我就知道答案了。”
她转身要走，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猛地站起来，冲口而出：“好看！”
她的背影顿了一下，没回头。
“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觉得……”我搜肠刮肚地找词，但肚子里的墨水实在太少，最后只憋出来一句，“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
她慢慢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笑，也不是生气，是很认真很认真的那种，认真到让我心虚。
“哪里不一样？”她问。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嘴巴却自己动了起来：“你说我掰玉米手法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一样。别人只会说我老实能干，只有你跟我说，我的方法不对，应该怎么做。”
这话说得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开始后悔自己说了那些蠢话。然后她低下头，轻声说了一句。
“我要去省城读大学了，九月初就走。”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像是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
“那……那挺好的，”我干巴巴地说，“上大学是好事。”
“可我不想就这么走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是下了什么决心，“我走之前，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什么交代？”我懵了。
她深吸一口气，往前走了一步，离我只有半步的距离。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皂味，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赵建国，”她一字一顿地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砸在我心上，“你要是觉得我好，你就说出来。你要是不觉得我好，那从明天起咱俩就当不认识，各走各的路。”
我张着嘴，脑子里嗡嗡作响。
她等了几秒钟，见我没反应，脸色一点一点暗了下去。她抿了抿嘴唇，转身就走。
那一刻，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次勇敢——我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腕。
她站住了，没回头。
“周晚晴，”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没有松开手，“我……我觉得你特别好。好到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你是村长的女儿，要考大学的人，我就是个种地的，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
“谁说你什么都没有？”她忽然回过头来，眼眶有点红，但语气很凶，“你有手有脚，你肯吃苦，你对家里人好，你比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爷强一百倍！”
我被她说懵了。
“赵建国，”她深吸一口气，把我的手从她手腕上拿下来，但没有松开，而是低头看着我的手，轻轻地说，“我不在乎你家有没有钱，我也不在乎你读没读过高中。我就在乎一件事——你心里有没有我。”
“有。”这一次我没有犹豫。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的光重新亮了起来。
“那你要娶我。”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像是在说“明天吃面条”一样自然。
可我听在耳朵里，却像是一百个炸雷同时炸开。
“我……”我的嘴唇在发抖，“我拿什么娶你啊？我家连彩礼都凑不齐——”
“谁要你的彩礼了？”她打断我，眼神倔强得像头小牛犊，“我就要你一句话。你娶不娶？”
“我想娶，”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可是……”
“没有可是，”她又往前走了一步，现在我们的距离近得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她仰着头看着我，脸上浮起两团红晕，但声音一点都没软，“赵建国，你听好了。我不逼你现在就上门提亲，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等我四年，”她说，“等我大学毕业，我就回来。这四年里，你得把自己活出个样子来，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你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地过日子了，你听见没有？”
我愣住了。我想过她会说“你等我”，但没想到她说的是“你得把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鼻子发酸。
“你答不答应？”她盯着我的眼睛。
“答应。”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沉，很稳，像是从胸腔最深处发出来的，“我答应你。”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但她使劲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从脖子上摘下来一样东西，塞进我手心里。
是一根红绳，上面系着一个小小的铜钱。
“这是我小时候我奶奶给我的，说是保平安的，”她低着头说，“你拿着，就当是……就当是个信物。”
我攥紧了那枚铜钱，铜钱上还带着她的体温，温温的，像她手心的温度。
“四年，”她退后一步，看着我，嘴角终于弯了起来，“赵建国，四年后你要是还跟现在一样窝囊，我可真不要你了。”
“我不会的，”我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答应你的，一定做到。”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赵建国。”
“嗯？”
“你刚才拉我那一下，胆子挺大的，”她的嘴角带着笑，“继续保持。”
说完她就跑了，碎花衬衫在暮色里晃了几下，消失在土路的拐角处。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枚铜钱，攥得手心都出了汗。天彻底黑下来了，远处传来我爹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我把铜钱小心地揣进裤子口袋里，挑起扁担往家走。
肩膀上沉甸甸的，心里却轻快得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胸口鼓胀着，快要飞出来了。
九月初，她去省城了。
我没有去送她。她走的前一天，我们在玉米地见了一面。她给了我一个本子，说是让我学写字的，扉页上她写了一行字：“赵建国，你要加油。”字迹清秀端正，跟她这个人一样好看。
我说我字都不认识几个，怎么写。她说那就从认字开始学，不会的可以写信问她。我说好。
她走了以后，我把那个本子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眼。那行字我已经看得滚瓜烂熟了，闭着眼睛都能描摹出每一笔每一划。
“赵建国，你要加油。”
为了这一句话，我也得活出个人样来。
她走后的第一个月，我做了一个决定——出去打工。
我爹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我妈坐在床上直抹眼泪，说家里离了我不行。弟弟建民倒是很支持，说哥你放心去，家里有我。
“有你什么？”我妈瞪他，“你好好念你的书，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最后还是我爹拍了板。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说：“去吧。你妈我能照顾，地里的活我一个人干得了。你在外面好好干，攒点钱，将来娶媳妇用。”
他说“娶媳妇”三个字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我当时没完全看懂。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什么都知道——知道玉米地里的事，知道那根红绳，知道我为谁走的。
知子莫若父。他什么都不说，但他什么都懂。
我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妈给我煮了一碗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她把家里攒的二百块钱塞进我兜里，说在外面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我爹站在门口没说话，就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了屋。
我挑着一个蛇皮袋走出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晨雾里，我家的土坯房显得又矮又旧，烟囱冒着细细的烟。我妈站在门口冲我挥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转过头，大步往前走，不敢再回头。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一走，就是四年。
从赵家村到县城，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更远的南方。我在工地上搬过砖，在工厂里拧过螺丝，在码头上扛过麻袋。住过工棚，睡过桥洞，吃过三毛钱一包的方便面。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上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脸被晒得黝黑。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留够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分两份，一份寄回家，一份存起来。存折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往上涨，从三位数涨到四位数，从四位数涨到五位数。每存够一笔钱，我就在本子上记一笔，想着离娶她的日子又近了一步。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开叉车，学会了算账，学会了跟人打交道。工地上的老师傅都说我肯学肯干，是个好苗子。我从普工做到了班长，从班长做到了工长，手底下管着二十几号人。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把枕头底下那个本子拿出来看一眼。“赵建国，你要加油”——那行字已经被我摩挲得有点模糊了，但每一个笔画都刻在我心里。
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跟她通过三次信。每次写信我都要花好几个晚上，写了撕，撕了写，总觉得怎么说都说不好。她的回信倒是很及时，字迹还是那么好看，跟我说省城的事，说大学里的事，说她参加的社团，说她看过的书。
最后一封信是她大三下学期写来的，信的末尾有一句话：“赵建国，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我当然记得。每一个字都记得。
我没有回那封信。因为我觉得写信已经不够了，我要站在她面前，亲口告诉她，我做到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回来了。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转了三个小时的汽车，回到了赵家村。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的石墩子还在，连蹲在上面抽烟的几个老头看着都还是四年前那几张脸。
“哟，这不是赵老大家的大小子吗？”一个老头认出了我，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变化大了啊，都快认不出来了。”
我笑了笑，递了根烟过去：“王大爷，身体还硬朗。”
“硬朗硬朗，”王大爷接过烟，看了看牌子，眼睛亮了一下，“嚯，抽上红塔山了，在外面混得不错啊。”
