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认得那个箱子。
二十年前，我在县果品厂当会计，每年入冬都经手发出去上千箱这种橘红色瓦楞纸箱，箱侧用油墨印着“北山蜜橘”四个字。最近几年这箱子早绝迹了，厂子十年前就破产清算，连仓库都推平盖了商场。
可现在它就摆在我家门口，用透明胶带缠得严严实实，胶带上贴了张快递单，寄件人地址潦草地写着“北山镇老宿舍”，没留姓名，收件人确实是我。我蹲下来看单号，找半天没找到寄件日期，仿佛这箱子是从二十年前直接邮过来的。
我敲门问对门，说是下午放那儿的，一个戴草帽的老头放的，放下就走，多一个字没说。
箱子很沉，我抱起来掂了掂，里面有东西在滚。我耳朵贴上去听，不是橘子是什么，就是橘子滚在纸板上的闷响。可我心里打了个结，因为我知道北山蜜橘那个品牌早没了，就算有，也不是这个箱子。
老宿舍，是果品厂当年的职工大院，三层筒子楼，早该拆了。而会从那里给我寄东西的，只剩一个人。
周秀兰。
我后脊梁一阵发紧。二十年了，我跟她断交二十年，谁也没找过谁。最后一次见面是厂庆那晚，她在宿舍楼下的路灯底下指着我鼻子骂，说我心是石头做的，说我害得她一辈子都翻了篇。我当时没回嘴，就那么站着，看她骂完了转身走，背影消失在楼道里。后来听说她辞职下海，再后来听说她男人跑了，再后来就什么消息都没了。
箱子在茶几上放着。我切开胶带，翻开盖子，一股橘子香气扑上来，很冲，是熟过头的甜腻。满满一箱北山蜜橘，个头匀称，皮色橙红，拿起来端详，竟然没有一只有干斑或霉点。我掰开一只，汁水溅出来，甜得发齁。这橘子不对劲，不是市面上现在该有的味道——太浓了，浓得像是用香精泡过。可果肉咬下去又是真的。
我数了一遍，整整四十八个，码得整整齐齐，每层八个，共六层。第四层中间空了一个位置，像被人抽走了，拿什么垫了一下，垫的是一张对折的旧报纸。
报纸是二十年前的《北山晚报》，日期正好是厂庆第二天。头版边栏一条小新闻被我一眼扫到：“果品厂仓储区夜间火情疑人为，损失轻微”。我捏着报纸愣了好几秒，这张报纸我见过，当年厂里贴公告栏贴了一礼拜，说火灾是电线老化，怎么到了这份报纸上写的却是“人为”？
我把报纸翻过来，背面没有任何留言，没有字条，没有信。这就是个橘子箱，加上一张旧报纸，没有别的了。
我坐在沙发上咬橘子，咬到第三个，忽然觉得嘴里有异物。吐出来一看，是片指甲盖大小的白色塑料片，光滑，半透明，上面有很小的烫字，被汁水泡得有点糊，但我认得出其中两个数字：23。
橘子里有东西。
我掰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十个，什么也没有。第十七个，我又咬到了——这次是颗黑色的纽扣，四眼，男式外套上常见的那种，洗得发白，扣眼边缘磨出了毛边。我把它搁在茶几上，盯着看了半晌，脑子里什么也抓不住。
然后我把橘子全倒在桌上，一个一个捏。捏到第三十二个，手感不对，果皮下面有一小块硬邦邦的凸起。我用刀划开，里面嵌着一张叠成小方块的塑料纸，展开是手掌大小，透明，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很用力，甚至把塑料纸都划出了凹痕：
“你走那天，他在后山埋了一袋东西。别让人知道。”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我心跳忽然快了半拍。这个“他”指的是谁，我差不多能猜到。可问题在于，这话是谁写的。周秀兰寄来的橘子，里面藏着她写的字条，写的内容是关于另一个人的秘密。可她为什么要告诉我？我们二十年没说过话了。
我把字条翻过来，背面干干净净。我用指甲刮了刮字迹，圆珠笔的油墨已经渗进塑料纸里，至少写了好几年。不是新写的。那我今晚收到的这箱橘子，到底是她什么时候封好的？
越想越不对。我拿手机拍了箱子、报纸、纽扣、字条，存进加密相册。然后把橘子重新装回去，把该放的东西都放回原处，胶带我没法复原，就先敞着盖子搁在阳台。
晚上十一点，我躺在卧室里翻来覆去。后山，他埋的东西。二十年前我走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厂庆第二天一早我就坐大巴离开了北山镇，连宿舍钥匙都是托门卫转交的。那天下了雨，后山那条土路全是泥，谁也走不了。他不可能去后山。
除非，他说的是另一天。
我坐起来，翻手机相册，找到几年前回老家时拍的一张老照片——1998年厂区航拍图，是从厂史资料上翻拍的。后山那块我放大看，山坡上有片小松林，林边有个不起眼的低洼地。我记起来了，厂里老人都叫它“老窖”，以前是堆放废弃包装的地方，后来填平了。
