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5岁守寡，单身汉半夜溜进我家，我给了他600块钱|单身汉|晨光|王法|赵明义|陈建军|陈阳

第一章深夜来客

雨下得没完没了。

我坐在堂屋里，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剥花生。花生是开春时种下的，收成不好，瘪的多，实的少。手指头磨得发烫，盆底才铺了薄薄一层。墙角的老座钟敲了十一下，声音闷闷的，像是被潮气沤软了。

我起身去关窗。雨丝斜斜地打进来，在窗台上洇开一片深色。院门外的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雨水在石板路上淌出碎银子似的光。我正要合上窗扇，忽然看见墙根下有个影子动了一下。

我以为是隔壁的猫。可那影子站了起来，是个男人。

他站在雨里，浑身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像一张揉皱的纸。头发耷拉在额前，水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他看着我，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我后退一步，手按在窗框上，指节发白。

“嫂子。”他终于出声了，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我不是坏人。”

这世上没有哪个坏人会承认自己是坏人。我没有应声，只是盯着他。他很高，却站不直，左腿似乎使不上力，整个人微微向右歪着。雨水从屋檐上浇下来，打在他肩膀上，他连躲都不躲。

“我三天没吃东西了。”他说，“我在后山窝了三天。”

后山。我知道那地方。葬着我男人。

我的手指松了松，又抓紧了。堂屋里的灯泡发出轻微的“嗞嗞”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烧灼。

“你要干什么？”我问。

他不说话，从湿透的裤兜里掏出一个东西，用手掌托着递过来。我借着灯光看，是一块怀表，黄铜壳子，表盖上有道裂纹。那是他爹的东西——镇上的人都认识。老陈头活着的时候，每天傍晚坐在杂货铺门口，掏出这块表，就着天光上发条。

“他让我带个话。”男人说。

我喉咙发紧：“他？”

“你男人。陈建军。”

雨忽然大了。雨点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像是有人在屋顶撒了一把铁砂。我站在窗边，感觉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凉得人发疼。建军走了四年了。四年里，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

“他让你带什么话？”

男人把手收回去，怀表攥在掌心里，像是怕被雨淋坏了。“他说，你给他的东西，他收到了。”

我愣住了。

什么东西？我给建军的东西太多了。结婚时做的一身蓝布衣裳，他下葬时烧的一套新棉袄，每年清明去坟前供的一碗饺子。可这些都不需要等四年才收到回音。

“他还说……”男人顿了顿，目光往我身后扫了一眼，“你屋里那口樟木箱子，夹层里有东西。”

我的血像是被这场雨浇透了，从头顶凉到脚底。

那口箱子是建军留下来的。我用了四年，每年换季时打开，放几颗樟脑球进去。没有人知道那箱子有夹层。就连我也是去年冬天无意中发现的——底板下面还有一层暗格，里面空着，只有几粒老鼠屎。

“你是谁？”我问，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还要平静。

男人没有回答。他往后退了半步，雨幕在他身后合拢，像一道垂下来的帘子。他的影子在墙上晃了晃，然后矮了下去。

我听见“咚”的一声闷响。

他倒在了雨地里。

我站在那里，心跳擂鼓一样响在耳边。巷子两头都没人，这么大的雨，连狗都缩在窝里不出来。我不能让他死在我家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拉开门闩。铁锁发出“咔嗒”一声，在雨夜里格外清脆。我跨过门槛，雨水瞬间浸透了我的布鞋。他仰面躺着，眼睛闭着，嘴唇发紫，左腿的裤子磨破了，露出膝盖上一大块溃烂的伤口，被雨水泡得发白。

我弯腰去扶他。他比看上去轻，轻得像一把骨头。我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他弄进了堂屋。雨水顺着他的衣服淌了一地，和我鞋底沾的泥混在一起，脏兮兮的。

我让他靠坐在墙边，转身去里屋拿了一条旧毛巾，又倒了一杯热水。他接过水杯的手在抖，水洒出来一半。我把毛巾递过去，他没接，只是盯着那杯水看。

“喝吧。”我说，“喝完再说。”

他这才把杯子凑到嘴边，小口小口地喝，像是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得很艰难。喝完了，他又开始发抖，整个人缩成一团，牙齿磕碰的声音清晰可闻。

我去里屋翻了建军留下来的旧衣服，挑了一件厚实的棉袄，拿出来盖在他身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湿漉漉的，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你叫什么？”我问。

“赵明义。”他说，“南村赵家的。”

南村。离镇上十里地，中间隔着那座后山。我知道那个村。建军在世时去那里收过药材。

“你怎么认识建军的？”

赵明义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把脸埋进棉袄里，像是要闻那上面残留的气味。良久，他才说了一句：“他不让我说。”

我的耐心快用完了。这个雨夜来得太蹊跷，这个男人出现得太突然。我站直身子，把毛巾扔到他身上：“不说就走吧。雨小了。”

“他让我告诉你，”赵明义猛地抬起头，“那箱子里有他留给你一样东西。你拿了吗？”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他只说，等你拿到那东西，你自然明白。”

我盯着他。灯光昏黄，他的脸半明半暗，眼睛却亮得瘆人。我忽然觉得这双眼睛有些熟悉。在哪里见过？我想不起来。

“他还说，”赵明义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几乎被雨声盖住，“如果你害怕了，就把箱子扔了。扔得越远越好。”

“我不怕。”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是这四个字憋了四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赵明义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很怪，右嘴角往上扯，左半边脸却纹丝不动，像是那半边脸已经死了。

我转身走进里屋，从床底下拖出那口樟木箱子。箱子很沉，四角包着黄铜皮，锁扣已经锈住了。我从来不锁它。掀开箱盖，一股樟脑味混着陈年木香扑面而来。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建军的衣服，夏天的汗衫，冬天的棉裤，还有那件他最爱穿的靛蓝中山装。我的手停在那件中山装上，指尖触到粗糙的布料，心里像是被什么钝器敲了一下。

我把衣服一件一件取出来，放在床上。箱底是一块薄薄的木板，我用指甲抠着边缘，轻轻一抬——暗格露了出来。

里面躺着一个油纸包。

我的手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去。赵明义在堂屋里咳嗽，声音压抑着，像是怕惊动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又浅又急。

我拿起那个油纸包，一层一层拆开。灯影摇晃，油纸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有什么东西在纸里蠕动。

最里面是一张存折。

我翻开存折，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笔迹是建军的，歪歪扭扭，像是喝醉后写的。

“桂兰，这钱是干净的。”

我数了数存折上的数字。六千块钱。存款日期是五年前的秋天，建军出事前两个月。

外面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是响雷，炸在头顶上似的。堂屋的灯泡“啪”地灭了。

黑暗中，我听见赵明义的声音从墙边传来，又轻又远，像从坟里飘出来。

“嫂子，他想你了。”

我站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张存折，指腹摩挲着上面的数字。六千块钱。五年前的秋天。那时候建军说要去县城进一批药材，走了三天。回来时什么也没带，只说货没谈成。我信了。

他没有告诉我，他把六千块钱藏在了箱子的夹层里。

雨还在下。

我点了一根蜡烛。火苗颤巍巍地立起来，把赵明义的脸照成一个忽大忽小的影子。他还蜷在墙角，怀里抱着那件旧棉袄，眼睛半睁着。

“你怎么认识他的？”我又问了一遍。

赵明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在矿上认识他的。”

我手一抖，蜡油滴在手背上，烫得我一缩。

“什么矿？”

“白水河煤矿。”他吐字很慢，像每个字都要从喉咙深处拔出来，“四年前，他死了。我跑了出来。”

烛火跳了一下，他的影子在墙上猛地拉长，像一根黑色的舌头，舔过整面墙壁。

四年前。

镇上所有人都以为陈建军是去县城进货时出了车祸，连尸首都没找全。只有我知道，那辆车里没有他。交警让我去认遗物，我去了，看见一件烧焦的蓝色外套，领口用红线绣着“安全”两个字。那是我给他绣的。我抱着那件外套哭了一宿。第二天，他们送回来一捧骨灰，说人在车里烧得认不出来了。

我信了。我不信还能怎样？

可是现在，这个雨夜闯进来的男人告诉我，建军死在白水河煤矿。

“他怎么死的？”我问。

赵明义抬起脸，半明半暗中，他的眼睛像是两口深井。

“他让我别告诉你。”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烛火在我们之间摇晃。我凑近了看他，他脸上的雨水已经干了，留下一道道浅灰色的水渍。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像熬了太多夜。

“他埋在那儿吗？”我问。

赵明义点头。

“带我去。”

我站起身，把存折揣进裤兜里。那张存折在裤兜里硌着我的腿，硌得发烫。我走到门口，穿上军绿色的橡胶雨靴，从门后取下一把黑色长柄伞。

“现在？”赵明义的声音里有一丝慌乱。

“现在。”

雨还在下，天边有闷雷滚过，像是谁在远处用铁板碾过碎石。我撑开伞，走进雨里。赵明义跟在我身后，一瘸一拐的，步子很慢。

我们穿过巷子，拐上后山的小路。路是土路，被雨泡得稀烂，每走一步都像要把鞋子吸进去。四周全是树，黑压压的，雨点打在树叶上，声音密得让人头皮发麻。

赵明义走在前面，他的背影在雨幕中忽隐忽现，像个引魂的鬼差。

“还有多远？”我问。

“翻过前面那道坡。”