我寒暄了几句就往家走。四年没回来，村里的变化不大，土路还是那条土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但我家的土坯房翻新了，外墙刷了白灰，房顶换了新瓦，看起来精神了不少——这都是我寄回来的钱修的。
我妈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站在门口，手里的盆“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玉米粒洒了一地。
“国……国良？”
“妈，我回来了。”
我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两只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黑了黑了”。她摸着摸着就哭出了声，一边哭一边捶我的胸口：“你这狠心的孩子，一走就是四年，四年啊！你知道妈多想你吗？”
我的眼眶也红了，但我忍着没哭，只是抱着我妈，让她哭个够。
我爹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我。他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但腰板还挺得笔直，还是那个退伍军人的样子。
我们父子俩对视了几秒钟，他走过来，没有抱我，也没有哭，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来了就好。”
就这四个字。但我听懂了这四个字里所有的意思。
晚上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吃饭，上一次这样吃饭还是四年前。弟弟建民已经上大学了，在省城读工科，个子比我走的时候高了半个头，说话做事都有了大人样。
饭桌上，我妈一直在给我夹菜，碗里堆得跟小山似的。我爹喝了两杯酒，话也多了起来，问我外面的事。我挑了些能说的说了，他听着直点头。
饭吃到一半，我妈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国良，你也不小了，该说个媳妇了。前阵子刘婶还来问过，说她娘家那边有个姑娘——”
“妈，”我打断了她，放下筷子，认真地说，“我有喜欢的人了。”
饭桌上安静了下来。我妈瞪大了眼睛，我爹放下了酒杯，建民也停下了筷子。
“谁啊？”我妈问。
“周家村的，周晚晴。”
“周德厚的闺女？”我妈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那个考上大学的？国良，你是不是——”
“妈，”建民忽然开口了，语气很平静，“我哥在外面四年，不是白待的。”
我爹沉默了很久，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缓缓地说：“老周家的门槛，不低。”
“我知道，”我说，“但我要去试试。”
我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有担忧，有心疼，但好像也有一点点——骄傲？
“那就去吧，”他把酒杯放下，声音沉沉的，“老赵家的男人，不兴怂。”
那天晚上我躺在阔别了四年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枕头底下压着两样东西：那个已经翻旧了的本子，和那根系着铜钱的红绳。铜钱被我的体温捂得温热，跟四年前她塞进我手心时的温度一模一样。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着明天要去周家村，想着要站在她面前，想着要跟她爸说我要娶他女儿。
心里又紧张又踏实。
紧张的是不知道她这四年变了多少，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四年前在玉米地里说的话。踏实的是，不管她变没变，我答应她的事，我做到了。
我赵建国，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只会在地里刨食的窝囊废了。
我活出个人样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了从南方带回来的新衣服——一件白衬衫，一条深蓝色的裤子，一双皮鞋。皮鞋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来。我妈看着我收拾，眼眶又红了，嘴上却一直在唠叨：“头发梳好，领子翻好，鞋带系紧，别在人前出了洋相……”
我爹蹲在门口抽烟，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我要出门了，他才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进我手里。
“拿着，”他说，“上门不能空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钱，都是十块的面额，足足有一千块。我不知道他攒了多久。
“爸……”
“别磨叽了，赶紧走，”他转过身去，声音有点哑，“太阳都老高了。”
我攥着那个红包，对我爹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大步往周家村走去。
赵家村到周家村只有三里路，平时二十分钟就走到了。但今天这条路好像特别长，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心跳得很快。路两边的玉米地已经收了好几茬了，新种的玉米苗才半人高，嫩绿嫩绿的，跟四年前那片遮天蔽日的玉米地完全不一样。
走到周家村口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深吸了一口气。村口有棵大榕树，树荫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太太，看见我这个陌生面孔，都好奇地打量着我。
“大姐，请问周德厚村长家怎么走？”我客气地问。
一个老太太指了指前面：“往前走二百米，看到青砖瓦房那户就是。小伙子，你找村长有事啊？”
“嗯，有点事。”
我按着老太太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看到一座青砖瓦房，院子很大，围墙刷得雪白，大门上贴着对联。院子里种着几棵枣树，树荫下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草帽。
我站在门口，心跳快得像擂鼓。手心全是汗，攥着的红包都被汗水浸湿了一角。
正要抬手敲门，院子里忽然传来一阵笑声——是她的声音。
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四年了，我在工地的噪音里想过这个声音，在深夜的工棚里回忆过这个声音，在火车上、在汽车上，在每一个想放弃的时刻，这个声音都在我耳边响着。
“妈，你别闹了，我说了我不去相亲！”
“怎么就不去了？人家条件多好啊，县城有房子，自己开店——”
“我不去！我有喜欢的人了！”
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差点站不稳。我扶着门框，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请问周晚晴在家吗？”我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还稳得住。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哗啦”一声被拉开了。
她就站在我面前。
四年没见，她变了很多。马尾辫剪成了齐肩短发，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了，轮廓更加分明。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脚上是一双凉鞋，整个人看起来既干净又利落，跟四年前那个扎马尾辫的小姑娘完全不一样了。
但她的眼睛没变。还是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此刻正瞪得大大的，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赵……赵建国？”
“是我，”我笑了一下，“我回来了。”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眼眶却一下子红了。
“你……你黑了，”她的声音在发抖，“也壮了。”
“在外面干活嘛，”我说，“哪能跟你比，越来越白了。”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眼泪却跟着掉了下来。她又哭又笑的样子一点都不好看，但我看着却觉得心都要化了。
“四年了，”她用手背擦着眼泪，声音哽咽着，“赵建国，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四年？”
“知道，”我认真地说，“所以我回来了。”
“进来，”她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把我往院子里拽，“你进来，跟我爸说。”
她的手腕还是那么细，皮肤还是那么滑，跟四年前在北坡玉米地里一模一样。这个瞬间，好像四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又回到了那片遮天蔽日的玉米地里。
她拽着我穿过院子，走进堂屋。周德厚正坐在屋里看报纸，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眉头。
“你是……”他打量着我，似乎在回忆。
“周叔好，我是赵家村的赵建国，”我站直了身子，不卑不亢地说，“赵长河家的大小子。”
周德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显然想起了四年前在北坡玉米地里的那次碰面。
“你来有什么事？”他的语气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淡，就是一种公事公办的调子。
周晚晴站在我旁边，一只手还抓着我衬衫的袖子，用力得指节都发白了。
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两样东西——一本红色的存折，和我这些年在外面考下来的技能证书——电工证、叉车证、工长资格证，一样一样地放在周德厚面前的桌子上。
“周叔，我知道我赵建国出身不好，没读过什么书，配不上您闺女。但这四年我在外面没白待，我学了手艺，攒了点钱。存折里有三万块钱，够在县城买一套小房子的首付了。”
周德厚低头看着桌上那几本证书和存折，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知道三万块不算多，”我继续说，声音越来越稳，“但我还年轻，我有手艺，我能挣钱。我保证，晚晴嫁给我不会吃苦。我会对她好，一辈子对她好。”
周晚晴在旁边已经哭得不行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但她没有出声，只是死死地攥着我的袖子。
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周德厚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后背的衬衫都被冷汗浸透了。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锐利得像把刀。
“你凭什么觉得，三万块钱就能娶我周德厚的女儿？”
我的心猛地一沉。
“爸！”周晚晴急了。
“你别说话，”周德厚一抬手制止了她，眼睛还是盯着我，“我在问他。”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肉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着该怎么回答。来之前我想过很多种可能，好的坏的都想过，但真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准备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张了张嘴，正要说话，周德厚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
他比我矮半个头，但气势十足，那双见惯了人情世故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看穿。
“我问你几个问题，”他说，语气忽然变得很平静，“你老实回答。”
“您问。”
“第一个问题，这四年你在外面吃了多少苦？”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想了想，我说：“说不清，但值。”
“第二个问题，”周德厚的声音沉了下来，“你爹赵长河知不知道你今天来？”
“知道，”我说，“他让我来的。他说老赵家的男人，不兴怂。”
周德厚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味。