我盯着那片模糊的像素看了很久，忽然想到一个细节：厂庆前三天，我跟他吵过一架，吵完他把一件外套摔在桌上走了。那件外套我一直收在我宿舍柜子里，后来走的时候太急，没带。那件外套上的纽扣，就是四眼的，黑色，洗得发白。
我胃里翻了一下。
凌晨十二点四十，门铃响了。三声，短促又轻，像是怕惊着谁。
我站在门后犹豫了两秒，从猫眼望出去。门外站着的是对门那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姓林，做设计的，平时作息没个准，这个点倒是他遛弯回来的时间。可他手里捧着那个橘红色箱子，箱子口用透明胶重新封上了，封得歪歪扭扭。
我开了门。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姐，你白天送我的橘子，我吃了一个，太甜了，甜得我牙疼。剩下的我想着还是还给你，太多了我也吃不完。”
他边说边把箱子搁在门口地上，人往后退了半步。我低头一看，注意到箱子底层纸板有一处鼓起来，像是下面垫了什么东西。他没走，站在那儿看着我，表情有点怪，犹豫了一下才又说：
“姐，我不是故意翻你东西，但那个箱子底层……我搬的时候掉出来一张纸，我捡起来看了一眼。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递过来，然后退了一步，转身进了自己家门，门咔嗒一声关了。
我站在门口，手指把那层纸展开。
是半张化验单，抬头被撕掉了，只留下面一小块表格区域。上面打印着一行日期——2003年11月——和两行手写的字。第一行是：“取样部位：肝组织”。第二行是：“结论：符合长期接触苯类化合物所致改变”。
下面还有一个潦草的签名，我认得那个签名。二十年前，果品厂医务室老刘的笔迹。
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家客厅的挂钟，凌晨一点零三分。箱子还在门口搁着，我把它搬进来，放回茶几上。我撕开林封的那道胶带，翻开底层纸板。纸板下面确实垫着东西。
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的旧信，共七封，收件人全是周秀兰，寄件地址都是北山镇果品厂，可寄件人那栏，填的是他的名字。
而我认识他的笔迹。
那捆信的最上面压着一张照片，彩色，已经泛黄。照片里是厂区后山那片松林，老窖那个位置。照片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和橘子里的字条笔迹一样：
“1998.6.17，雨。他埋了。我看见了。”
日期下面接着写：
“他不知道我看见。”
我捏着那张照片，指尖发麻。1998年6月17日——那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厂庆是11月。我翻遍了记忆，也想不起那天发生了什么。
可我想起一件事，周秀兰辞职的日子，是1998年6月19日。
第2章
我翻开了最上面那封信。
信纸是厂里印的那种横格稿纸，抬头印着红色“北山县果品厂”字样，边角已经发脆。他的字我还是认得，一笔一划都带点往左斜的弧度，写得慢，像是每一个字都犹豫过才落笔。
信的开头写的是“秀兰同志”四个字，公事公办的口吻。可往下读了几行，我心口慢慢紧了。
“关于你上次提出的调岗申请，经厂部研究暂不予批准。你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但生产调度岗位需由熟悉仓储流程的人担任，你去年才从后勤转过来，还需积累。”
这封信写于1997年3月。我算了一下，那是周秀兰从后勤调去生产调度岗的第五个月。她在后勤干了六年，忽然被调走，当时厂里传过一阵闲话，说她跟领导关系不一般。但我从来没信过。周秀兰那个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裙带关系这种事她做不出来。
可我没想到她主动申请过调岗。
第二封信是同年的6月，内容更短了。“秀兰同志：关于你反映的仓储区夜间作业异常情况，厂部已安排值班人员加强巡查。但希望你注意工作方式，不宜在公开场合议论未经核实的问题。”
异常情况。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
1997年那会儿，果品厂表面还风平浪静，只有仓库那边的老工人私下嘀咕，说半夜听见后山方向有卡车发动机声，但厂区大门晚上九点就落锁了。我当时在财务科，月底做账忙得昏天黑地，谁跟我说这些我都嗯嗯啊啊应着，没往心里去。现在回想，周秀兰那时候已经在查了。