我们沉默地走着。雨水顺着伞骨淌下来，在脚边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泥花。

“你刚才说，有一样东西。”我忽然开口，“他留给我的东西是什么？”

赵明义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不是钱。”他说。

“那是什么？”

“一张字条。”他的声音从雨声里挤出来，“他死之前，塞在我手里。让我带给你。”

我站住了。

“字条呢？”

赵明义从怀里摸出那个油纸包，外面裹着好几层塑料布，打开来，最里面是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烟盒纸被雨水浸过，又被他的体温焐干，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把伞往他那边斜了斜。他凑近蜡烛。不对，蜡烛在屋里。我们之间只有雨，无边无际的雨。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按亮屏幕。微弱的光线下，我看见烟盒纸上写着几个字，笔迹是建军的。他的字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世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把“横折钩”写得像要折断一样。

“桂兰，走。别回头。”

我没有说话。屏幕上跳动着低电量的提示，闪烁的微光中，我的手却稳得出奇。

“他让你给我一样东西，就是这张字条？”我问。

“不。”赵明义摇头，“他让我给你一样东西。但是他说，看到字条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知道那东西在哪里。”

我握紧手机，指节发白。

“他在哪里留给我的东西？”

赵明义抬起手，指向山坡下面。那里长着一棵老槐树，树冠大得像一片黑云。树干上有一块白花花的树瘤，在雨夜里看过去，像一张张开的嘴。

“他说，如果你想知道，就自己去看。”

雨忽然小了。雨丝细如牛毛，无声无息地飘着。远处的天边泛起一丝灰白，天快亮了。

我朝那棵老槐树走过去。每走一步，裤兜里的存折就硌我一下，像是建军在提醒我什么。

树根隆起在地面上，像一条条弯曲的胳膊。我绕着树走了一圈，脚下踢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蹲下来，扒开湿漉漉的枯叶和泥土，露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锈得厉害，盖子却盖得严严实实。我抠开盖子，里面用塑料袋裹着一本笔记本。

我翻开封皮，借着手机微光，看到扉页上写着四个字，是建军的笔迹：

“看见的人。”

下面写着日期，是他出事前的第七天。

我翻开第一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字，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墨水洇开的地方像一朵朵黑色的花。我认出了几个字——“白水河”“死人”“我看见了”。

手机屏幕灭了。

我在黑暗里捏着那本笔记本，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比一声重，像要把胸腔凿穿。

赵明义站在不远处，一瘸一拐地走上来。

“嫂子，”他说，“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让你走了。”

我没有说话。

我低下头，用袖子擦干手机屏幕上的水珠，重新按亮。微弱的光照在笔记本上，照见那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看见了。我不能不说。”

天亮了。

第一缕光从树梢间漏下来，落在我的手上。我合上笔记本，把它裹进塑料袋里，塞进贴身的口袋。

“你跟我回镇上。”我对赵明义说，“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的裤腿已经湿透了，膝盖上的伤口渗出血水，和泥水混在一起，看不清颜色。

我们往回走。

雨停了。太阳从东边的山脊上爬起来，把整座后山照得亮堂堂的。树枝上滴着水，亮晶晶的，像满山都挂着小镜子。我的橡胶雨靴踩在泥路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

走到山脚下，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

树冠在晨光里闪着露水，像有无数只眼睛在眨。

“赵明义。”我喊他。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晨光打在他脸上，把那张瘦削的脸照得半透明。

“钱我收下了。”我拍了拍裤兜里的存折，“那是他留给我的。但是那张字条，还有这本笔记本，你替我还给他。”

我停了一下，看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你跟他说，我不走。”

赵明义怔住了。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

晨风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我大步往镇上走，越走越快，脚步声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敲出一串清脆的响。

我不走。

我倒要看看，这四年里，他在白水河煤矿看见了什么。

第二章白水河

回到家，天已经大亮。巷子里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屋檐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砸在门口的青石上，像在数着什么。我推开门，堂屋地上还留着昨夜那滩水渍，混着几个泥脚印。

赵明义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进来吧。”我说，“我去烧水。”

他犹豫了一下，跨进门槛，又回身把门掩上了。门轴发出“吱呀”一声，像老猫叫唤。他捡了个角落坐下，还是蜷着身子，像只被雨淋透的野狗。

我从灶房端来一盆热水，又拿了一块干净的布。他接过热毛巾，敷在膝盖伤口上，疼得倒吸一口凉气，却没有吭声。我上楼翻出半瓶酒精和一卷纱布，下来递给他：“自己擦。”他点点头，低着头处理伤口，手法很利索，像是常干这事。

我坐在他对面，从怀里掏出那本笔记本，放在膝头。昨夜用塑料袋裹了，纸张受潮不重，还能翻。我打开第一页，晨光从窗纸外透进来，把那些模糊的字迹照得清楚了些。

建军的字认得出。他念到初中毕业，字写得不算好看，却工整。每一笔都用力，像在刻石头。

“三月十七，矿区西三巷，第六班次。夜班，下了半个小时。瓦斯报警器响了三次。没人管。队长说误报。我不信。我看到有人把报警器拆了。”

我认得这些字。建军以前记药材账，也是这个习惯，连日期时辰都不含糊。

“三月二十，西三巷又响了。我下去看了。工作面有裂隙，沿墙发黑。像被火烧过。我告诉李把头，他说我多事。我找陈老板，陈老板不在。会计张姐说，别给自己找麻烦。”

我翻了一页。纸页的边缘发脆，像一片枯叶。

“四月初二，新来的六个工人下西三巷。上来四个。两个没出来。上面说不关矿的事，是他们自己走错了巷道。”

“四月初七，我晚上起来撒尿，看见李把头和两个陌生人在仓库后面说话。一个人拿了个黑皮包。厚厚一沓。他们没看见我。”

“四月十五，我去找那个跑出来的四川人。他住在镇上医院。我还没进去，就有人把我拦住。说他在胡说八道，脑子摔坏了。我就走了。”

我抬起头看赵明义。他已经包好了膝盖，靠着墙，眼睛闭着，眉头皱得紧紧的，像在梦里跟人打架。

“你跟他一起干过活？”我问。

他睁开眼，愣了一瞬，说：“我给他推车。他待我好。别的工头都克扣饭钱，他不扣。还给我加过两回菜。”

“你们在哪个矿？”

“白水河煤矿。法人叫陈国富。”他说出那个名字时，牙齿咬得响，“镇上人叫他陈老板。”

陈国富。我在舌尖把这个名字转了几转。没听过。也可能听过，只是被我忘了。这四年我不太关心镇上的人事，谁家添了丁，谁家死了人，我都不去随礼。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连个泡泡都懒得冒。

“陈国富是什么来路？”我又问。

赵明义摇头：“不知道。只听说县里有关系。矿是包来的，安全证啥都有。就是死人不管。”

我合上笔记本，脑子里乱糟糟的。窗外的麻雀在枣树上叫，声音尖利。天光已经大亮，阳光从窗格子里斜进来，照着地上那滩水渍，已经开始发干，边缘泛白。

“你昨晚说，他死之前给你塞了张字条。他死的时候，你在他旁边？”我盯着赵明义。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说说。”

“那天是四月廿一。”他的声音低下去，像是从喉咙底挤出来，“早班。我们下西三巷。建军说瓦斯味重，又去找李把头。李把头骂了他一顿，说干不了就滚。建军没滚。他下井去了。我跟着他。”

他停了下来，用手背蹭了蹭鼻子。

“后来呢？”

“后来就炸了。”

三个字，轻飘飘的，落在我耳朵里却像三块火炭。

“轰隆一声。我在巷口，被气浪推出去，撞在岩壁上。后面全是火和烟。我往外爬。爬出来了。他——”赵明义抬起头看我，眼睛红得吓人，“他没出来。”

我紧紧攥着笔记本的封皮，指甲陷进软皮里，留下几个弯弯的月牙印。

“李把头呢？”

“跑了。矿也封了。”他苦笑一下，“对外头说，是雷击引起瓦斯爆炸。死了三个。名单上没你男人的名。因为……他根本没在矿上登记。”

我愣住了。

“没登记？”

“他是临时工。陈老板那儿的规矩，干满三个月才给登记。建军才干了一个多月。”

我胸口像被人打了一拳，闷得透不过气来。建军去县城进货，三天没回来，原来是去矿上做临时工。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他怕我拦着，也怕我担心。他总说在县城帮人看药材仓房，每个月带回来几百块钱。我居然信了。

现在想来，那些钱上的煤灰味，早就钻进过我鼻子。只是我从来没多想。人总是这样，对最亲近的人，反而不往坏处猜。

“爆炸以后，矿上给了你多少钱，让你闭嘴？”我直直地盯着赵明义。

他躲开我的目光，低下头：“给了五千。”

“你收了？”

“收了。不收看那样，只怕连命都保不住。”他苦笑，“我拿着那笔钱，做了路费，跑了。跑到广东。干了三年工地，攒了点钱，又回这边。回来之后，我天天做噩梦，梦到建军。他站在黑窟窿里，对我招手。”

他的声音在抖。

“所以你就来找我。”

“我找了你半年。”他说，“我偷偷来看过你几回。远远地看。不敢靠近。我怕陈国富的人知道我回来了。更怕你见了我觉得恶心。”

我没有说话。心里像是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这男人收黑钱，跑路，现在跑来说这些，谁知道打什么算盘。另一个说，他若真是铁石心肠，哪会在雨夜里倒在你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你打算怎么办？”