“第三个问题，”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周晚晴，又看回我，“我这闺女，脾气倔，认死理，不听劝，从小到大没让我省过心。你要是娶了她，将来吵架拌嘴是少不了的。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没有犹豫，“她倔，我让着她。她认死理，我就跟她讲道理。她要不听劝，我就多劝几遍。”
“讲道理？”周德厚冷笑了一声，“你一个初中生，跟她一个大学生讲道理？”
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上。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没有逃避。
“周叔，我读书少，不代表我不讲理，”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而且我一直在学。这四年我每天晚上都看书、练字，不会的就查字典，不懂的就问别人。我现在能看报纸了，也能写信了。我还在学，一辈子都在学。”
周德厚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椅子边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堂屋里又安静了下来。
周晚晴站在我旁边，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我悄悄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躲，反而用力回握了我一下。她的手心全是汗，冰冰凉凉的。
“老周！”一个中年妇女从里屋走了出来，是周晚晴的妈妈，我刚才在门口听到的声音就是她的。她上下打量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审视，有好奇，好像还有一点点……满意？
“你就是赵建国？”她问。
“是，婶子。”
“晚晴这几年嘴里念叨的，就是你？”
我转头看了周晚晴一眼，她的脸红透了，低着头不说话。
“行了，”周德厚忽然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声音不大，但屋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你们俩，坐下。”
周晚晴赶紧拉着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周德厚看着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缓缓开口：“我周德厚这辈子，在周家村当了二十年村长，没什么大本事，但有一点——我这双眼睛看人，还没看错过。”
他顿了顿，看着我，目光里的锐利褪去了几分，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赵建国，你这孩子，四年前在北坡我就见过。那时候你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见了我跟老鼠见了猫似的。今天你敢一个人登门，敢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这个保证那个——你确实是变了。”
我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
“但变没变，不是嘴上说了算的，”周德厚话锋一转，“晚晴是我的心头肉，我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把她交给一个我还不了解的人。”
周晚晴急了：“爸——”
“你让我说完，”周德厚瞪了她一眼，“我没说不答应。”
我的心跳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样，”周德厚站起身，走到我跟前，“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里，你在村里也好，去县城也好，做点什么让我看看。我不看你有多少钱，我只看你是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三个月后，你要是能让我点头，这门亲事我就应了。”
“爸！”周晚晴一下子跳了起来，眼眶红红的，“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不为难，”我拉住了周晚晴，站起来，直视着周德厚，“周叔，三个月就三个月。我赵建国说到做到，一定让您点头。”
周德厚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是今天他脸上出现的第一个笑模样。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周叔。”
“别急着谢，”周德厚摆了摆手，“三个月后再说。”
周晚晴看看她爸，又看看我，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过来抱住了我。她抱得很紧，像是生怕我跑了似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你真的回来了……我以为……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答应过你的，”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声音也有点哽咽，“我说到做到。”
周德厚在旁边咳嗽了一声，周晚晴这才意识到爸妈还在旁边，赶紧松开我，脸红得像个苹果。周婶在旁边抹着眼泪笑，周德厚则转过身去，假装在看墙上的挂历。
“行了行了，”周德厚头也不回地说，“人你也见着了，该放心了吧？赶紧去给你妈搭把手，中午留人家吃顿饭。”
周晚晴破涕为笑，拉了一下我的手，小声说：“你坐着，我去帮妈做饭。”
她走了以后，堂屋里就剩下我和周德厚两个人。气氛有些微妙，但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紧绷了。
“会下棋吗？”周德厚忽然问。
“象棋会一点，”我说，“下得不好。”
“来一盘。”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副象棋，摆在桌上。
我硬着头皮坐到了他对面。
那一盘棋我下得满头大汗。周德厚的棋风很稳，每一步都走得滴水不漏，跟他人一样。我的棋确实不怎么样，但这些年在外头跟工友们下着玩，倒也不是完全不会。下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被他将死了，但也不是输得太难看。
周德厚收棋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棋品看人品。你这人，稳当。”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夸奖，但还是说了声“谢谢周叔”。
中午饭是在周家吃的，周婶做了六个菜，有鱼有肉，很是丰盛。饭桌上的气氛比堂屋里轻松多了，周婶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问我这些年在外头的事。我挑了些能说的说了，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叹一口气，说“不容易不容易”。
周晚晴坐在我对面，隔一会儿就偷偷看我一眼，被我发现就赶紧低头扒饭。她妈在旁边看见了，抿着嘴笑，也不戳破。
吃完饭，周晚晴送我出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
“什么？”
“我的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的复印件，”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我已经通过县一中的面试了，开学就去报到，当语文老师。我爸不知道我有教师资格证，他一直以为我不想当老师。其实我不是不想当老师，我就是不想被他安排。”
我接过信封，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知道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个——她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她不光在等我，还在为自己争取，为我们的将来争取。
“晚晴，”我握着她的手，认真地说，“三个月，我一定让你爸点头。”
“我知道，”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你要是做不到，你就不是赵建国了。”
从周家村出来，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北坡。
北坡的玉米地还在，但已经不是四年前那片了。新种的玉米苗才半人高，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绿油油的光。地头上那条田埂还在，我走到四年前她坐过的地方，蹲下身，摸了摸那块被太阳晒得温热的泥土。
四年了。
四年前，我在这片玉米地里遇见了一个红着脸说“不娶我就别想离开”的姑娘。那时候我一无所有，连句喜欢她的话都不敢说利索。
四年后，我回来了，带着一身手艺，带着三万块钱存款，带着一颗从来都没变过的心。
我摸了摸胸口，那根系着铜钱的红绳就挂在脖子上，贴着心脏的位置。铜钱被体温捂得温热，像她手心的温度。
赵建国，你可以的。
回到家，我爹坐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进门，什么也没问，只是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点了点头，他也冲我点了点头，然后继续抽烟。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对视，我们父子俩什么都明白了。
晚饭桌上，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我妈听了直抹眼泪，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儿子终于有了着落，担心的是周德厚那三个月的要求。我爹一直没说话，等饭吃完了，他才放下筷子，说了一句。
“三个月，好好干。家里的事不用操心，有我。”
我妈在一旁使劲给我使眼色，眼睛往我弟那屋瞟。我一拍脑门，明白了——我弟建民上大学，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不是小数目。我在外头这四年，每个月往回寄的钱大部分都花在这上头了。现在我回来了，少了那份进项，家里的日子肯定又紧张了。
但我爹从来不说。他不说建民上学要花多少钱，不说我妈吃药要花多少钱，不说他一个人种地有多累。他什么都不说，全自己扛着。
“爸，”我说，“建民的学费我来想办法。”
“不用，”我爹摆摆手，“你那三万块钱是娶媳妇用的，一分都不许动。建民那边我有安排。”
“你哪有安排？”我妈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都带着哭腔，“你把圈里那头母猪都卖了，还有什么能卖的？”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我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站起身就往外走。
“我赵长河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到要儿子卖老婆本供弟弟上学的地步。”
他走到门口，顿了顿，头也不回地说：“国良，你只管把周家的事办好。其他的，有你老子顶着。”
说完就掀帘子出去了。
我坐在那里，看着碗里剩的半碗饭，怎么也咽不下去了。
夜里躺在床上，我把那根红绳从脖子上取下来，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细端详。铜钱上的字已经磨损得看不太清了，但红绳被汗水和体温浸得越发鲜亮。
四年了。这根红绳跟着我在工地上风吹日晒，在流水线旁边熬夜加班，在码头上扛包卸货。最苦最难的时候，我摸着它就能想起她在玉米地里说的话。
“你得把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我活出来了。但这还不够。
三个月，我要让周德厚点头，要把她风风光光地娶进门，要让这个家不再为钱发愁，要让建民安心把大学念完。
这些事，一样都不能少。
我把红绳重新挂回脖子上，铜钱贴着胸口，沉甸甸的，让我觉得踏实。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跟四年前那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一模一样。但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明天的计划。先去县城看看有什么活计可干，再去周家村帮她爸干几天农活，让他看看我赵建国不光是嘴上说说——
等等。
我突然睁开眼睛，一个念头猛地窜进脑子里。
她是周德厚的女儿。周德厚是周家村的村长。我在周家村干活，自然能见到她。