第三封信写于1997年11月，语气明显冷了下来。
“秀兰同志：你连续三次缺席车间调度会议，厂部认为你当前的工作态度已不适合继续担任调度岗。经研究，拟将你调回后勤，等待另行安排。希望你配合。”
后面附了一段手写的补充，是他自己的笔迹，但不像信正文那样工整，像是临时添上去的：“有些事你管不了。别查了。”
这四个字出现在一张厂部公函上，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公函从拟稿到签发要走三道程序，他一个办公室主任，绝不可能往正式文件里夹带私货。除非这封信从头到尾就不是正式发出去的。
我翻到信封，邮戳确实是97年11月，寄出地址是厂办，收件人是周秀兰在厂区外的租住房。这封信是走邮政寄的，不是厂内公文流转。那这封信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他在用私人渠道给她传话，但用的却是厂部信纸，冒充公函。
为什么？因为怕被人看见？
我把那封信放下，心里翻上来一个画面。1997年冬天，有一天我去厂办送报表，推门进去看见周秀兰站在他办公桌前，两个人离得很近，她手里攥着什么东西，他一只手按在她手腕上。看见我进来，两个人都弹开了。周秀兰脸是白的，他低头翻文件，什么都没解释。我当时以为是他们俩私下有事，识趣地退了出去。
现在我才知道，她手里攥的，是这东西。
第四封信的日期跳到了1998年3月。
“秀兰：你问我的那件事，我不能说。但你记住一句，后山的东西不要碰。不管谁让你去，你都不能去。这是我最后一次劝你。”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厂部公章。就一张横格纸，折了三折，连信封都没有。我捏着这张纸，感到纸面有些凹凸不平。借着台灯翻来覆去地看，才发现背面有一小片压痕，像是写字的时候底下垫了什么硬物，笔尖透了过去。压痕隐隐约约能拼出半个轮廓，像是三个数字：4-2-7。
427。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果品厂仓储区一共有四栋库房，编号从1到4。4号库是最后面的那一栋，挨着后山坡。而427，是4号库第二十七号货位。那个货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有一年盘库，那里堆的全是旧包装物——回收的木板箱、碎纸板、报废的打包带，全是没人要的破烂。
谁会往那里埋东西？
我的视线落在茶几上那张照片上。照片里后山松林的那个位置，老窖。老窖就在4号库背后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信我看完了四封，还剩三封。但我忽然不想继续翻了。手指头搁在第五封信的封口上，有个声音在脑子里说：你看了第一封就知道了太多，再看下去你今晚别想睡了。
可我还是撕开了。
第五封信很短，只有三行，字迹很乱，像是赶着写的：
“1998.6.17，雨。今天下午后山我看见了，你也在对不对？别回信。这封信你收着，不要给任何人看。如果哪天我出事了，这箱东西会有人送到你手上。”
日期是1998年6月18日。他写的。也就是说，6月17日那天下午，他和周秀兰都在后山。他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他用一封信承认了这件事，等于把把柄递到她手里。
可他不知道的是，周秀兰也拍下了那张照片。
我拿起那张后山照片，翻到背面，再看那行字：“1998.6.17，雨。他埋了。我看见了。”下面那句“他不知道我看见”，是她后来写上去的，因为墨水颜色比上面深一点，是蓝黑，上面那行是纯蓝。
她拍完照片，又回来在背面补了一句话。什么时候补的？不知道。但可以确定，她从头到尾都没让他知道自己手里有这张照片。
然后6月19日她就辞职了。三天之内，她收拾东西走人，什么都没往外说。
那三天里发生了什么？
我把剩下的两封信全拆了。第六封信没有日期，上面只有一段话，没有开头称谓，直接就是正文：“箱子底层的东西你一起带走。别回北山镇了。他答应了会处理好，但我不信他。只有你能看着。”
落款是他。这一封明显不是给周秀兰的。因为这句话的语气，是在托付一个人去“看着”另一个人。看着谁？