赵明义抬起头，眼神里有一丝茫然：“我想给他修个坟。在老家南村的山坡上。碑上刻他的名字。可是……”

“可是怕陈国富知道。”

“对。”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阳光扑进来，暖烘烘的。巷子里已经有人走动，远处传来油条下锅的“刺啦”声，还有卖豆腐脑的吆喝。这个小镇醒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有我知道，建军死了四年，死因被人埋了四年。

“修坟的事先别急。”我回过头看他，“我要去一趟县城。”

“去县城干什么？”

“你说呢。”

我把笔记本塞进一个布袋，挎在肩上。走进里屋，从衣橱最底层翻出一件深灰色外套，又拿了一条薄围巾，把自己裹得严实些。镜子里的人面色苍白，颧骨高耸，像一把磨薄了的刀。我对着镜子把头发拢了拢，别到耳后。四十五岁的人，不年轻了，可眉眼间的棱角还在。

“你留下来看家。”我对赵明义说，“有人问起，就说我是你远房表姐，你过来帮工。”

他张了张嘴：“你一个人去？”

“你跟着我，更麻烦。”

这话不好听，却是实话。他腿上带着伤，走路都不利索。真要出点什么事，他帮不上忙，我还得顾着他。

“那你小心。陈国富在县城有眼线。他有个公司叫‘国富矿业’，在城南商贸街租了两层楼。”

“你倒是清楚。”

“我打听过。”他低头，声音闷闷的，“跑了这几年，啥都没干成，就把他打听明白了。”

我点点头，没有再说。跨出门槛时，我回头看他一眼。他还蜷在墙角，膝盖上的纱布白花花的，在暗处像一面投降的小旗。

“灶上有米。”我说，“饿了自己煮。”

然后我走出巷子，去车站坐上了去县城的大巴。

县城比镇上热闹多了。沿街的店铺都开了，卖衣裳的，卖手机的，卖黄金首饰的。喇叭声、说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混杂成一片。我很少来县城，嫁过来二十多年，统共来过五六回。最远一次是建军死的那年，来交警队认领遗物。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三十块钱一晚。老板娘问我要住几天，我说先住三天。她打量我一眼，给我一把带黄色塑料牌的钥匙。房间在三楼，窗户临街，车声从早吵到晚。关上门，我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对面看。

对面就是城南商贸街。一排三层小楼，灰扑扑的。最北头那栋的门口挂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国富矿业有限公司”。我眯起眼睛数了数，二楼亮着灯，三楼窗户贴了反光膜，看不清里面。

我拉上窗帘，坐在床边，从布袋里掏出笔记本，一页一页地读。读了几页，心口越来越闷。建军的字里，那些陌生的名字，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像从纸页里浮起来，张开黑乎乎的嘴咬我。

“四月十八，刘会计说，月底发工资。发工资前签一份承诺书，说一切按规操作，未发生任何事故。不签就扣钱。多数人都签了。我没签。”

“四月十九，李把头把我堵在食堂后边，说陈老板有请。我去了。陈老板坐在办公桌后头，给我倒茶，说建军啊，你是聪明人，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我看不见。他笑了，说看不见好。喝完茶，我走了。”

“四月二十，我买了这本笔记本。我不打算再瞒了。我要去县里。找谁？我不知道。先找煤管局试试。万一没人管，就找记者。镇上没有记者。市里有。我存了一百二十块钱路费，藏在这本子里。桂兰不知道。她不问。她信我。我对不起她。”

我读到这里，眼泪砸在纸面上，“啪”的一下，墨水晕开一小团。我赶紧用手背去擦，越擦越花。我骂了自己一句，合上本子，走到窗前，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街上车来人往，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建军想过去告状。他连路费都藏好了。可他还是死在了井下。这本笔记本跟着他下了井，又怎么到了老槐树下？赵明义只说了字条的事，没说这本子。也许他也不知道。也许建军是让赵明义带出来的，两个人一起往外爬，一个带着字条，一个带着本子。也许赵明义已经翻过这本本子，这些年揣在心里，像揣着一团火。

我洗了把脸，出了门。走到城南商贸街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太阳偏西，影子拉得老长。我在街对面的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瓶水，站在门口慢慢喝。老板娘嗑着瓜子，问我去哪。我说来办事。她抬眼瞅了瞅我，又低头嗑瓜子。

“国富矿业”的门虚掩着。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看见一个瘦高个的男人从里面出来，手里夹着个公文包，东张西望了一下，快步往西边走了。接着又出来一个女人，穿着粉色套装，鞋跟敲着地面，走得很急。

我记住这两张脸。

晚上回到旅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霓虹灯把天花板映得忽明忽暗，车声像潮水，涌起来又退下去。半梦半醒之间，我看见了建军。他站在一个黑乎乎的地方，脸上全是煤灰，只有牙齿是白的。他对我说：“桂兰，你来了。”我想跑过去，脚却像被钉在地上。他忽然变了脸，变成赵明义。赵明义张着嘴喊：“嫂子，快走！”我猛地坐起来，一脑门冷汗。

天亮之后，我去了趟县煤管局。大门朝南，门口停着一排电瓶车。我走进去，说不清找哪个科室，就在走廊里来回转。一个中年男人叫住我：“你找谁？”

“我想查个事。”我说，“四年前，白水河煤矿有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死了人。我想知道，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那人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我那天穿得朴素，一看就是从镇下来的。

“白水河？”他皱起眉，“那个矿早就封了。事故报告都归档了，你什么人？”

“家属。”

“哪个家属？事故里死的人都有名单。”

我张了张嘴，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建军没登记，不在名单上。他们不会认他。我要是说出来，等于说建军是黑工，死了活该。

“我男人当时失踪了。”我换了个说法，“我怀疑他可能在那次事故里。想来问问。”

那男人看着我，表情变了几变，最后压低声音：“你先去信访办登个记吧。不过，跟你说实话，四年前的事，如今翻出来也难。”

他指了指楼梯口。我道了谢，走过去。信访办在二楼拐角，一间小屋，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正在玩手机。我说了来意，她连头都没抬：“带身份证了吗？去填个表。”

我填了表。她扫了一眼，说：“留下电话，回去等通知。”

我知道这是推辞。等通知？这辈子都等不来。我转身下楼，走到一楼大厅时，看见墙上贴着几张公告。其中一张是全县所有煤矿负责人的安全责任书签署名单。我凑近去看，找到了“国富矿业”——负责人一栏签着“陈国富”三个字。笔迹方正，很用力。旁边还有一行字，打印体的，说该矿业公司已于三年前停止开采，现转型为建材贸易。

我把公告上的每句话都看了一遍，像是要把那些字吃进肚子里。然后我走出煤管局，走到太阳底下，心里比来时沉了十倍。

建军死了四年，矿就封了三年。这中间的一年，他们清理了多少东西？

回到旅馆，我刚走到房门口，就看见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我捡起来，上面写着一行字，是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

“别查了。回家。”

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他们知道我住在这里？谁在盯着我？

我把纸条攥在掌心，抬起头，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尽头的窗户半开着，风把蓝色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

我回到房间，反锁上门，把窗帘拉严。耳边只有自己的心跳，一阵紧似一阵。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到深夜。窗外的霓虹灭了又亮，车声稀了又密。我想起建军写在笔记本上的那句话——“我看见了。我不能不说。”

我也看见了。

我也不能不说。

第三章暗流

我把纸条塞进枕头底下，整晚没合眼。天亮后出门，走路都贴着墙根，每经过一个巷口就停下来，往后面扫一眼。街上人很多，挑担的、推车的、送孩子上学的。我看不出谁可疑。

早饭买了两个馒头，边走边啃。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煤管局靠不住，信访办更靠不住。建军没登记，连事故死难者都算不上。我要告状，得先证明他当时在矿上。谁能证明？赵明义。可赵明义收了矿上的封口费，他说话还有人信吗？

我忽然想起建军的笔记本里提到一个人——“四川人”。那个从矿上跑出来、在镇上医院住过的人。建军想去找他，结果被人拦住，说那人摔坏了脑子。这个人要是还活着，兴许能说出点什么。可已经过了四年，他还在不在？在哪个医院？甚至是不是还在这世上，都是未知数。

我走到城南商贸街，在“国富矿业”对面的小卖部又买了一瓶水。老板娘已经认得我了，笑着说：“大妹子，又来办事啊？”我点点头，站在门口慢慢喝。

“这公司搬来多久了？”我随口问。

老板娘嗑着瓜子，嘴皮子翻得利索：“两三年了吧。原来在河东边租了个小院，后来才搬过来。生意越做越大，听说是县里领导的亲戚。”

“老板姓陈？”

“陈国富嘛。见过几回，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挺和气。”

和气。我冷笑了一下，没接话。这时，我看见那扇虚掩的门又开了。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出来，左右张望一眼，朝我这边走来。我心里一紧，低下头装作拧瓶盖。

他进了小卖部，买了包烟，拆开点上一根。眼角扫了我一下，问老板娘：“这位大姐眼生，你亲戚？”

老板娘乐了：“哪是我亲戚，来办事的，在我这儿歇脚。”

那男人“哦”了一声，吐出一口白烟，走了。

我心跳得厉害，脸上却不动声色。待他走远，我装作无意地问：“那是谁呀？”

“他们公司的人，姓刘，好像是个小头头。”老板娘压低嗓门，“大妹子，我可提醒你一句，那公司的人少惹。去年有人在他们门口闹事，第二天就进了医院。”