那她爸妈不就天天看着我干活了吗？
这三个月——不，也许用不了三个月。让我天天在她爸眼皮子底下干活，那可真是什么都藏不住。
好的坏的，全得亮出来。
成与不成，就看这三个月了。
我一大早就醒了。
天还没亮透，鸡才叫了第二遍。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听了会儿外头的动静——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做饭，我爹在院子里收拾农具，铁锹碰在石头上叮叮当当的。这些声音我听了二十年，头一回觉得特别好听。
我翻身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封皮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翻开扉页，那行字还在——“赵建国，你要加油”。四年了，墨迹淡了些，但一笔一划还是那么清楚。我把本子合上放回去，穿上衣服下了床。
吃早饭的时候，我跟我爹说了去县城找活干的事。他端着粥碗半天没动，最后点了点头，说：“砖瓦厂那边我有熟人，要不要帮你问问？”
我说不用，我自己去找。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出门的时候，我妈追到门口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说路上吃。我把鸡蛋揣进兜里，鸡蛋热乎乎的，烫得大腿根发烫。
从赵家村到县城有班车，一天两趟，早晚各一班。我到村口等车的时候碰见了刘婶，她挎着个篮子去赶集，看见我就笑得合不拢嘴：“哟，国良回来了？听说你去周家村提亲了？行啊你小子，不声不响的——”
“还没成呢。”我赶紧打断她。
“那也快了嘛，”刘婶凑近了压低声音，“我可听说了，你在外头挣了不少钱，三万块呢！咱们村出去打工的，数你混得最好。”
我笑笑没接话。班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中巴车，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跟得了哮喘似的。我和刘婶上了车，她一路嘴没停，把村里这四年的大事小情给我说了个遍——谁家娶了媳妇，谁家老人走了，谁家儿子在外面闯了祸。我听着，时不时点头应一声，心里却在想别的事。
到了县城，我跟刘婶分开走。她要去菜市场，我往西边的工业区去。县城不大，就两条主街，最高的楼是百货大楼，四层。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自行车叮铃铃地过，两边的店铺刚刚开门，卖早点的摊子上还冒着热气。
我在南方的城市待了四年，看惯了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再回到这个小县城，忽然觉得一切都缩小了一圈。但也更亲切了，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店，都带着一种熟悉的、让人安心的气味。
工业区在县城西边，说是工业区，其实就是几家小厂子凑在一起。有砖瓦厂、预制板厂、还有一家木材加工厂。我挨家挨户地问，前两家都说暂时不缺人，问到木材加工厂的时候，门卫指了指里面一间矮房子：“去找孙厂长，他那屋。”
孙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坐在一张堆满了账本和烟灰缸的办公桌后面，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他用手势示意我坐下等。我站在门口没动，环顾了一下这间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表格和安全生产的标语，角落里堆着几摞木板样品，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锯末和烟味混合的气味。
孙厂长打完电话，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什么事？”
“找活干。”
“会什么？”
我从兜里掏出那几本技能证书放在桌上。他拿起来翻了翻，眉毛挑了一下：“电工证、叉车证——你在南边干过？”
“干了四年，工地上当过工长。”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又打量了我一遍。这次打量的时间更长，目光也更仔细了，从我的脸看到我的手，最后停在我眼睛上。
“工长不干了，跑回来当工人？”
“家里有事。”
“什么事？”
“娶媳妇。”
孙厂长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肚子上的肉都在颤。笑完了，他拿手指点了点我：“你这小子，实在。行，冲你这句话，我收了。试用期一个月，工资按天算，一天十二块。过了试用期一天十五，干得好还能涨。你什么时候能上班？”
“现在。”
他又笑了，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你去找老马，车间主任，让他给你安排活。”
木材加工厂不大，三四十号人，主要做板材加工和简单的家具生产。车间里噪音大得很，电锯一开，说话基本靠吼。锯末满天飞，干活的人都戴着口罩，露出来的眉毛睫毛上全是木屑，白花花的，像刚从面缸里爬出来。
老马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话不多，带着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给我分配了工作——开叉车搬运木材和成品，同时负责车间的电路维护。两项活加起来，比普通工人多拿三块钱一天。
“听说你有电工证？”老马问我。
“有。”
“那正好，车间里那台电锯老跳闸，你看看能不能修。叫外面的电工来一次好几十块，孙厂长心疼得直嘬牙花子。”
我放下背包就去看了那台电锯。问题不复杂，线路老化了，接头处的绝缘层磨损得厉害，换了根线，重新接了接头，电锯就正常运转了。老马在旁边看着，等电锯重新响起来的时候，他难得地露出了一点笑意，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知道，这一下算是站稳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人们三三两两蹲在车间外面的空地上，各自啃着从家里带的干粮。我什么都没带，正准备出去买个馒头，一个老工人招呼我：“新来的，过来一块儿吃。”
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师傅，在厂里干了快十年了，是资历最老的工人。他带了一份酱菜和几张烙饼，分了我一半。我推辞了两下就接了，坐在他旁边啃起来。
“听老马说你把那台电锯修好了？”李师傅一边嚼饼一边问。
“嗯，线路老化了，小毛病。”
“小毛病也是毛病，”李师傅喝了一口搪瓷缸子里的水，抹了抹嘴，“那台锯坏了大半个月了，孙厂长心疼钱一直没叫电工。你今天一来就修好了，他心里肯定记着。”
我笑了笑没说话。
“有手艺就是好，”李师傅感慨了一句，看着我，“你才多大？二十三四？这个年纪有电工证有叉车证，在外面混得不赖。怎么想不开跑回来了？”
“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我说，“而且——要娶媳妇了。”
周围几个正在吃饭的工友都竖起了耳朵，一个个眼睛亮了起来。
“哪家的姑娘？”有人问。
“周家村的。”
“周家村？”李师傅想了想，“姓什么？”
“周。”
“周德厚家的？”
我点了点头。
李师傅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微妙，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旁边一个年轻的工友倒是嘴快：“周德厚？那不是周家村的村长吗？他闺女我见过，长得可俊了，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就出名——”
旁边的人捅了他一下，他才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讪讪地闭上了嘴。
李师傅咳嗽了一声，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有志气。好好干，别让人看扁了。”
下午的活很忙。有一批板材要装车发到市里去，我开着叉车来回跑了几十趟，汗把衬衫湿透了又干了，干了的盐渍在背上印出一片白花花的印子。车间里的锯末粘在汗湿的皮肤上，痒得难受，但我也顾不上挠。
忙完最后一车，天已经快黑了。我在厂里的水龙头下洗了把脸，冷水激在脸上，浑身的疲惫好像都被冲走了一大半。换了件干净的汗衫，我又往周家村的方向走。
从县城到周家村要走四十分钟，比回赵家村远。但我答应过周德厚，这三个月里不光要做好自己的事，还要让他看到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白天要在厂里上班，那就只能晚上去。
到了周家村，天已经黑透了。村里的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周德厚家的青砖瓦房很好认，院子里亮着灯，是村里少数通了电的人家之一。
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周婶。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我让进院子。
“你这孩子，怎么大晚上的跑来了？”
“婶，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活要帮忙的。”我说。
周婶还没说话，堂屋里传来周德厚的声音：“谁啊？”
“赵家的建国。”周婶应了一声。
周德厚从堂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上下看了我一眼。他大概没想到我今天就会来，目光里带着一丝意外。
“周叔，”我主动开口，“我白天在县城的木材加工厂上了班，晚上有空，过来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力气活要干的。”
周德厚沉默了一会儿，指了指院子角落里堆着的一堆柴火：“你要是真有劲没处使，把那堆柴劈了吧。”
“爸！”周晚晴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紧接着她就跑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家居服，头发散着，脚上趿拉着拖鞋，显然是听到我的声音才跑出来的。她看了看她爸，又看了看我，嘴巴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你吃饭了没有？”
“吃了。”我说。
“骗人，”她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谎话，“你刚下班就往这儿跑，上哪吃去？”
周婶在旁边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来一碗热好的饭菜，有青菜有肉，还卧了一个荷包蛋。周晚晴把碗塞进我手里，眼睛盯着我，那眼神的意思是“你敢说不吃试试”。
我端着碗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吃了起来。周晚晴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看着我吃。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手上全是今天干活磨出来的新茧子，还有几处被木板边角划破的小口子，虽然洗过了，但还渗着淡淡的血迹。
她伸手想摸，手指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别过头去，假装在看院子里的枣树。但我看见了，她眼眶红了。
吃完饭，我起身去劈柴。周德厚坐在堂屋里喝茶，眼睛却一直瞟着院子。周婶在屋里收拾东西，时不时也往院子里看一眼。周晚晴搬了个凳子坐在廊檐下，手里捧着一本书，但半天没翻一页。
那堆柴火看着不多，劈起来才知道有多少。我抡着斧头一下一下地劈，每一斧都稳当有力，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我在工地上干过更重的活，这点力气活难不倒我。但白天在厂里忙了一天，晚上又来劈柴，胳膊确实有些酸胀。我没吭声，闷头劈完了最后一根。
把劈好的柴在墙角码整齐，拍了手上的木屑，一回头，发现周德厚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劈完了？”他问。
“劈完了，周叔。”
他围着那堆码好的柴转了一圈，弯腰捡起一根看了看劈口，又放了回去。然后他直起腰，看了我一眼，转身往堂屋走，丢下一句话。
“明天晚上来的时候，把院里那块地翻了。你婶想种点萝卜。”
我站在原地，心跳砰砰的。
他没说“你明天不用来了”，他说的是“明天晚上来的时候”。
“还愣着干嘛？”周晚晴走过来，把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个铝饭盒，还热乎着，“明天中午带的饭。厂里的伙食不行，你别跟着凑合。”