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信。信纸右下角有一个极淡的铅笔小字，像是随手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外地的。我拿手机搜了一下，那个区号对应的是省城。
周秀兰辞职后去了省城。这封信，是写给她的，让她带着“箱子底层的东西”一起走。而那箱东西，就是我此刻手里这捆信，压在二十年后一箱橘子的纸板下面。
也就是说，当年周秀兰离开北山镇的时候，身上就带着这些东西。而她一直留到了现在。留到了她决定寄给我的这一刻。
第七封信是空白的。
信封是完好的，封口糊得严严实实，可拆开之后里面只有一张白纸，没有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把纸对着台灯照，没有水印，没有压痕，没有任何隐形痕迹。这就是一张空白稿纸。
但信封上的收件人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出现在周秀兰保留的最后一封信上。信封是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封信她写好了，但没有装进去，或者装了又取走了。她寄这箱橘子的时候，把这封空信放在了最底下，压在所有东西上面，像一封遗书封面上只写了名字，内页却还没来得及落笔。
我在沙发上坐了不知多久，抬头看钟，凌晨两点十一分。
忽然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归属地显示省城。内容只有一行字：
“橘子能吃，别怕。但那张化验单，你别让第三个人看见。”
我瞳孔一缩。这是周秀兰的号码。她用的名字是她当年离开北山镇时换的那个，我知道，因为五年前我妈在菜场碰见过她一次，回家跟我说了。
我回拨过去，响了一声就被挂断了。再打，关机。
我攥着手机走到阳台，风灌进来吹得橘子箱里那张旧报纸掀了个角。我压住报纸，忽然发现报纸反面还有一行字，是有人用铅笔写的，特别轻，像是怕留下痕迹，只在边栏空白处压了一小行：
“4号库有人，凌晨三点。”
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的钟。两点十七。
距离凌晨三点，还有四十三分钟。
第3章
四十三分钟。
我站在阳台，风把那张旧报纸吹得啪啪响，铅笔字在路灯余光里忽明忽暗。四点库、凌晨三点、有人。这三个词连在一起，像一根针扎在手指上，不疼，但让人浑身发紧。
我不知道这条信息是谁留的，什么时候留的。它压在报纸反面边栏，跟那则火情新闻在同一个版面上，我第一遍翻的时候完全没发现。这行铅笔字比报纸上所有的印刷体都淡，像是写字的人特意控制力道，生怕透到正面去。可它偏偏就出现了，在这个时间点，在我拆开第七封信之后。
我回到客厅，把那捆信原样塞回纸板下面，箱子重新盖上，然后换了双鞋，拿上钥匙和手机，出了门。
电梯下行的时候我盯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脑子在转几个并行的问题：第一，写这行字的人是谁？整箱橘子从寄出到送达，经过了多少双手？周秀兰不可能自己跑到北山镇来送，她托了人，那个戴草帽的老头。老头把箱子放到我家门口就走了，橘子我送了一半给林家，林家又退回给我，我才发现底层的东西。那报纸上的铅笔字，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周秀兰装箱的时候就写了，还是中间某个人加了进去？
第二，四点库凌晨三点有人——这个“有人”指的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如果指的是现在，那送橘子的人很可能算好了时间，让我今晚看到这条信息，然后逼我做出反应。可如果是二十年前，那他留下的就是一个警告：四点库那个时间段不安全，别靠近。
不管哪一种，我都必须先去一趟北山镇。
凌晨两点半，我打了车。县城到北山镇四十分钟路程，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看我半夜出门也不多问，只说了句“镇上那个方向路不好走”，就闷头开车了。路上我靠在后座闭眼，可一闭眼就看见那捆信、那张化验单、那片松林。我睁开眼，掏出手机翻相册里那张航拍图，四点库在老照片上只是个灰色方块，挨着山坡线，后面就是老窖那片低洼地。1998年航拍图上那片地还是裸露的黄褐色，没有植被覆盖，说明当时那里确实刚被翻动过。
车停在了北山镇老街口。我付了钱下车，司机调头走了，尾灯消失在镇口的雾里。