我笑了笑：“我就是来要个账，又不是闹事。”

老板娘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我道了谢，转身离开。回到旅馆，我盘算着换地方。这里不能住了。他们既然能塞纸条，就能干别的。

我收拾东西下楼退房。老板娘抬头看我一眼：“不是住三天吗？”我说家里有急事。她没多问，退了押金。我挎上包，出了旅馆，在大街上绕了两圈，拐进一条窄巷子，找了个更偏僻的招待所住下。这回用的是“张桂芬”的名字，多了个“芬”字。

天快黑时，我给镇上杂货铺打了个电话。我家没装电话，平时有事都打到街口老周的杂货铺，让他帮忙传话。电话响了几声，老周接起来，一听是我，说：“桂兰啊，你啥时候回来？你表弟在家待两天了，天天过来问。”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赵明义。

“你让他接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赵明义的声音，有些沙哑：“嫂子？”

“你那边没事吧？”

“没事。就是昨天下午，有两个男人到巷子里转悠，还跟老周打听你家住哪儿。”

我握着听筒的手指发紧：“老周说了？”

“老周没搭理。他说你出远门了，家里没人。”

“你注意点。晚上别开灯。我暂时回不去，还有事要办。”

他沉默了一下，说：“嫂子，我打听到那个四川人的下落了。”

我心头一跳。

“人在哪儿？”

“市里。精神病院。”

我闭上眼睛，背靠着电话亭的玻璃壁。玻璃冰凉，透过单薄的外套渗进来。精神病院。建军没听错，那人是真的被人当成了疯子。一个矿工，从黑窟窿里逃出来，想讨个说法，结果被打进精神病院。四年了，他还被关着吗？还是已经“病”死了？

“你确定？”

“我托以前一起干活的兄弟问的。他也不敢声张。那人叫唐大川，四川达州人，今年五十多了。当时伤得重，肋骨断了两根，右腿粉碎性骨折。在医院住了俩月，后来陈国富的人把他转到市精神病院，一直没出来。”

我紧紧攥着听筒，指关节发白。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裂开，像冰面，又像玻璃。

“赵明义，你听着。”我压低声音，“我明天去市里。你留在镇上，哪儿也别去。如果三天后我没给你打电话，你就带着建军的笔记本去找市里报社，找记者。记住，别让陈国富的人盯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嫂子，我跟你一块去。”

“你腿不行。”

“我就算一条腿，也要去。”他的声音硬起来，“我等了四年，等的就是今天。”

我犹豫了。说实话，我一个人去市里，心里也没底。赵明义虽然腿瘸，可他认得那个矿上的人，也打听过道儿。有他在，至少有个照应。

“那你怎么来？坐大巴？你腿上的伤能走吗？”

“能。我晚上就走。明天一早到市汽车站等你。”

我答应了。挂了电话，我站在电话亭里，看着外面的天光一点点暗下去。街道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车辆和行人从上面滑过去，像浮在水上的影子。

第二天清早，我坐上了开往市里的头班车。车厢里人不多，空气里混着汽油味和韭菜饼的味道。我坐在最后一排，头靠着车窗，看窗外的景色从田地变成厂房，又从厂房变成高高低低的楼房。

建军的笔记本就贴在我腰上，用一个布兜绑着，外面裹了件外套。我隔一会儿就摸一下，确认它还在。

到了市汽车站，刚下车，就看见赵明义坐在出站口的台阶上。他穿着那件我给他的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一夜没睡的疲惫。看见我，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迎上来。

“吃了吗？”我问。

“不饿。”

我没多话，带着他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塞到他手里：“吃。吃饱了才有力气。”

他接过去，三口两口吃完了，像是好几天没吃饭。我看着他，心里有些发酸。这男人年纪不大，也就三十出头，却被这四年熬得像棵枯树。

我们坐公交到了市精神病院。医院建在城西，灰墙铁门，门口种着几棵光秃秃的梧桐。太阳白晃晃的，照得那些掉光叶子的枝丫像一双双张开的手。

我们走到门卫室，跟值班的保安说，想探望一个叫唐大川的病人。保安翻了翻登记本，说：“唐大川？什么病区？”

“不清楚。”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是他老家那边的人，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听说住这儿，想来看看。”

保安瞥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身后的赵明义，嘴角似乎抽了一下。

“你等会儿。”他拿起内线电话拨了个号，低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三十多岁，戴副金边眼镜，表情淡淡的。

“你们是唐大川什么人？”

“远房亲戚。”我说，“从渠县来。”

“唐大川是重度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暴力倾向。按规定，未经监护人同意，不能探视。”

“监护人是哪一位？”

“他的妹妹。唐小燕。”

“能联系一下吗？我们大老远来的。”

医生推了推眼镜：“你们留个电话，我让人联系。她愿不愿意，是人家的事。”

我不死心，还想再问。赵明义在我身后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子，示意我别说了。我闭上嘴，道了谢，转身离开。

走出医院大门，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赵明义递来半瓶水，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冰凉的水滑进喉咙，稍微好受了些。

“我打听过了。”赵明义低声说，“唐大川被关在后面的重病区，一般人不让进。他妹妹三年前来看过一次，后来再没来过。可能是怕了。”

“怕什么？”

“怕被盯上。”

我抬头看天，太阳白得晃眼。城西的风从旷野里吹过来，干冷干冷的。

“他妹妹在哪儿？”

“不知道。只知道嫁到了市郊。具体哪个镇，没人说。”

我们在医院附近蹲了一下午。赵明义坐在路牙上，我站在一棵梧桐树后面，盯着医院的门。进出的人不多，偶尔有辆车开进去，车窗上贴着防爆膜，看不清里面的人。

天快黑时，我从包里翻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又叠成一个小方块，交给赵明义：“你去找附近商店问，认不认得一个叫唐小燕的女人。三十多岁，四川口音，嫁到这边。把这个给她。”

赵明义接过去，没问是什么，揣进兜里，一瘸一拐地走了。我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在灰蓝色的暮色里。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医院门口的灯亮起来，铁门关得紧紧的，上面的尖角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我站在那里，像一棵生了根的树。风从旷野那边一阵阵吹来，吹得我裤脚“啪啦啪啦”响。

我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回镇上。建军留给我一个答案，可这个答案被活人锁在铁门里。我得找到钥匙。

这时，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从医院后门出来，推着一辆装废品的三轮车。他经过我面前时，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送去太平间一个。”

我心头一凛，追上去问：“大爷，又有人走了？”

他回过头，浑浊的眼珠在路灯下转了一下：“天天都有人走。这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

我不懂他说的“出去难”是什么意思。可他的语气让我背脊发凉。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三轮车“吱呀吱呀”地消失在黑夜里，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唐大川不能死。他不能死在这扇铁门背后。

我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他带出来。

第四章疯子

第二天，我们在医院旁边的早餐店碰了头。赵明义双眼发青，说在城郊一个叫柳树塘的村子打听到了唐小燕的住处。她男人姓彭，在镇上开农机修理铺。赵明义没敢直接上门，只在村口拦了个婆子问了几嘴。

“那婆子说，唐小燕就在家带两个娃。平时不怎么出门。”

“带我去。”我放下筷子，把最后一口稀饭灌进肚里。

柳树塘在西郊，坐公交车半小时。村子不大，一条水泥路从东头贯到西头，两边是两三层的小楼。修车铺在村口，门口堆着锈迹斑斑的拖拉机和几根废铁管。一个三十七八岁的男人蹲在车斗旁拧螺丝，皮肤黑红，手指粗大，指缝里全是黑机油。

“你是彭师傅吧？”我走过去，尽量笑得自然些。

他抬眼看我：“修车？”

“不是，找人。唐小燕在家吗？”

他慢慢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你们是谁？”

“我是渠县来的。她哥唐大川的老朋友。”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木然。他朝路南边的一栋二层小楼指了指：“在屋里。你们去吧。”

我道了谢，和赵明义走过去。院门开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坐在门槛上啃手指，看见我们来，缩到门后去了。唐小燕正在院子里晾衣裳，听见动静转过头来。她个子不高，圆脸，皮肤黄里透黑，眉眼间有股倔劲。

“你们找谁？”

我开门见山：“你哥唐大川。我男人以前跟他在一起干过活。”

她的手停在晾衣绳上，一件小褂子掉下来，落在土灰地上。她弯腰去捡，我看见她的肩在轻轻发抖。

“我哥的事，别来问我。”她直起腰，语气很硬，“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有东西给你看。”我从怀里掏出那张对折的纸条，递过去。她没接。

“大妹，你哥没疯。我知道。”我压低声音，“四年前他受了伤，被人送进精神病院，一关四年。你去看过他，对不对？你后来不去了，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她猛地抬起头，眼圈红了。嘴唇哆嗦着，像是要哭，又使劲忍住了。

“我还能怎么办？”她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娃要养。我男人老实巴交，修车赚不了几个钱。陈国富的人放话了，要我再去看，就砸了我们家的店。”

我走前一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全是湿衣裳的水。

“我不逼你。”我说，“可你哥在里面关着，一天比一天老。他脑子清不清醒，你比我明白。”

她抽出手，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哭了。赵明义站在我后面，一句话不说，呼吸粗重。

过了好一会儿，唐小燕转过身来，眼睛红得像兔子：“你们有办法把他弄出来？医院我去了，他们不让见，不给办出院。我去了三回，三回都被那个医生堵在门外。说除非监护人签字，否则谁也不能带人走。”