我握着那个饭盒，看着她的脸，心里有一万句话想说，最后只说了句：“你早点休息。”
她点了点头，没走。我们俩就这么站在院子里，隔着半步的距离，谁也没说话。月光洒在院子里的枣树上，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厨房里传来周婶洗碗的哗哗水声，远处偶尔有狗叫几声。
“赵建国。”
“嗯？”
“你今天累不累？”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她爸妈听见。
“不累。”我说。
“又骗人。”她低下头，脚尖在地上画着圈，过了一会儿才重新抬起头看着我，“你手上的伤口，回去记得擦点药。”
“好。”
“还有，”她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副劳保手套，还是新的，标签都没拆，“明天干活的时候戴上。手是要做大事的，别糟蹋了。”
我接过手套，嗓子眼儿有点发紧。这手套是县城百货大楼里卖的那种，带橡胶防滑层的，比普通线手套贵不少。她一个刚毕业还没领工资的姑娘，不知道从哪省出来的钱买的。
“晚晴——”我张了张嘴。
“赶紧走吧，”她推了我一把，转过身去，“再不走天更黑了。”
我走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廊檐下，月光把她浅蓝色的家居服照得发白。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就有了固定的节奏。天不亮起床，坐早班车去县城上班，在木材厂干满一整天，下了班直接去周家村，帮周德厚家干各种活。劈柴、翻地、修猪圈、补房顶——村长家的活好像永远干不完。
周德厚对我的态度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既不夸我也不赶我。但有一件事他从来没说过——他没说过“你别来了”。不但不说，他给我派的活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翻完菜地让我修院墙，修完院墙让我给枣树施肥，施完肥又让我把猪圈的顶子换了。
那些活重不重？重。累不累？累。但我咬着牙全干完了，而且每一样都干得认认真真、有模有样。
有一回我帮他们家修房顶的瓦，周德厚站在下面看了半天，等我下来的时候，他破天荒地递给我一杯水。
“你跟谁学的修瓦？”他问。
“工地上看的，没专门学过。”
他“嗯”了一声，转身走了。但那天晚饭，周婶端上来的菜比平时多了两个，而且全是肉菜。
周晚晴每晚都会在我走的时候塞给我一个饭盒，里面装的是第二天的午饭。饭盒里的菜从来不重样，有时候是红烧肉，有时候是炒鸡蛋，有时候是土豆炖排骨。我知道她不会做饭，这些菜都是周婶做的。但周婶做归做，她主动装进饭盒、塞进我手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一天接一天，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白天在车间里跟锯末和噪音打交道，晚上在周家的院子里跟泥巴和砖瓦打交道。我的手越来越粗糙，脸被晒得越来越黑，但身上的肌肉也越来越结实，整个人壮了一圈。
在木材厂，我很快站稳了脚跟。那台老电锯被我彻底修好了，之后车间里不管什么电器出了问题，老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孙厂长有一次在车间里巡视，专门停下来看我开叉车装卸板材，看了一会儿，对身边的老马说了句什么。后来老马告诉我，孙厂长说的是“这小子是个干实事的人”。
一个月后，试用期提前结束了。孙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从下个月开始按正式工算，一天十五块，另外每个月多加五块钱的电工补贴。我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一个月下来能有四百多块，比我在南方工地上少不了多少。
“好好干，”孙厂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在外头待过四年，眼界跟厂里这些人不一样。往后厂子要扩大，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晚晴，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但她很快又板起脸，学着我的语气说：“还差得远呢，别骄傲。”
我知道她在学谁——她在学她爸。
周德厚那边也有变化。他开始跟我聊天了，虽然聊的都是些不咸不淡的话题——地里的庄稼、村里的杂事、县城的新政策。但他说，我听，偶尔我也能插上几句在南方见过的世面。他听了也不表态，就是点点头，然后端着搪瓷缸子慢悠悠地走开。
有一次我听见他在屋里跟周婶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几句。
“……这孩子确实变了……四年前在地头见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周婶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再看看，不着急。”周德厚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八月中旬，出了一件事。
我弟弟建民从省城回来了，放暑假。他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难得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建民变化很大，说话做事都有了书卷气，跟村里那些粗声大气的后生完全不一样。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饭碗堆得像座小山。
饭桌上建民说了很多大学里的事，说他们学校的图书馆有多大，说他们教授有多厉害，说省城的楼房有多高。我爹听着，脸上带着淡淡的笑，但不怎么说话。我听着，心里既高兴又有点说不清的滋味——高兴的是弟弟出息了，说不出滋味的是，我们兄弟俩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吃完饭，建民到我屋里来，坐在我床上，翻看我枕头边那几本证书。看完了他放下证书，看着我。
“哥，你在木材厂一个月多少钱？”
“四百多。”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哥，我下学期的学费涨了。加上住宿费和书本费，一共要八百多。”
我早就猜到他暑假回来不只是为了探亲。我妈跟我提过一嘴，说建民的学费一年比一年高，家里实在有点撑不住了。我爹不让我动那三万块钱，他自己把烟都戒了，但种地能挣几个钱？就算加上我每个月往家里交的钱，也只够日常开销和我妈的药费，建民的学费确实是个窟窿。
“八百多，”我想了想，“我一个月工资全给你都不够。”
建民低下了头，过了半天才说：“要不……我先休学一年，出去打打工——”
“说什么胡话。”我打断了他，声音有点冲，“你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休什么学？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只管念你的书。”
“可是哥，你也老大不小了，还要娶嫂子——”
“你嫂子那边不用你操心，”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哥我在外面混了四年，这点事还难不倒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李师傅。他在木材厂干了十年，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活计可以介绍，什么活都行，我不挑。
李师傅想了想，说：“你要是真缺钱，城东那边有个砖窑，晚上装窑的活，干一晚给八块。就是累，比厂里的活累多了。”
“干。”我说。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变成了这样：早上六点起来赶班车去木材厂，干到下午五点半下班，在厂里随便扒拉几口饭，骑李师傅借我的破自行车去城东砖窑，从六点半干到晚上十一点，然后骑车回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砖窑的活确实不是人干的。砖坯刚从窑里出来，温度高得能把鸡蛋烫熟，搬砖的时候必须戴厚手套，但即便戴了手套，手心还是被烫得通红。装窑的时候粉尘大得呛人，干一晚上下来，整个人都是灰的，鼻子里、耳朵里、嗓子里全是土。
但一晚上八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二百四，加上木材厂的工资，建民的学费够了。
我瞒着所有人干的。瞒着我爹我妈，瞒着周晚晴，只告诉了李师傅一个人。李师傅劝过我，说这样干下去身体吃不消。我说没事，就干两个月，开学就不干了。
但纸包不住火。
那天是八月二十五号，我记得很清楚。砖窑那边赶一批活，我干到了快十二点才收工。骑车回家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到了头顶，路上安静得只剩下自行车链条咔咔的响声和稻田里的蛙鸣。
我累得眼皮直打架，两条腿蹬车都蹬得发软。到了家门口，我下了车，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
月光下，那个人影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散着，手里拎着一个东西——是那个铝饭盒。
我的睡意一下子全没了。
周晚晴站在我家门口，看着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满脸满身都是砖窑的灰，黑一块白一块的，头发里全是土，手背上烫了好几个水泡，还没来得及处理。
她走了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我的脸。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嘴唇开始发抖。
“赵建国，”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在发颤，“你跟我说你在木材厂上班，你现在告诉我，木材厂是烧砖的吗？”
“你听我说——”
“我不听！”她突然喊了出来，嗓门大得邻居家的狗都叫了起来。她把手里的铝饭盒往我怀里一摔，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你是不是又去外面做苦力了？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很了不起？你以为你是谁？你是铁打的吗！”
我站在那里，怀里抱着那个饭盒，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哭起来的样子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不是那种委屈巴巴的无声流泪，而是愤怒的、激烈的、不管不顾的大哭。
“周晚晴。”我叫她的名字。
“你别叫我！”她抹了一把眼泪，但眼泪越抹越多，怎么也擦不完。她的声音从愤怒变成了哽咽，又从哽咽变成了哀求，“你白天在厂里干一天，晚上去砖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傍晚去木材厂找你，你不在。我问了门卫，门卫说看见你跟李师傅骑着车往城东去了。我又找到李师傅家里，他老婆说你跟老李去砖窑了。”她说到这里，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低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赵建国，你为了那点钱，命都不要了？”
“建民要交学费，”我叹了口气，知道瞒不住了，“八百多，还差三百。我在砖窑再干一个月就够了。”
她愣住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表情变了。她张了张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所以你是为了你弟弟？”
“他考大学不容易，是整个赵家村唯一的大学生。我不能让他因为我娶媳妇就上不起学。”
周晚晴不说话了。她站在那里，月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我看见她的嘴唇在抖，但她的眼神已经不再愤怒了。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转身就走。
我以为她生气了，正要追上去，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明天晚上别去砖窑了。”
“可是——”
“我说别去就别去！”她回过头来，眼睛红红的，但声音已经稳了下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还没上班——”