北山镇这两年比我记忆里更荒了。镇上的路灯十盏灭七盏，果品厂那一片黑得尤其彻底，连围墙都拆了大半，只剩几截断墙戳在荒草里。我从老街绕过去，穿过一片废弃的职工菜地，鞋底踩碎了一层霜，咯吱咯吱响，在夜里特别刺耳。我绕到厂区后门的位置，那里原来有一道铁栅栏，现在只剩两根门柱。
四点库就立在坡底下。
我站在大概五十米外的地方看过去，库房的轮廓在月光底下灰蒙蒙的，顶棚塌了半边，墙体倒是还在，红砖裸露，窗户全没了，剩下一个个黑洞洞的方口。库房门是卷帘的，半拉着，底下离地大约三十公分，刚好够一个人钻进去。
我看了看手机，两点五十二分。
那个写铅笔字的人说的凌晨三点，还有八分钟。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站在这儿干等显然不是办法。我绕到库房侧面，贴着墙根走，碎砖和玻璃碴子硌着鞋底噼啪响。侧墙有一扇窗，窗框锈断了，我伸手扒住窗台往里探了一下，里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有一股气味涌上来——铁锈混着某种化学品的刺鼻甜味，跟橘子箱里那种熟透的甜腻有点像，但更涩。
我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化验单上写的，“长期接触苯类化合物”。苯的工业用途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溶剂，用于调配某种涂料。而果品厂在九十年代末期，曾经短暂上马过一个果蜡喷涂项目，给出口蜜橘表面打一层食用蜡，用来保鲜。那个项目上了不到半年就停了，据说是设备不合格。
可如果用的是工业苯溶剂配的蜡呢？
我松开窗台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碰到一块松动的砖。砖翻了一下，露出底下一角白色塑料。我蹲下来扒开浮土，塑料越露越大，是半截编织袋的残片，上面印着模糊的字：“XX化工，苯类溶剂，工业级。”
下面一行出厂日期：1998年3月。
我用手机拍了照，把编织袋塞回砖底下，抬头看了一眼库房门的方向。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声音。
卷帘门底下那条缝里，有东西在响。细微的摩擦声，像有人穿着塑料鞋套在水泥地上轻轻挪步。我压住呼吸，往侧面挪了两步，贴着墙根转到库房正面，从一根倒掉的电线杆后面探出半张脸。
库房门口那条缝里，伸出来一只手。
手是老年人的，皮肤松垮，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塞满黑泥。那只手扒住卷帘门底沿往上抬了一下，门哗啦响了一声，抬高了十几公分。然后一颗脑袋从底下钻了出来，戴着一顶旧草帽。
就是这个老头。下午放橘子的那个。
他钻出来站直，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月光照在他脸上，我认出了那张脸——虽然老了二十岁，下巴的轮廓没了，颧骨塌了，但那双眼睛我认得。当年果品厂传达室的老赵，赵守义。他今年应该快七十了，居然还活着。
他没往我这边看，低头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手电筒，打开，往四点库门里照了一下，然后又关掉。他在找东西，或者确认东西还在不在。我屏住呼吸看他的动作，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黑乎乎的，巴掌大小，蹲下身塞进了卷帘门底下的缝里。塞完站起来，转身朝后山那条土路走去，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这条夜路他走过无数遍。
等他消失在松林边缘，我才从电线杆后面出来，走到库房门口蹲下。卷帘门底下那个位置，他塞了一包东西，用黑色塑料袋裹着，扎了口。我拿起来掂了掂，不重，里面像是一沓纸。
我犹豫了一秒，拆开了。
里面是两样东西。一本旧工作证，封皮是深蓝色塑料壳，印着“北山县果品厂”金字，翻开内页，照片栏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脸很年轻，但我一眼认了出来——是二十年前的他。名字那一栏被黑色马克笔涂了，涂得严严实实，一个字也看不见，但职位栏还留着：“办公室主任”。下面有钢印，是厂部的章。
第二样东西是一张纸，叠成四折。我展开，上面是手写的几行字，字迹苍老，用了很大力气才写成，有些笔画在哆嗦：