“你是监护人，你不就行？”

“他们说我哥有暴力倾向，没有家属担保、没有派出所证明，不能签字。我去派出所，派出所说精神病院的事，归卫生局管。我两头跑，跑了三个月，一点用没有。后来有人来家砸了窗玻璃，我男人挨了一顿打。我就再不敢去了。”

我听得心里发寒。一个矿工想说出真相，结果被送进精神病院。妹妹想去救他，结果被逼到绝路。四年了，一个活人被关成真正的疯子也说不定。

“你现在还想不想带他出来？”我问。

她看着我，张了张嘴，又闭上。最终点了点头。

“那就听我的。把文件签了。其他的事，我来办。”

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只是个镇上来的寡妇，没有靠山，没有门路。可我知道一件事，陈国富在这里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他上面有人，底下就有落子。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回到市区，找了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夜里，赵明义敲门进来，说想借我的笔记本看看。我犹豫了一下，递给他。他坐在窗边的小凳上，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微微发抖。

“这些我都不晓得。”他低声说，“他写的时候，我在外面推车。他从来不说。”

“他不想连累你。”

赵明义合上本子，眼眶红了：“是我连累了他。那天，瓦斯味那么浓，他让我在外面等他。他要去关阀门。我没拦住。”

我愣了一下。赵明义以前没说过这个细节。

“你说什么阀门？”

“西三巷最里头有个手动隔断阀。瓦斯超了，就该关。可那阀门锈住了。建军去拧，没拧动。他让我去叫人。我去了。还没出巷口，就炸了。”

他用手捂住脸，肩膀抽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样。他的背弯成一张弓，骨头仿佛要穿破那层薄薄的皮。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是黑乎乎的停车场，几盏灯泛着惨白的光。我想象建军在井下的最后时刻。他肯定用尽了力气去拧那该死的阀门。他肯定知道，不关阀门，整条巷子的人都会死。他选了最傻也最重的路。

“赵明义。”我轻声说，“你那条腿，也是那天折的？”

他点头：“被落煤砸断的。我昏过去。醒了就在医院。他们跟我说，建军死了。还说是我操作不当，把阀门弄坏了。我才知道他们把什么都算到我头上。我想说，没人信。后来陈国富的人给了五千，让我滚。”

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股脑涌上来。赵明义断了一条腿，还被泼了一身脏水。建军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这四年，他们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而陈国富在城南商贸街租楼开店，体面得很。

“嫂子，”他抹了把脸，声音嘶哑，“你说，这世上还有王法吗？”

我没有回答。王法在哪里，我也想知道。床头的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个被风吹得歪斜的人。

第二天，我们去了趟医院。唐小燕已经提前到了，站在铁门外，脸色比前一天更白。她穿了一件干净的灰外套，头发扎起来，手里提着一个老旧的帆布包，里面鼓鼓囊囊。

“我把证件都带上了。”她看着我说，嗓子发紧，“但那个医生不一定让我进。”

“先进去说。”

我们走过那道铁门，保安拦住，打了个电话。又是那个金边眼镜的医生，慢悠悠地走出来。唐小燕一见到他，身子就僵了，眼珠子直愣愣的，像只被蛇盯住的青蛙。

“唐女士。”医生推了推眼镜，“你又来了。上次的事应该跟你说清楚了吧？”

“我要接我哥出院。”唐小燕的声音不大，却也不抖，“我是他合法的监护人。我有权利。”

“唐大川目前病情不稳定，有自残和伤人风险。按照规定，必须由我院评估小组出具好转证明，同时需要你提供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证明、居委会担保书、以及第一年每月一次的复诊承诺书。”

他背条文一样，顺溜得很。

“我不是没给过。”唐小燕咬着牙。

“那些过期了。要重开。另外，近期的费用还没结清。”医生抬了抬下巴，语气不轻不重。

“多少？”我问。

医生瞟了我一眼，像在打量一只挡在路中间的猫。

“你是哪位？”

“她家亲戚。”我往前一步，“多少钱？说个数。”

他笑了一下，眼镜片在阳光下晃了晃：“不多。加护理费，加起来两三万吧。”

唐小燕的脚晃了晃，差点站不住。我扶住她。两三万。对一个修车人家，这数字能压垮屋顶。

“我们去凑。”我看着医生，“要几天？”

“五天内缴清。过了五天，费用会继续累积。”他给了个公式化的笑，“不过，就算缴清了，也得走评估流程。快的话，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唐大川在里面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变成真疯子的可能。

我点点头，没再纠缠。我们走出医院，唐小燕一屁股坐在路牙上，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上哪儿弄三万块去？”她的声音像从地缝里飘出来。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医院那扇灰铁门，脑子里在快速转着。建军留了六千块，我家里还有一点积蓄，加起来一万出头。不够。但钱可以想办法。

“钱的事，我来想。”我听见自己说，“你去派出所和居委会把那些证明开出来。一样样来。咱们不跟他们硬碰，就按他们的规矩办。”

唐小燕抬头看我，眼睛里闪烁着一点光，像将灭未灭的炭。

“你为啥对我哥的事这么上心？”她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风从街口吹来，把她的刘海吹乱了。我伸手帮她把那缕头发别到耳后，触到她的额角，滚烫。

“你哥知道一些事。”我说，“那些事和我男人有关。”

她看着我，慢慢点了下头，不再追问。

回到旅馆，我坐在床上，把建军的存折翻出来。六千块，五年前他偷着攒下的。当时他一定早就预感到，自己要做的事，要么成，要么死。他给我留了一条后路，可我如今要把这条后路也填进去。

赵明义敲门进来，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皮夹子。他递给我，说里面有他攒的三千块。

“你的钱我不要。”我推回去。

“拿着。”他固执地伸着手，“这钱……本来就是黑钱。我花着恶心。”

我看了他一会儿，接过来，数了数，三千整。加上建军的六千，我自己的四千，一共一万三。还差一半多。

我沉默了半晌，忽然想起一个人。建军的表姐，早年嫁到临县，男人做建材生意，家里条件不错。建军在世时两家常走动。后来建军死了，她也来过两回，劝我改嫁。我不爱听，慢慢就断了联系。

我从包里翻出她的电话。号码还是三年前的，不知道改没改。我走到旅馆前台的电话机旁，拨了过去。响了几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喂，哪位？”

“表姐，我是桂兰。”

那边静了一秒，声音亮起来：“桂兰呀！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出什么事了？”

“没有，就是想你了。”我轻轻吸了口气，把喉咙里那点酸意压下去，“表姐，我要跟你借点钱。有急用。”

电话那头没犹豫：“多少？”

“两万。”

“行。你把卡号发我。明天给你打。”

我愣住了。她甚至没问我干什么用。

“表姐……”

“别说了。我还不知道你？没事求不到你表姐头上来。”她笑了一声，又叹了口气，“桂兰，人活着，别硬撑。有啥难处就开口。”

挂了电话，我在前台站了许久。老板娘在柜台后追剧，声音开得老响，里面的人又哭又笑。我转身回了房间，在昏黄的灯光下，给表姐发了卡号。

钱的事暂时有了着落。可我心里一点不轻松。五天内缴清费用，然后“快的话一两个月”评估。这中间有太多变数。陈国富的人随时可能出手。还有那个在医院里“又送去太平间一个”的老头，他那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后脖子上。

当晚，赵明义出去买饭，过了很久才回来。他脸色不太好，一进门就低声说：“嫂子，我看见熟人了。”

“谁？”

“刘成。陈国富的手下。就是那天在煤矿上……帮着处理事故的人之一。”

我蹭地站起来：“在哪儿？”

“就这个旅馆门口。他没看见我。我躲进对面超市了。”赵明义的眼里有一层灰，“嫂子，这地方不能待了。”

我拉上窗帘。窗外街道上，一辆黑色桑塔纳慢慢滑过去，像一条嗅着腥味的黑鱼。

我灭了灯。

黑暗里，赵明义的声音又轻又硬：“嫂子，真到了那一步，我去自首。”

“你自首个啥。”我低声骂了一句，“要坐牢，也轮不到你。”

我们没再说话。只有窗外的车灯偶尔扫进来，在天花板上拉出一道白晃晃的光，又灭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唐大川必须出来。就算他是真的疯了，我也要把他从那个地方带出来。我要听他把那四年咽下去的话，一字一句吐干净。

因为那是建军用命换来的。

第五章交钱

我在那张硬板床上躺到天亮，眼睛闭着，脑子却是醒的。窗外的车声从稀疏到稠密，像一锅慢慢烧开的水。赵明义睡在另一张床上，呼吸很浅，断断续续的，像在梦里也提心吊胆。

天一亮我就去银行查了账。表姐的两万块已经到账，加上手里的钱，一共三万三。我取了钱，分作两包装在内衣兜里，厚厚的一沓，贴着胸口，像揣着块热砖。

唐小燕那边的证明却没那么顺当。派出所要开无犯罪证明，非得本人去。她男人彭修车，抽不开身，她自己带了俩孩子，跑了一个上午，才把派出所的章盖下来。居委会的担保书更难缠，管事的大妈说，她从没开过这种证明，要去问街道办。唐小燕跑断了腿，到傍晚才算把两张纸都凑齐。

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了医院财务科的窗口前。我把三万块现金递进去，里面那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数了又数，机器“沙沙”地响。唐小燕把证明和证件一并递上，那女人看也不看，只说：“去护理部登记，等通知。”