“我有我的办法，”她打断了我的话，语气跟周德厚一模一样，倔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你只管把厂里的活干好，砖窑的活不许再去了。赵建国，你不心疼自己，我心疼。”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脚步又急又快，转眼就拐过了村口的老槐树。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铝饭盒。打开一看，里面是她包的饺子，还温热着，整整齐齐地码了两排，旁边还塞了双筷子。
那天晚上，我洗了澡，坐在床上吃完了那盒饺子。一个都没剩。
第二天晚上，我没有去砖窑。不是因为周晚晴不让我去，而是因为李师傅死活不肯带我去了。他说昨天半夜周晚晴找到他家里，跟他老婆说了很久的话，具体说了什么他不知道，但他老婆早上跟他说：“人家姑娘哭成那样，你要是再带赵建国去搬砖，你就别回家了。”
“老赵，”李师傅拍着我的肩膀，一脸诚恳，“你这媳妇，厉害。你以后在家肯定没啥地位。”
我只能苦笑。
但我还是为建民的学费发愁。少了一个月砖窑的收入，差了将近三百块。我翻来覆去地想了两天，最后决定去找孙厂长，看能不能预支两个月的工资。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天下午，周晚晴骑着她爸的自行车来了木材厂。
她是直接进来的，门卫都没拦——估计是被她的气势镇住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在满是锯末和噪音的车间里显得格格不入。
“赵建国！”她站在车间门口，喊我的名字。
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停了——当然不是因为她喊了一声，是正好赶上下班。但那一刻的感觉，就好像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只剩下她站在那里。
我关了叉车跳下来，走过去。全车间二三十号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我们。
她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
“七百块，”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拿去给建民交学费。”
我愣住了，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又抬头看着她。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把我爸给我买的那辆新自行车卖了，”她说，嘴角微微翘起来，带着一点得意的神气，“反正我也不怎么骑。而且等我开学上班了，学校有宿舍，用不着骑车了。”
那辆自行车我知道。是周德厚专门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凤凰牌，二十四寸的女士车，天蓝色的，整个周家村独一辆。她宝贝得不得了，每次骑完了都要擦得干干净净。
“你把车卖了，你骑什么？”
“走路呗，”她说得轻描淡写，“我腿又没断。”
我攥着那个信封，嗓子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车间里的工友们安静地看着我们，连平时最吵闹的老马都默不作声。
“别这副表情，”她白了我一眼，伸手整了整我的衣领——那个动作自然得好像已经做了一万遍，“钱又不是白给你的，等你有了再还我。”
“我一定还。”
“那当然，”她哼了一声，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赵建国，你要是再偷偷摸摸去搬砖，我就——”
“你就什么？”
她想了想，板着脸说：“我就告诉我爸，说你欺负我。”
车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她脸红了一下，但还是昂着头走了出去，浅蓝色的裙摆在车间门口的夕阳里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转过身，发现全车间的人都在看着我笑。老马走过来，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拍得我往前踉跄了一步。
“小子，你这媳妇，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当天晚上，我把七百块钱交到建民手里。他问我钱是哪来的，我说是你嫂子卖了自行车凑的。他拿着钱愣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哥，我以后工作了，一定好好孝敬你和嫂子。”
我说你少废话，好好念书就是最好的孝敬。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把那根红绳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姑娘。
我赵建国上辈子是不是修了十辈子的福？
九月初，周晚晴开学了。她成了县一中的语文老师，住进了学校的教师宿舍。上班的第一天，她专门跑到木材厂来给我看她的工作证，上面的照片是刚照的，她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眉眼弯弯。
“怎么样？”她把工作证举到我面前，得意洋洋的。
“好看，”我说，“这照片照得跟明星似的。”
“就你会说话，”她收好工作证，表情认真了起来，“对了，我爸让你周末回家吃饭。”
“回家？”我愣了一下。周家村什么时候变成“家”了？而且周德厚让她来叫我，而不是随便让谁捎个话，这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态度。
“嗯，”周晚晴低下头，嘴角却忍不住地往上翘，“他说，两个多月了，该坐下来好好说说话了。”
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离周德厚给出的三个月期限只剩十多天了。这段日子光顾着上班赚钱和往她家跑，我几乎忘了计算日子。
“赵建国，”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你准备好了吗？”
我看着她，认真地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
周德厚选的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九月初，女儿刚上班，我刚好在木材厂站稳脚跟，建民的学费也凑齐了——所有的事都刚好落定。他选在这个节点让我正式上门吃饭，显然不只是随便吃顿饭那么简单。
我在心里把这两个多月的账算了一遍。
劈了半个月的柴，现在周家院子里码着的柴火够烧一整个冬天。翻了菜地种了萝卜，萝卜苗已经长了一拃高。修了院墙换了猪圈顶子，还给枣树施了肥，那几棵枣树今年挂果比往年都多。她家的电路我也重新走了一遍，原来的电线老化得厉害，有几处接头都烧黑了，再晚点修说不定会出事。厨房里的水管之前一直漏水，我把旧的铸铁管拆了，换了新的镀锌管，现在水龙头一拧，水哗哗的，周婶在厨房里干活再也不用弯腰去水缸里舀水了。
这些活零零碎碎加起来，我自己都记不清到底干了多少。但我每干完一样，周德厚都会过来看一眼。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什么表示都没有，背着手就走。可第二天他派的活就又来了，一次比一次难度大，像是在故意试探我的底线。我没有一次拒绝过，也没有一次敷衍过。修房顶那次摔下来蹭破了膝盖，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干，周婶在一旁看得直念佛，周德厚站在堂屋门口，手里的搪瓷缸子举了半天没喝一口。
他不是没看见。他是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不说。
周末那天下午，我提前在厂里洗了澡换了衣服。白衬衫是新的，皮鞋擦得锃亮，头发也好好梳了。出发前我去了一趟县城的百货大楼，买了两瓶好酒和一条烟，又给周婶扯了一块布料。路过食品柜台的时候，看见有卖奶粉的，想到周婶上次说胃不好，又买了一袋奶粉。林林总总花了将近一百块，是我小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觉得该花。
到周家村的时候天还没黑，村口的大榕树下照例坐着几个老太太。她们现在已经认识我了，看见我就笑着说：“村长的女婿来了。”我脸一热，快步走了过去。
周德厚家的院门开着，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比平时利落了不少。那几棵枣树的叶子被秋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挂在枝头的枣子已经泛红了。廊檐下摆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壶和茶杯。显然是为今天特意准备的。
周晚晴在厨房里帮她妈做饭，听见脚步声就跑了出来。她穿着那件我见过的浅蓝色连衣裙，头发在脑后扎了个低马尾，看起来不像高中老师，倒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她跑过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低头看了看，小声说：“买这么多，你疯啦？”
“应该的。”我说。
“爸，”她回头冲堂屋里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撒娇的味道，“建国来了。”
堂屋里传来周德厚的声音：“进来坐吧。”
语气比两个多月前那声“你来有什么事”缓和多了。我深吸一口气，拎着东西走了进去。
周德厚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面前的桌上已经摆了一盘象棋。他今天也穿得比平时整齐，一件灰色的的确良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手里的东西上停了不到一秒，然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我把东西放在旁边的桌上：“周叔，这是一点心意。”
他“嗯”了一声，没看那些东西，而是把象棋往前推了推。
“先下一盘。”
这已经是规矩了。这两个多月里，我每次来干活，干完了周德厚总要拉着我下一盘棋。从一开始我被他杀得落花流水，到后来慢慢能撑半个多小时，再到现在偶尔能把他逼到墙角。棋局的变化，就像他对我的态度一样，一点一点地松动了。
我坐到他对面，摆好棋子。他执红先行，还是那套老练稳重的路数，每一步都走得滴水不漏。
下了十几步，他忽然开口了。
“这两个多月，你在我家干了不少活。”
“应该的，周叔。”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他走了一步棋，头也不抬，“你白天在木材厂上班，晚上来我这儿干活，周末也来。加起来给你算成工钱的话，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不要工钱，”我说，“这是我自愿的。”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带着考校的意味。
“你图什么？”
这个问题他从来没问过，但我知道他早晚会问。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周叔，四年前晚晴跟我说，让我活出个人样来。她在省城等我四年，我不能让她白等。这两个多月我天天往您家跑，干这些活，不是为了图您点头，是为了让您放心——您把女儿交给我，我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周德厚的手顿了一下，一颗棋子悬在半空中，过了两秒钟才落下去。
“你们年轻人的事，”他缓缓地说，“有时候我这当爹的也看不懂。晚晴在省城四年，那么多条件好的男同学，她一个都看不上，偏偏就记着你。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答应过她的，一定会做到。”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但更多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宠溺和不舍。
“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妈为这事没少跟她吵架，我也劝过她，县城里那么多好小伙子，何必……”
他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杯，重新看着棋盘。
“后来我就不劝了。”
我等着他的下文，心跳得咚咚响。
“因为我这双眼睛还没瞎，”周德厚落下一枚棋子，声音忽然沉了下来，“你这孩子，第一回上门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不是那种耍嘴皮子的人。这两个多月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干活，砖窑的事我也听说了。你弟弟上学缺钱，你去砖窑搬砖，晚晴把自行车卖了给你凑钱——这些事，我一桩一件都看在眼里。”