“小许，你来了就好。箱子里的东西你都看了吧？有些事我活着的时候说不出口，只能写成这样放这儿。四点库底下一米五深的地方，刨开就知道了。别告诉任何人。也别怪我让你掺和进来，实在是没人了。”
落款是：老赵。
我蹲在夜风里，手里攥着那页纸，后颈出了一层冷汗。老赵的意思是，四点库底下埋着东西，让我去挖。可他为什么不自己挖？他刚才从库房里出来，分明是进去确认过什么，出来之后才把这包东西塞到门底下等我来拿。
他知道我会来。那条铅笔字是他写的，他知道我看到之后一定会来北山镇。他算准了时间，把东西提前放进了库房，然后从里面出来，假装他刚刚在查什么。可他在库房里到底干了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卷帘门边上，试着往上抬了一下。门很沉，但我使了把劲还是掀起了半人高。我弯腰钻了进去。
库房里比外面更冷。地面是水泥的，积了厚厚一层灰，手电筒照过去能看到清晰的脚印——老赵的，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深处，然后又折回来。脚印在一个位置停了，那儿的地面有一块颜色跟周围不太一样，水泥偏深，像是后来修补过。
我蹲下来用手电照着那块补丁，大概一米见方，边缘还有凿痕。我拿钥匙在水泥面上刮了一下，面层很薄，底下是松的，一刮就掉渣。这块地面被翻过，又用一层薄水泥盖上了，盖的时间不会太久，水泥边缘还没完全风化。
老赵让我挖的就是这儿。
可我手里没工具，夜也深了，想挖也得等天亮。我把那包东西重新裹好塞进外套内袋，退出了库房。外面月亮已经偏西，后山那片松林黑沉沉地压着坡顶。
我往镇口方向走了十几步，忽然听到身后很远的地方，后山方向传来一声闷响。像什么重物倒地的声音，又像一扇门被风猛地拍上了。
我停下脚步回头望。松林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但老赵刚才走的那条土路上，好像有影子一晃而过，又不见了。
我掏出手机想打老赵的电话，翻通讯录才发现我没有他的号。我唯一能联系的人，是周秀兰。我再次拨过去，还是关机。
可这次，两秒钟之后短信进来了。同一个陌生号码，只发过来五个字：
“水泥底下，有骨头。”
第4章
我站在镇口那截断墙后面，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那五个字在视网膜上烧出一个洞。
水泥底下，有骨头。
周秀兰这条短信，比老赵的纸条更短，但刀子更锋利。它直接把"埋了东西"这个模糊的说法劈开了——不是文件，不是证物，是骨头。人的骨头。
我攥紧手机，指甲掐进掌心。北山镇半夜的冷风从领口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一个念头不受控制地浮上来了：如果那底下埋的是人的骨头，那他二十年前在后山埋的，到底是什么？
退一步想，老赵说"刨开就知道了"，周秀兰说"有骨头"，他们两个都知道那里有东西。但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老赵让我挖，是让我亲眼看见；周秀兰发这条短信，是提前给我一个心理准备。可她在把关机状态下怎么知道我到了北山镇？怎么知道我刚从库房里出来？
除非她一直看着。
我猛地抬头扫了一圈四周。镇口的破房子、断墙、野地里的枯树，都黑漆漆地杵着，风刮过荒草窸窸窣窣。没有人影。但那种被盯着的感觉像一根细铁丝缠在后颈上，越勒越紧。我快步往老街方向走，走到有路灯的地方才停下来，后背贴着电线杆喘了口气。
我必须想清楚现在手里有什么，缺什么，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有的：老赵给的旧工作证，纸条，周秀兰的短信，那捆信，那张化验单，后山照片，纽扣，塑料字条。看起来很多，但没有一样能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每一样都是碎片，像打碎的瓷碗被不同的人各捡了一块，拼在一起才能看出原来的形状。
我缺的：第一，水泥底下到底埋了什么。第二，老赵和周秀兰之间的关系。第三，当年那场火到底怎么回事。第四，他在整件事里扮演的角色。第五，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是现在？二十年了，为什么偏偏在今年冬天，这箱橘子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站了一会儿，拨了一个电话。响了六声对面才接，声音沙哑带着起床气："谁啊……"