“要等多久？”我追问。

“上面定。你回去等电话。”

又是“等通知”。我看着玻璃窗后面那些人，他们坐得规规整整，穿着白大褂，像一尊尊泥菩萨。

我们在医院里又转了两圈，没有任何进展。唐大川在重病区，没有批准，外人根本进不去。我跑到住院部东边的围墙外，看见那堵墙有二层楼高，上面还拉着铁丝网。墙根下堆着些破纸箱和烂菜叶，一股酸臭味。

唐大川就在这墙后面，不知哪栋楼、哪间屋。他可能正坐在窗边看天，也可能被绑在床上打针。我不知道，只能站在墙外，用指甲抠着砖缝里的青苔。

赵明义凑过来，低声说：“我有个想法。”

我侧头看他。

“我认识一个以前在矿上开绞车的，叫老柴。他后来在陈国富的建材公司干过两年，现在在城西开废品站。他嘴严，但是对我还行。我去套套他的话，看他们到底给精神病院那边打过什么招呼。”

我沉吟片刻：“你现在去找他，会不会暴露？”

“我有办法。他这人有酒瘾。我买两瓶酒去，说是路过来看看他。”

我同意了。赵明义去了一个下午。我留在医院附近，没头苍蝇似地转悠。太阳快落山时，他回来了，脸色很沉。

“老柴说，陈国富每月给医院一个副院长送钱，让他们把唐大川看紧点。那副院长姓熊，管后勤和财务。唐大川从转院那会儿就是特级护理，不能出病房，不能打电话，不能见外人。”

“一个月送多少？”

“老柴说具体数字不知道，反正不少。那个熊院长给唐大川改了诊断，把原来的‘躁狂发作’改成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伴暴力倾向’，还说有逃跑风险。”

我听完，心像被一只铁手攥住了。连诊断都能改，还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

“嫂子，这个熊院长是关键。”赵明义压着嗓子，“我有个打算，你要不要听？”

“你说。”

“你明天以家属身份去找熊院长，就说是唐大川老家的亲戚，想把他接回去。看看他什么反应。”

我明白他的意思。对方越是卡我们，露出的马脚就越多。我们手里没有证据，那就先拿他们自己的反应当证据。

第二天上午，我在医院行政楼门口堵到了熊院长。他五十多岁，谢顶，脖子又短又粗，走路时下巴微微扬起，像只护食的鹅。我拦在他面前，叫了声“熊院长”。

他一愣：“你是谁？”

“唐大川的家属。”我笑着说，“从渠县来的。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哥的病情。”

他的眼神闪了一下，随即恢复官样：“唐大川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他是重病号，长期住院，情况比较稳定。你想了解什么？”

“我想接他出院，手续也递了，费用也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评估？”

“评估的事有专家小组，一般要排队。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你们等通知就行。”

“可我听护理部的人说，唐大川最近又犯病了，还打了人。”我故意叹了口气，“我哥原来不这样，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太久了？”

熊院长的嘴角抽了一下：“精神疾病的发展有客观规律。你是家属，应该相信医院的判断。”

我看着他，笑得更温顺：“我当然信。我哥在你们这儿住了四年，一直麻烦你们。我就是想早点接他回家，省得老欠着医院的钱。”

他点点头，说还有会，走了。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肥胖的背影拐进走廊尽头。他走得很急，手里夹着的文件袋一颠一颠的，像条快要脱钩的鱼。

我没有走。等到下午，又去了护理部。里面一个护士正往电脑里录东西，我凑过去，说想看看唐大川最近的用药记录。她看了我一眼：“家属？病历不能随便看。”

“我是他亲妹妹。”唐小燕正好赶来，把身份证递上去，“我有权知道。”

护士去叫了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精瘦，嘴唇薄得像刀片。她翻出记录，说唐大川上个月打了两次氯丙嗪，因为“情绪不稳，有攻击行为”。

“可我们上次来，你们也没说打了人。”唐小燕急了。

“这是常规处理，不需要每次通知家属。”护士长的语气冷得像井水。

我拉了拉唐小燕的袖子，示意她别吵。我们出了行政楼，走到院子里。唐小燕一脚踢在梧桐树下的石墩子上，脚尖擦破了皮，血从鞋边渗出来。

“他们不让我哥走。”她红着眼睛，“他们是成心的。那三万块白交了！”

我蹲下来，用手帕按住她的脚。风吹过来，几片干枯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我们肩上。

“钱不会白交。”我轻轻说，“只要我们有交钱的凭据，有他们的证明，有你的签字。这些就是证据。”

唐小燕抬起头，泪光在眼框里打转：“证据有啥用？咱告得动谁？”

我没有作声。告不告得动，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知道，一个人活着，不能连“告”的念头都不敢有。建军当年就是起了这个念头，才把命撂在了矿井里。我要接住这个念头，不管它多烫手。

那天夜里，我接到了熊院长的电话。

“唐大川的家属是吧？”他的声音在电话里听上去很遥远，“刚才研究了一下，唐大川的情况，暂时不具备出院条件。建议继续住院观察。”

“熊院长，他的费用我们已经缴清了，证明也都交齐了。您上午还说排队评估，这会儿怎么就……”

“病情有变化。我们得对病人负责。”他打断我，“还有，你作为家属，应该多关心病人。最近有不明身份的人来医院打听唐大川，影响很不好。”

我一怔。他这话里有话。不明身份的人，说的是我。

“我是他亲戚。”我平静地说，“我来看他，不是不明身份。”

“那就好。不过以后探视，得先预约。重病区有规定。”他说完就挂了。

我放下电话，手心全是汗。赵明义坐在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他们知道你来了。”他说。

“我不怕他们知道。”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黑沉沉的街道，几盏路灯昏黄如豆。“我要的是他们慌。”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也明白，他们不是那种容易被吓住的人。能在县城立足的人物，背后站着的可不止一个副院长。要动他们，光靠一个寡妇、一个瘸子和一个农妇，无异于螳臂当车。

可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先伸出手去。就算挡不住车轮，也要让它碾过来的时候，沾上一星半点的血。

我把窗帘拉上，转身对赵明义说：“把笔记本给我。”

他翻开布袋，取出那本卷了边的册子递过来。我走到灯下，翻到最后一页。建军的笔迹在那一页上断了，最后几行字像是匆忙写就：

“明天我要去县里。先找煤管局。他们说我是黑工，没有登记，不能受理。我不信。我有人证。唐大川。他没有疯。”

字迹到此为止。最后那个“疯”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我合上本子，手指在封皮上轻轻敲了敲。

“唐大川就是那根线。”我低声说，“只要他出来，所有事都能连起来。”

赵明义问：“那怎么把他弄出来？”

我想了很久。对付医院，靠闹，闹不过；靠告，告不动。只能从别处找口子。比如，让唐大川“被出院”。可谁能逼着一个收了黑钱的副院长松口？除非……有人比他更大。

一个念头从脑子里浮起来，模模糊糊的，像一条鱼从浑水中游过。我伸手去抓，抓住了它的尾巴。

“赵明义，你以前说，陈国富在县里有关系，具体是谁？”

他想了想：“听老柴说，他有个连襟在县政府，是个局长。姓孙，管安全口的。”

“孙？”

“对。孙建军。”

我愣了一下，和建军同名。这世上的事，有时候巧得让人心慌。

“你还能联系上老柴吗？我想问他点事。”

“能。不过得晚上去。他白天收废品，满城跑。”

“那晚上去。现在先去吃口饭，然后去找老柴。”

我们出了旅馆，在巷口一家小面馆各吃了一碗素面。面汤很烫，我吃得慢，赵明义几筷子就扒完了，坐在那里看着我吃。灯光下，他脸上那道旧伤疤隐约可见，从右眉骨斜到颧骨，像条淡红色的蜈蚣。

“嫂子。”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等这事儿了了，我想去我爹坟前说一声。”

“你爹怎么了？”

“我爹就是老陈头。陈建军的那个陈。我是他捡来的。”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我早该想到的。他拿出那块怀表，说是“他爹的东西”。老陈头确实有个儿子，从小体弱，后来去了外地打工，好多年没回来。算起来，也该是赵明义这个年纪。

“老陈头跟建军熟？”我问。

“熟。我爹以前在矿上管过库房。那表就是陈老板给的。后来他病了，建军常来看他。”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建军死后，老陈头就不怎么跟人说话了。为什么赵明义会拿着那块表来找我。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四年的时间，还有一条又一条看不清的线。

“走吧。”我放下筷子，把钱放在桌上，起身往外走，“办正事要紧。”

城西的废品站很好找，离老远就闻到一股铁锈和旧纸板的气味。老柴正蹲在门口拆一台旧电机，满手黑油。赵明义走过去，叫了声“柴哥”。老柴抬头，愣了一下，咧嘴笑了：“明义！你小子咋来了？”

“来看看你。给你带了两瓶酒。”

老柴一眼瞟见我，笑容淡了些：“这位是？”

“我姐。”赵明义说。

老柴“哦”了一声，起身招呼我们进屋坐。屋里堆满了东西，旧电视、破电扇、成捆的报纸。灯光黄澄澄的，照得人脸像涂了一层蜡。赵明义开了一瓶酒，给老柴倒上。三杯下肚，老柴的话多了起来。

赵明义绕了几个弯子，才问起孙局长的事。老柴压低声音：“陈国富那矿，当初能开起来，全靠孙建军。审批、检查、处罚，全都是他一手遮过去的。爆炸之后，也是他出的主意，把建军说成黑工。人没登记，事故就能往小了报。不然你以为陈国富能这么安稳？”