他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目光里没有了从前的那种审视和考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认可，又像是托付。
“建国，”他头一回没叫我的全名，“当父母的，图的不就是女儿能找个靠得住的人吗？你有手艺，肯吃苦，对她好——这就够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使劲忍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掩饰自己的失态。茶水是苦的，但我喝着却是甜的。
“周叔——”
“还叫周叔？”他挑了挑眉毛，嘴角终于浮起了一丝笑意，“改口吧。”
堂屋的门帘忽然被人掀开了，周晚晴站在门口，身上还系着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锅铲。她的眼眶红红的，显然是站在门外偷听半天了。
“爸……”她的声音哽咽着。
“行了，”周德厚摆了摆手，脸上的笑意更深了，“菜烧好了没有？让你妈多做几个菜，今天家里有喜事。”
周晚晴“嗯”了一声，转身跑回了厨房。跑的时候差点绊到门槛，踉跄了一下，扶着门框才站稳。
周德厚看着她慌慌张张的背影，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丫头，二十多岁了还毛手毛脚的。往后过日子，你可得多担待。”
“周叔——爸，”我改了口，声音有点发紧，“您放心。”
那天晚上的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不是因为周婶做了多少菜——虽然确实做了满满一桌子，红烧鱼、糖醋排骨、土豆炖鸡、清炒豆角、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碗鸡蛋汤。而是因为饭桌上的气氛，跟两个多月前第一次在周家吃饭时完全不一样了。
周德厚让我坐在他旁边，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白酒，五十六度的，他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的那种。周婶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碗里的菜堆得跟小山似的，吃都吃不完。周晚晴坐在我对面，脸一直红红的，低着头扒饭，但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
“建国，”周德厚端起酒杯，看着我，“你爹赵长河那边，什么时候方便？我上门去跟他喝一杯。”
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双方家长见面，商量婚事。
“我爸那边随时都可以，”我说，端起酒杯跟周德厚碰了一下，“他这些年一直念叨着，就等着这一天。”
周德厚点了点头，仰头喝了一口酒，然后放下酒杯，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我碗里。
“行，那就下个周末吧。我跟你婶去赵家村走一趟。”
“好。”
“还有，”周德厚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我，“彩礼的事，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按咱们这边的规矩，彩礼不能少，但我周德厚嫁女儿不是为了钱。你那个存折上的三万块——”
“都留着，一分不动，”周晚晴忽然抢过话头，脸比刚才更红了，“让他留着买房子。”
“你这丫头，”周婶在旁边拍了她一下，笑骂道，“还没嫁出去呢，就帮着他说话了？”
“我说的是实话嘛，”周晚晴小声嘟囔着，“他又不是没钱，他在木材厂一个月挣四百多呢。”
周德厚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指了指周晚晴，又指了指我，说：“行行行，你们俩商量着办。我这当爹的，就不跟着瞎掺和了。”
吃完饭，周晚晴送我出门。走到院子里的枣树下，她忽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
月光洒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得惊人，跟四年前在北坡玉米地里一模一样。
“赵建国。”
“嗯？”
“你做到了。”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最深处说出来的，“你答应我的每一件事，都做到了。”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眼里闪动的光，四年前那片遮天蔽日的玉米地仿佛又浮现在眼前。那个扎着马尾辫、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站在夕阳里问我“你明天还来掰玉米吗”。那个红着脸把铜钱塞进我手心的姑娘，说“你得把自己活出个样子来”。
“因为是你让我做的，”我说，声音有点沙哑，“你让我做的事，我一件都不会忘。”
她咬了咬嘴唇，忽然踮起脚尖，在我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轻得像一阵风，快得像一个错觉。
然后她转身就往屋里跑，跑到门口才回过头来，脸红得能滴出血来。
“周末见！”
说完就钻进了屋里，连门都忘了关。
我站在枣树下，脸上被她亲过的地方还在发烫。秋风从院子里穿过，枣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像在替我欢呼。
我摸了摸脖子上那根红绳，铜钱贴着心口的位置，温热温热的。
赵建国，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
双方父母见了面，我爹和周德厚坐在一张桌子上喝酒。一开始两个当爹的还端着，说话客客气气的。三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我爹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说我八岁就跟他下地干活，说我在外头四年从来没往家里叫过一声苦。周德厚听着直点头，也说了周晚晴小时候的糗事，说她三年级的时候爬枣树摔下来磕掉了一颗门牙，哭着说以后嫁不出去了。
两个老男人喝到最后，居然称兄道弟起来，搂着肩膀唱起了《打靶归来》——我爹是退伍兵，周德厚年轻的时候也在部队待过两年，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一下子亲近了许多。我妈和周婶在旁边看着直笑，又怕他们喝多了，赶紧把酒瓶子藏了起来。
婚期定在了十月二号，国庆节的第二天。日子是周婶找人算过的，说是黄道吉日，宜嫁娶。
从定下婚期那天起，我就觉得时间忽然变快了。木材厂的活照常干，下班了就帮着两家人张罗婚事。周家那边周婶一手操办，赵家这边我妈忙前忙后，两边的亲戚朋友都要通知到，酒席要定，喜糖要买，新房的被褥要置办。每一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心里是甜的。
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周晚晴约我去县城。她说学校发了第一笔工资，要给我买样东西。
我们在百货大楼门口碰的头。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新衬衫，头发剪短了一点，刚好到肩膀，看起来干练又精神。她看见我就笑，露出那一排整齐的白牙。
“发工资了就这么高兴？”我逗她。
“那当然，”她扬了扬手里的工资条，“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她拉着我直奔百货大楼三楼的钟表柜台，指着一排手表，说：“挑一块吧。”
“不用，我有表——”我下意识地去摸手腕，但手腕上什么都没有。那块破旧的电子表是我在南方买的，戴了三年多，上个月在砖窑搬砖的时候表带断了，我一直没舍得修。
“你手表不是坏了吗？”周晚晴看穿了我的心思，“别磨叽了，快点挑。”
我在柜台前站了半天，看着那些亮闪闪的手表，心里既感动又别扭。让姑娘给我买表，这算怎么回事？
“要不我自己买——”我刚开口就被她瞪了回去。
“赵建国，你是不是又想吵架？”她双手叉腰，眼睛瞪得圆圆的，“我的第一笔工资，第一笔！我早就想好了要给你买东西，你让不让我买？”
柜台后面的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看见我们拌嘴，忍不住笑了出来：“小两口感情真好。小伙子，媳妇给你买表是疼你，你就别推了。”
周晚晴冲售货员笑了笑，又转过头来看我，眼神里带着威胁。
我妥协了。
最后她给我挑了一块上海牌的机械表，银色的表盘，皮表带，简洁大方。她亲自给我戴上，左右端详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看，”她说，“跟我爸那块差不多，一看就是正经人戴的表。”
我低头看着手腕上那块表，银色的表盘在百货大楼的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我活了二十四年，头一回戴这么好的表。
“多少钱？”我问。
“不告诉你，”她哼了一声，拉着我往外走，“反正我花得高兴。”
那天我们在县城逛了一下午。去人民公园划了船，在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是那部新出的《秋菊打官司》。巩俐演的，周晚晴看得掉了好几次眼泪，出了电影院还在跟我讨论剧情，说秋菊多么多么不容易。我听着她说话，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平平淡淡的，身边有她，什么都不缺。
傍晚的时候，我们又去了北坡。
不是特意去的，是从县城回村的路上经过，她忽然说想下去看看。我们沿着土路走到那片玉米地边上，地里的玉米已经收完了，只剩下枯黄的秸秆还立在地里，在秋风里沙沙地响。地头上那条田埂还在，跟她四年前坐着发过呆的那条一模一样。
周晚晴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空空荡荡的玉米地，沉默了很久。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摇了摇头，声音有点哑，“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四年前我坐在这里，想着以后会怎么样，那时候心里其实挺怕的。”
“怕什么？”
“怕你不回来，”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光，“怕你答应了又做不到。怕我爸不答应。怕我们之间隔了太多东西——我读了大学，你出去打工，我们会不会变成两个世界的人。”
“那现在呢？”我问。
她看着我，慢慢笑了。夕阳把她的脸照得金黄，跟四年前一模一样的角度，一模一样的温度。
“现在不怕了。”
她往前走了两步，拨开地头枯黄的玉米秸秆，回头冲我招了招手。
“赵建国，你过来。”
我走过去，她忽然蹲下身，用手在地上挖了起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挖了几下，她从土里捏起一样东西——一个锈迹斑斑的啤酒瓶盖。
“你看，”她把瓶盖举到我面前，笑着说，“四年前咱俩最后一次在地头说话，你喝了一瓶啤酒，瓶盖掉在这里了。我当时趁你不注意把它埋进了土里，心想要是四年后你还回来，我就把它挖出来。”
我愣住了，接过那个瓶盖。瓶盖上的铁锈蹭了我一手，上面的商标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但我还记得那瓶啤酒——是县城酒厂产的，五毛钱一瓶，四年前的我买得起的唯一一种。
“你这姑娘，”我攥着那个瓶盖，嗓子有点发紧，“心眼儿真多。”
“那当然，”她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得意地扬了扬下巴，“不留点东西，万一你不回来了呢？”
“我答应过你的，”我把瓶盖仔细地揣进口袋里，认真地看着她，“我说过的话，都算数。”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但她使劲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赵建国。”
“嗯？”
“还有十六天，”她看着我，嘴角弯起来，“十六天后，我就是你媳妇了。”
“嗯。”
“你会对我好的，对吧？”
“会。”
“一辈子？”
“一辈子。”
她点了点头，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肩膀轻轻抖了一下。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搂住了她。她没有躲，靠在我怀里，头顶刚好蹭到我的下巴。她头发上的味道还是那种淡淡的香皂味，跟四年前在北坡玉米地里闻到的一模一样。
太阳落到了山后面，天边烧起了一片火烧云，把整个北坡都染成了橘红色。
我们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村子里的炊烟升起来。