"妈，是我。"
我妈在那头咳了两声："几点钟了你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我问你一件事，五年前你在菜场碰见周秀兰，她跟你聊了什么？你原话跟我说。"
我妈沉默了两秒，大概是在回忆。"也没聊什么……她看见我主动过来的，问了你两句，问你在哪儿上班，成家了没有。我说了，她就点点头。后来她忽然问了一句，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得过肝炎，我说没有啊，身体好着呢。她说那就好，就走了。"
"就问了这个？"
"就这个。怎么了？"
"没事，妈你睡吧。"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某根弦被拨了一下。她问我妈我小时候有没有得过肝炎——为什么问这个？化验单上写的是"肝组织符合长期接触苯类化合物所致改变"，那是我吗？不对，日期是2003年11月，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北山镇了。可如果是另一个人呢？如果那张化验单上撕掉的抬头，原本写着别人的名字呢？
我蹲在路灯底下翻开手机相册，把那张化验单照片放大。表格那一栏，"取样部位：肝组织"，后面有一行小字被打印的墨迹遮了一部分，我把亮度调到最高，隐约能看出几个字母的尾部：—i，—an。一个人名的结尾部分。如果全名是三个字，中间那个字被完全遮住了，只剩首尾。
我又翻到工作证那张照片，内页的钢印底下一排编号，我认出了厂部档案室的格式——年份加序号。1998年的编号是98开头的，而工作证上的编号是97开头的。他是1997年入的职？不对，他来果品厂比这早，95年就调过来了。那这本工作证不是他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被涂了，但编号暴露了年份。
97年入职果品厂的人，我能想起几个？那年厂里招了一批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张脸，年轻，话少，跟在老赵后面学做仓库台账，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叫什么来着？姓刘？不对，姓陈？也不对。那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姓很特别，姓佘，佘建明。
佘建明。1997年春天来的，1998年夏天走的，走的时候说家里有事要回老家，后来再没人见过他。厂里办离职的时候手续走得特别快，连工资结算都没拖，财务科经手的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因为厂里辞退人从来没那么痛快过，通常是压着工资拖你半个月。可他那次，上午递的辞职报告，下午就拿到了结算单。
我当年没多想。现在回想，一个人来了一年多，走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送行，连宿舍都没来得及收拾——他走之后我去清点过办公室钥匙，他桌斗里还有半包烟和一只没洗的搪瓷杯。
我把那只纽扣从口袋里摸出来。四眼，黑色，洗得发白。佘建明的外套就是黑色的。厂庆前两天我们几个在食堂吃饭，我记得他穿着那件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
可这件外套后来在他那儿。
我合上手机，站起来。天边还是黑的，离天亮至少还有三个小时。我不能等。老赵放完东西就走了，短信里的"骨头"像一根引线，再拖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我转身往厂区方向走，走回四点库。这次我带了准备——在路边废弃工棚里找到一把铁锹，铁锹头锈得厉害，但锹刃还能用。我到了库房门口，弯腰钻进去，手电照到那块水泥补丁上。我蹲下身，用锹尖沿着补丁边缘凿了一圈，水泥面碎裂开来，底下是松软的填土，跟周围踩实的地面完全不一样。
我一下一下往下挖。土很潮，挖了大概半米深的时候锹尖碰到了一个硬物，发出闷钝的声响。我放慢速度，用手扒开周围的土，露出一个角。灰白色，曲面，上面沾着泥。
骨头的弧度。