“孙建军现在呢？”

“现在升了。副县长了。”老柴呷了口酒，砸了咂嘴，“就上个月，公示都贴出来了。”

我心头一沉。副县长。这个位置，对陈国富来说，是一把更大的伞。

“那唐大川那事，也是他？”

老柴摇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管听，不敢问。不过明义啊，当哥的劝你一句——过去的事，就别翻腾了。翻出来，对谁都不好。”

赵明义笑了笑，没接话。我们告辞出来，满天的星星像碎冰碴子，又冷又亮。赵明义走在前面，步子比来时慢了。

“怕了？”我问。

“不怕。”他回头看我，眼里映着星光，“我就是想，咱们现在对上的，可能是全县最硬的人。”

我抬头望了望天，那轮月亮被薄云遮着，模模糊糊的，像蒙了层灰。

“那就先从他最软的地方下手。”我说。

赵明义站住了，回过头来。我走到他前面，脚步没停。

软的地方，就在那堵围墙后面。那个被关了四年的四川人，就是他们整张网上最松的一根线。

一旦线断了，整张网都会裂开。

第六章缺口

我想了一整夜。天亮时，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白霜，远处的屋顶灰白一片，像撒了细细的盐。我坐在床头，被子里一点热乎气都没有，手脚冰凉，脑子却转得飞快。

县里告不了，医院放不了，陈国富有人护着。剩下能走的路只有一条——让唐大川的事情传出去。传到更大的地方去，传到陈国富压不住的地方去。

我想起建军在笔记本里写的：“镇上没有记者。市里有。”他当时就想去市里找记者。我没这个门路，但我可以去找一个人。建军的表姐，我表姐，她早年卖过布，后来跟男人去了临县。她男人姓郑，做建材生意，人脉广。他们那辈人，谁不认识几个三教九流？

我下楼给表姐打电话。这次没借钱，只问她认不认得市里报社的人。表姐在电话里顿了顿，说：“倒是有个远房侄女，在《市报》当实习记者。叫郑小禾。你要是有事，我把她电话给你。”

“谢谢表姐。”

“谢啥。”她叹了口气，“桂兰啊，你那边的事，我不过问。但你记住，天大的事，别一个人扛。你还有姐。”

我鼻子一酸，没吭声。她把电话报了，我记在烟盒纸上，揣进兜里。回到房间，我跟赵明义说，我要回市里，找个记者。

“记者能管用吗？”他有些犹豫。

“管不管用，先见了人再说。”

我们当天就退了房，坐车去了市里。郑小禾在报社旁边的一家奶茶店等我们。她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圆脸，马尾辫，脸上化着淡妆，眼神却比一般小姑娘沉得多。

“我小姨说你们找我有事。”她把奶茶推过来，开门见山，“什么事？”

我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没说太细，只说我男人四年前死在矿上，被说成黑工，有人隐瞒事故。还有一个幸存者，如今被关在市精神病院。我尽量压着情绪，像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郑小禾听完，咬着吸管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题材，如果我写了，能发出来的可能性很小。市里的媒体，很多线不敢碰。”

“那你敢不敢？”我盯着她。

她抬起眼，笑了：“您别激我。我入行才半年，手上正缺硬货。可是您得有证据。光凭口说，不行。”

“有。”我拍了拍腰间的布包，“我男人留下了笔记本。”

郑小禾的眼睛亮了一下。

“不过，现在不能给你看。”我把布包按住，“等见了唐大川，把三方口供对上了，你再写。”

她点点头：“行。不过我得提醒你，要采访精神病院的病人，得医院同意。你上次连面都没见着，这条路不容易。”

“所以才找你。”我说，“你是记者，有采访权。医院可以拦家属，拦记者要掂量一下。”

郑小禾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阿姨，您比我实习老师还精。”

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去精神病院。夜里，我和赵明义住在报社附近的招待所。赵明义很沉默，吃饭时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用筷子戳碗里的饭粒。我知道他心里急，也怕。四个人的命运，像四条绳子拧在一起，越勒越紧。

第二天，郑小禾背着个黑色双肩包来了。她今天穿得正式些，白衬衫黑外套，胸前别着个淡蓝色的小牌子，印着“市报社”三个字。我多看了两眼，心里踏实了些。

到了医院，郑小禾去门卫亮明身份，说想采访一位住院病人，叫唐大川。保安没拦，只让登记。很快出来一个高个子医生，不是上次那个金边眼镜，而是一个更年轻些的女医生。她问了来意，脸色有些为难，说重病区的采访需要院办批准。

“我们是市报的，做一档精神卫生主题的报道，不会影响患者。”郑小禾不紧不慢，“能帮我联系一下院办吗？”

女医生犹豫了一下，转身去打电话。过了十几分钟，一个中年男人出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亮。他笑呵呵地握住郑小禾的手，说自己是院办的张主任，记者来访欢迎欢迎。

“不过唐大川这个病人情况特殊，最近情绪不太稳定。采访可能得等些时候。”张主任一边说，一边拿余光扫我。我没作声。

“我们是老远来的，等不了太久。哪怕看一眼，拍两张环境照，也行。”郑小禾说，“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就进去看十分钟，不刺激他。”

张主任沉吟了半晌，又扫了我一眼：“这些人是……”

“是我同事。”郑小禾笑道，“这位是唐大川的家属，代表家属来的。”

张主任的眉头跳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笑了笑：“那我去看看情况。你们先坐。”

我们在接待室坐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我注意到走廊里不时有人经过，眼光往我们身上落，又很快移开。郑小禾低头看手机，表面在刷新闻，实际在等。我小声问赵明义：“几点了？”他说十一点半。我们进来时是九点四十。

又过了半小时，张主任才姗姗来迟，笑得比刚才更热络：“实在对不住。我请示了一下，重病区今天有治疗活动，不方便进入。要不改天？”

郑小禾站起来：“张主任，我们单位有采访函，可以给院办传真过来。如果医院不方便配合，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报道。”

张主任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到底维持住了笑：“稍等。”他又出去了。

这一等，又是一个下午。

到下午四点多，天已经阴了，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雪。赵明义有些坐不住，在接待室来回踱步。我拉他坐下，低声说：“稳住了。”他点点头，把手插进袖筒里，不再动弹。

快五点时，一个护工模样的女人端着几杯茶进来，说是张主任让送的。郑小禾道了谢，没喝。我注意到那女人送茶时，顺手把一张揉成小团的纸丢在了我们脚边。等人走后，我弯腰捡起来，展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写着四个字：“今晚八点。”后面跟着一个小箭头，指向医院西侧门。

我心头一凛，把纸条握进掌心。郑小禾凑过来，用气声问：“谁给的？”我摇摇头。赵明义眼里闪过一丝警觉。

我们没再等，起身告辞。张主任送出来，满脸歉意，说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记者白跑一趟。郑小禾笑着说没事，改天再约。

出了大门，我们沿街走了一段，才停下来。我展开纸条给郑小禾看。她皱起眉：“这会不会是圈套？”

“有可能。”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空白，什么也没有。

“那去不去？”

“去。”我望着天边最后一抹铅灰色的光，“但得让赵明义在外头接应。万一我进去出不来，你立刻报警。”

郑小禾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终于点了点头。

我们在医院西侧门对面的一家小饭馆等到天黑。七点五十分，我穿过马路，朝西侧门走去。那门是扇老式铁栅栏门，门边有棵歪脖子柳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乱颤。赵明义留在街对面，郑小禾站在十米外的路灯下，手机攥在手里。

我走到门边，没看见人。等了约莫两分钟，一个身影从门内的阴影里走出来。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深蓝色护工服，头发花白，脸干瘦。正是下午送茶的那个。

“你是唐大川的家属？”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从嗓子缝里挤出来的。

“他妹妹在外地。”我把唐小燕的身份证复印件递过去，“我是她表姐。”

她没看，只说：“别从这门进。往前走五十米，墙角有个小门，没锁。你进来，我带你去见他。就你一个人。”

我回头看了眼街对面。赵明义朝我点了下头。我跟着那女人往前走，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果然有一扇矮门，虚掩着。她推开门，示意我进去。

里面黑沉沉的，只有远处楼里透出几点昏黄。我们在水泥路上快速走着，经过两栋旧楼，又穿过一个堆满杂物的天井。最后到了一排低矮的平房前。那女人掏出钥匙，打开其中一间的门。

“十分钟。”她说，“别出声。”

我走进去。屋里很暗，一股消毒水和汗液混在一起的气味。靠墙放着一张铁床，床上躺着个人。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看清了那人的样子。他很瘦，比赵明义还瘦，颧骨高耸，眼眶凹陷，像一具皮包骨头的躯壳。听见动静，他微微偏过头。

“哪个？”他的声音哑得像拉风箱。

我走到床前，蹲下来。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病了。

“唐大川。”我叫他。

他眨了眨眼：“你是哪个？”

“陈建军的婆娘。他叫我来找你。”

他的身子猛地一抖，像触电一样。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按住他：“别动，我就问你几句话。”

他大口喘着气，眼睛死死盯着我：“建军……建军死得好惨。我亲眼看见的。”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用力咽了一下，问：“那天到底出了啥子事？”

唐大川闭上眼，像在极深的水底打捞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声音断断续续：“瓦斯报警器，被他们拆了。阀门的闸，也被人焊死了。建军想关，关不上。我走到巷口就炸了。他……他把我推出来了。自己没出来。”