十月二号，天气好得不像话。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空蓝得像刚洗过一样。阳光不晒不冷，刚好暖融融地照在人身上。院子里的枣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枣子，在微风里轻轻摇晃，像是在为这一天特意打扮了一番。
我一大早就被我妈从床上拽了起来。她拿着一套新做的中山装在我身上比划了半天，领子整了又整，裤脚拽了又拽，直到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褶子才满意。我爹难得换下了他那件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军装，穿了一身深蓝色的新衣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哥，”建民站在门口，看着我笑，“紧张不？”
“废话，”我对着镜子整理衣领，手有点抖，“换你你不紧张？”
建民提前请了两天假赶回来的。他走过来，帮我把领子又整了一遍，然后退后一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点了点头。
“哥，你今天真精神。嫂子看见你肯定高兴。”
迎亲的队伍从赵家村出发，我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敲锣打鼓的、放鞭炮的、抬彩礼的，浩浩荡荡二十来号人。李师傅带了木材厂的七八个工友来给我撑场面，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比上班的时候精神多了。老马还专门借了一辆拖拉机，车头上系着大红绸子，车厢里铺了红布，虽然比不上城里人的小轿车，但在我们这一带已经算是顶排场的了。
走到周家村口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村口围了一大群人。有周家村的村民，有周晚晴的学生，还有她从县城赶来的几个大学同学。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新郎来了”，顿时鞭炮声响成了一片，噼里啪啦地震得耳朵疼。
周晚晴站在她家门口，穿着大红的嫁衣，头上盖着红盖头，被周婶和周家的几个亲戚簇拥着。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盖头底下朝我这边张望。
我走到她面前，按照老规矩行了大礼。周德厚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既高兴又不舍，嘴角是笑着的，眼眶却有点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点沙哑。
“建国，我把闺女交给你了。对她好点。”
“爸，您放心，”我恭恭敬敬地给他鞠了一躬，“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的。”
周婶在旁边已经哭得不行了，一边抹眼泪一边笑着说：“行了行了，大喜的日子，都别哭了。建国，快把晚晴接走吧，再磨蹭天都黑了。”
我把周晚晴扶上了拖拉机。她的手隔着红盖头摸到了我的手腕，握住了那块她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停了一下，然后轻轻拍了拍。
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你戴着呢。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起来，锣鼓声和鞭炮声同时炸响，整个周家村都沉浸在一片喜庆里。我坐在周晚晴旁边，她盖着红盖头端端正正地坐着，手却悄悄从盖头底下伸过来，勾住了我的小指。
我也勾住了她的。
拖拉机沿着土路慢慢开，路两边是秋收后的田野，金黄的稻茬一排排地立在田里，像在接受检阅的士兵。远处的山在秋日的阳光下呈现出柔和的黛色，天边的云朵懒洋洋地飘着，好像也在为今天这个好日子高兴。
到了赵家村，又是一轮鞭炮。全村的人都来了，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连墙头上都趴着半大小子在探头探脑地看热闹。我妈站在门口，穿着新做的枣红色褂子，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刘婶扯着大嗓门喊着什么，被人群的喧闹声淹没了，只看见她两只手在空中比划。
拜堂的时候，我和周晚晴面对面站着。喜娘喊了“一拜天地”，我们一起弯下腰。她的盖头随着动作微微晃动，我看到盖头底下一小截白皙的下巴和一点红润的嘴唇。
“二拜高堂。”
我们对着坐在堂屋中央的四位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爹端端正正地坐着，表情严肃，但我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发抖。我妈已经哭得不像样子了，眼泪把脸上的粉都冲出了两道沟，但她还是笑着，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幸福的笑容。
“夫妻对拜。”
我转过身，面对着这个穿着一身红的姑娘。隔着红盖头，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她正在看着我。就像四年前在北坡玉米地里，隔着密密匝匝的玉米叶子，她第一次看向我的那个眼神。
我们同时弯下腰。
“送入洞房！”
鞭炮声又一次响起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红色的鞭炮纸屑漫天飞舞，落在人们的头发上、肩膀上，落在院子里的枣树下，落在新房的窗台上。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一片红色的喜庆里。
闹洞房的人一直闹到半夜才散。
工友们灌了我不少酒，李师傅带头，变着法儿地折腾我，一会儿让我当众说“怎么追到媳妇的”，一会儿让我唱情歌。我五音不全，唱了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跑调跑得连我自己都听不下去，满屋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周晚晴坐在床边，红盖头早就揭了，她一直在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还拿手绢捂着嘴，假装在擦眼泪。
老马最坏，非要我们俩同吃一颗糖。他用一根红线吊着一颗大白兔奶糖，举在半空中，让我和周晚晴同时去咬。每次我们的嘴快要碰到糖的时候，他就把线往上一提，我们俩的脸就差点撞在一起。闹了五六回，满屋子的人笑得直不起腰来。周晚晴的脸红得比嫁衣还红，但她一直在笑，眼角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
最后是我趁老马不注意，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把糖抢了下来，塞进周晚晴嘴里。她含着糖，偷偷瞪了我一眼，但眼神里全是甜。
直到凌晨一点，最后一批闹洞房的人才意犹未尽地散了。建民在门口帮我送客，把几个还想继续闹的小伙子连推带拽地请了出去。临走的时候，建民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挤了挤眼睛，然后把房门从外面轻轻带上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红烛还燃着，烛光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窗户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字，被烛光一照，红得透亮。床上的被褥是新的，大红的缎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枕头也是新的，并排放在床头。
周晚晴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又松开，绞在一起又松开。她的大红嫁衣在烛光下像一团温暖的火，衬得她的皮肤白得发光。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闹洞房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场，不觉得什么，现在忽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心跳反而快了起来。
“累不累？”我问了一句废话。
她摇了摇头，还是低着头。
“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我站起来去拿暖壶。
“不渴。”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羞涩。
我又坐了下来。红烛爆了一个灯花，发出“噼啪”一声轻响。院子里传来最后几声狗叫，然后彻底安静了。
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脸还是红的，但声音稳了下来。
“赵建国。”
“嗯？”
“把你的手给我。”
我把右手伸过去，她握住我的手腕，翻过来，看着我的手心。我的手掌上全是茧子，厚厚的一层，在虎口和指根处尤其明显。那是四年打工、两个月劈柴和搬砖留下的印记，每一块茧子都硬得像皮革。手心还有几道淡淡的疤痕，是上个月在砖窑被烫的，新长的皮肤颜色还浅着。
她的手指轻轻划过那些茧子和疤痕，一下，又一下。她的指尖凉凉的，滑滑的，触感跟这些茧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疼吗？”她问。
“不疼了，”我说，“早就结痂了。”
她不说话了，低着头看着我的手，睫毛轻轻颤动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开口。
“四年前在玉米地里，你说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我，”她的声音很轻，但说得很慢，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一个人配不配，不看他的出身，不看他有多少钱，看他是不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赵建国，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说到做到的人。”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我使劲忍着，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涌了上来。我别过头去，用手背抹了一把眼睛，不想让她看见。
但她看见了。她伸出手，轻轻把我的脸扳回来，看着我的眼睛，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以后不许再说什么配不配的话，”她说，声音有点哑，但语气很认真，“我们是夫妻了。夫妻之间，没有谁配不上谁。”
我点了点头，嗓子堵得说不出话来。
她忽然笑了一下，伸手擦掉了我眼角没抹干净的泪痕，动作很轻很柔，跟她这个人一模一样。
“好了，别哭了，”她说，语气忽然变得俏皮起来，“新郎官哭成这样，传出去多丢人。”
“我没哭。”我嘴硬。
“行，你没哭，”她笑得更开了，“是红烛熏的。”
夜深了。
院子里彻底安静了下来，连秋虫的叫声都歇了。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床前的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银线。
我握着她的手，她靠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从北坡的玉米地，到县城的百货大楼，再到今夜的红烛和双喜字——这条路走了四年，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赵建国。”她迷迷糊糊地叫我的名字，声音带着困意。
“嗯？”
“明天早上我想吃油条，你早点起来去买。”
“好。”
“还有豆浆，要甜的。”
“好。”
她的头从我的肩膀上滑下来，靠在了我的臂弯里。呼吸渐渐均匀了，睫毛不再颤动，脸上的红晕还没有完全褪去。烛光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
我低头看着她熟睡的脸，想起四年前北坡的黄昏。那时候她还扎着马尾辫，碎花衬衫被风吹得鼓鼓的，站在夕阳里问我：“赵建国，你明天还来掰玉米吗？”
来了。不光是明天，是以后的每一个明天，我都会在。
外面的月光很亮，透过窗户洒进来，洒在红烛上，洒在双喜字上，洒在她安静的睡颜上。
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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