我手抖了一下，锹掉在地上。我跪在坑边用手一点点拨开那层浮土，那个物体越露越多。不是一整块，是碎了的，断口不平整，像被什么钝器砸过。我拨开表面最大的那块，底下压着一个东西——一个塑料文件袋，密封口的，黄色，老式的那种，用透明胶在封口缠了两圈。
我把它捞上来，用力撕开封口，里面是一沓纸。最上面是一份手写的记录，字迹工整，带着一种认真到近乎刻板的笔触：
"1997.8.14，四点库夜班，听见后山方向有重型车辆进出，时间凌晨两点左右。次日检查四点库地面，发现新鲜碾压痕迹，位置靠近北墙。上报厂部，无回应。"
下面还有：
"1997.9.3，再次发现凌晨车辆活动。这次我在后山路口蹲守，看到一辆蓝牌货车从仓库方向驶出，遮了牌照。跟了一段，对方发现了我，加速离开。记下车型：江淮，蓝色，车斗有篷布。上报厂办，三天后被通知调岗。"
我看了一眼落款，佘建明。字是他的，我认得那个人的笔迹，跟他登记考勤时写的一模一样。
我往后翻，下面还有更多页，日期一直延续到1998年5月。最后一页写着：
"1998.6.16，明天最后一天。他们让我签了保密协议，给了两个月工资。我不走不行了。但这些东西我留下来了，放在四点库地板底下。如果有人翻到，记住一件事：四点库北墙外面，挖下去还有。我亲眼看见他们往里面放的。"
地下埋的，不止这一处。
我攥着那沓纸跪在坑边，后脑勺一阵一阵发麻。佘建明说"他们"，是复数。他说"亲眼看见"，说明他已经知道了真相，而他们让他走，给了封口费。
可他还是留了东西。
我忽然想起那场火——厂庆第二天仓库那边的火情，报纸上写"损轻微"，可如果烧的就是四点库呢？如果老赵和他是趁火之后，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了别处，或者干脆用新水泥盖住了？
我把文件袋塞进外套，站起来，手电扫了一圈库房内部。北墙就在我左手边，水泥墙面坑坑洼洼，墙角堆满了碎砖和垃圾。我走过去用锹拨开那堆垃圾，露出墙面底部的踢脚线。有一块砖跟周围的颜色不太一样，稍浅，边缘有新鲜的水泥痕迹——最近被人动过。
我拿锹把那块砖撬了出来。砖后面是个洞，不大，刚好塞进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是旧式的，圆形的，上面印着牡丹花图案，锈迹斑斑。我把它拿出来，盖子卡得很紧，我用力掰开。
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厂庆合影，1998年11月的那张，果品厂全体职工在老办公楼前拍的。我翻到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圈了一个人——站在第二排最右边，戴着草帽，低头，脸被帽檐遮了一半。旁边写着他的名字：佘建明。
而在佘建明身后不到两步的距离，蹲着一个穿黑色外套的人。那个人在照片里被前排的人挡了半个身子，但袖口的纽扣反了光，四眼的，黑色，洗得发白。
我认识那件外套。
他。
他那天也在那儿。站在佘建明后面。
我盯着那张照片，忽然想起一件事：厂庆那天晚上，佘建明根本没有参加。他说他请假了。那照片上的人是谁？
手里的饼干盒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一张字条，跟橘子里的那张塑料纸一样薄，但纸张是普通的白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数字，没有其他内容：
"427。北墙。1998.6.17。"
我愣了足足五秒。
427。四点库二十七号货位。那个堆废包装的位置。而后面那个日期，1998年6月17日——他埋东西的那天。
就在同一天，佘建明在四点库北墙外面放了这个饼干盒，写下了427这个数字。
他们两个，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做了一模一样的事。
可我当年走的那天是厂庆第二天，是11月。6月17日，我根本不在北山镇。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蹲在四点库的黑夜里，手里拿着那张合影，忽然听见库房外面远远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以上，踩着碎砖，正在靠近。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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