“焊死了？”

“我后来听人说的。陈国富不想停工。那阵子煤价高。他说工人多干一晚，就是钱。”他干笑了一下，眼角滚出一滴浊泪，“我们的命，不值钱。”

我攥着床沿，指节发白。焊死了。建军拼了命去拧一个永远关不上的阀门。他一定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拧不动。

“你这些话，还敢不敢说？”我压低声音，凑近他。

唐大川看着我，那双深陷的眼睛里像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敢。只要出得去。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口。那护工女人正往这边张望，神情紧张。

“我下次来，带你出去。”我说。

他摇摇头：“没得用。他们不让我出。我试过几回，打了我，还加药。我跑不动了。腿坏了，一走路就疼。”

“不跑。”我握住他枯瘦的手，“我们走正门。光明正大地出去。”

他愣了一下，眼中那点火光跳了跳，像要灭了，又顽强地亮起来。

我松开手，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他一眼。他躺在床上，用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送我们走。那眼神，我永远也忘不了。

出去以后，那女人把我送到矮门边。我拉住她，问：“你为啥帮我们？”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我男人原来也在矿上。后来得了矽肺，陈国富一分钱没给。死了。”

我松开手，目送她消失在黑暗里。

郑小禾和赵明义迎面跑过来。我把情况简单说了。郑小禾脸色发白，听完之后说：“焊死阀门、拆报警器，这是故意杀人。”

“对。”我站在夜风里，牙关咬得发紧，“所以，那个记者，你当还是不当？”

郑小禾没说话，低下头翻手机。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里的犹豫已经散了。

“我写。但我需要唐大川出来做一次公开采访。医院里面写的，他们可以说我编。唐大川必须站出来，站在镜头前说。”

“好。”我望向精神病院那排黑沉沉的楼，“那就让他出来。”

第七章出院

要让唐大川出来，靠家属申请已经走不通了。医院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熊院长手里攥着诊断权和签字权，说他是疯子他就是疯子。唐小燕这个监护人，在他们眼里像门上的一把旧锁，敲掉就行。

我想了一个晚上，天快亮时终于理出条路来。既然医院不给办出院，那就让更上面的人来办。唐大川不是没治好的希望，他是“被患病”的。只要有一家正规机构能出具新的鉴定意见，就能推翻熊院长那套诊断。可鉴定需要申请，申请又绕回医院。死结。

郑小禾提出一个办法：报道先不点名，但把精神病院“收治正常人”的现象先捅出去。舆论一起来，医院会慌张。只要他们慌，就有缝隙。可我怕打草惊蛇，陈国富一旦闻到味儿，必然先下手。

就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事情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天中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市卫生局医政科”，说收到信访转来的材料，想了解唐大川的情况。我愣了一下，几乎以为是骗子。可对方报得出唐大川的住院号、主治医生名字和入院日期。

“您是唐大川的家属吗？”对方问。

“我是他表姐。他妹妹也在市里。”

“请家属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带上相关证明。”对方给了个地址，就挂了。

我握着手机，心跳如鼓。赵明义说：“会不会是熊院长的人设的套？”

“去了才知道。”我咬咬牙，“你们在外面等，情况不对就报警。”

郑小禾说：“我跟你一块进去。我有记者证。真有事，他们多少顾忌。”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市卫生局。一个姓李的科长接待了我们，四十来岁，面容清瘦，戴副无框眼镜。他翻了翻唐小燕提交的申诉材料，又看了医院的出院评估申请，眉头皱得深。

“这个案例，我们调了原始档案。”他说，“唐大川入院时，诊断写的是‘急性应激障碍’，后来在三个月内改了三次诊断，最后一次变成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改得太频繁，不符合诊疗规范。”

我和郑小禾对视一眼。我心里那根紧绷的弦松了半分，又紧了半分。

“李科长，你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约谈医院分管领导。”他合上文件夹，“下一步，会要求医院对唐大川的病情做一次独立的重新评估。评估组里必须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人参加，院方不能单方面决定。”

我像在黑暗的巷子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前面裂开一道口子，有光透进来。

“大概要多久？”我问。

“按流程，一到两周。”

“能不能快一点？”郑小禾插话，“病人的身体状态很差。我们在医院里了解到，他近期遭受过多次强行镇静，体重下降严重。如果再拖下去，人可能保不住。”

李科长看了她一眼，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程序就是这样。我们会尽快。”

我们走出卫生局。街上阳光很好，路边的香樟树落了一地暗红色的叶子。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那块压了多日的大石头，好像裂了一角。

但我不敢松劲。陈国富那边不会坐等。

果然，当天晚上，赵明义就发现我们住的招待所楼下多了两个男人。他们站在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抽烟，聊天，眼睛时不时往门口瞟。赵明义说，其中一个是那天在县城小卖部买烟的刘成。

“他们找到这儿了。”赵明义压低声音，把窗帘拉得更严。

我坐在床边，心里反倒不那么慌了。他们越沉不住气，说明我们越接近了要害。

“今晚别出去。明天换地方。”我说。

那一夜，我们三个人挤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郑小禾睡床，我睡椅子，赵明义裹着外套靠墙坐了一宿。窗外偶尔有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握着从家里带来的那把黑色长柄伞，伞柄被我攥得发烫。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住进城北一家旧厂区改造的公寓，那里多的是外地打工面孔，进出不惹眼。郑小禾没有去报社，说有重要稿子在赶，实际是在电话里跟编辑沟通。赵明义去打听消息，下午回来时，脸色有些古怪。

“熊院长被停职了。”他说。

我愣住：“这么快？”

“听老柴说的。卫生局约谈以后，医院内部就有人举报他吃回扣。今天一上班就被叫走了。现在医院里都在传。”

我忽然想起昨天下午那个电话。那不是巧合。熊院长被停职，不可能只因为一次家属申诉。一定还有别的手在推。也许是卫生局早就在查他，也许另有其人。不管是谁，熊院长倒了，唐大川就少一道锁。

三天后，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组到了精神病院，对唐大川进行了独立评估。唐小燕作为家属被允许在场。她出来时眼睛肿了，拉住我的手说：“医生说，我哥没有精神分裂症。最多是长期受刺激，有些焦虑。他们同意办出院。”

我说不出话，只是点头。

第二天上午，唐大川从精神病院的正门走了出来。阳光照在他干瘦的脸上，他眯着眼睛，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赵明义上去扶他，他摆摆手，非要自己走。那条受过伤的右腿拖在地上，身子一歪一歪的，像棵被风吹歪的老树。

唐小燕抱着他的胳膊，哭得喘不上气。唐大川拍拍她的背，哑着嗓子说：“莫哭。我还没死。”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兄妹。四年了，这道门终于从里面打开了。可我没有多少喜悦。我知道，这才是开始。

当天下午，郑小禾在她报社的采访室里架起了录音笔。唐大川坐在沙发上，双手搁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唐小燕给他买了身新衣裳，深蓝色的夹克，穿在他身上显得肥大。他说话很慢，有些词想不起来，就停下来想一想。每说到重要地方，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强调一句：“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讲了四个小时。从他们六个外地人怎么被招到白水河煤矿，怎么被扣了身份证，怎么下了井再没上来。讲报警器三天两头响，讲李把头怎么骂人，讲陈国富怎么笑着递烟，讲那天爆炸前，建军让他走，他却摔倒了。讲建军回头拽他，把他推向巷道口。最后一声响，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人在医院。两条腿绑着，肋骨疼得吸不了气。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跟我说，我是精神出了问题，胡说八道，才会到处跟人说矿上有问题。他让我签个字，说以后不追究。我不签。他们就给我打针。”

他撩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有些已经结痂发黑，有些还泛着青。

郑小禾的录音笔红灯一直亮着。她低着头，手指在键盘上敲击，肩膀轻轻发颤。

采访结束，我送唐大川回临时住处。路上他忽然问我：“嫂子，你以后要干啥子？”

“替你和他讨个说法。”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走了一段，他又开口：“我之前也想过，出去了就去告。可我连状纸都不会写。现在好了，有你们。”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像有根弦被人拨了一下，又酸又麻。

郑小禾花了两天时间写稿。她写得很小心，每个关键点都对照了建军的笔记本和唐大川的口述，又电话采访了几位当年在矿上干过活的人。有些人一听是记者就挂了，只有一个姓邓的老师傅说了一句：“早知道要出大事。我不干了，才捡了条命。”他还说，陈国富当年买通了安监，停产通知都下了，矿上照样夜班开工。

稿子通过报社内部审了一遍。总编看完，抽了半包烟，说：“发。但先不点名，留个余地。”郑小禾跟我商量，我同意了。既然从底层开始挖，就不怕慢。

稿件刊出那天，我在报摊买了好几份。黑色的标题印在头版右下角，不算大，却像一根钉子，扎进了平静的水面——“白水河煤矿瓦斯爆炸真相调查：是谁把矿工关进了精神病院？”

我站在街头，阳光很好，手里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有人从身边走过，瞟了眼报纸，又继续赶路。这座城市太大了，一个人间悲剧投进去，有时候连个响都听不见。可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果然，当天下午，郑小禾就接到通知，稿子被要求下架。她不服，去找总编。总编叹着气说：“上面有人打了电话。我也没办法。小禾，你已经做了能做的。”

郑小禾回来时眼睛发红，不是伤心，是愤怒。她把采访记录和录音备份交给我，说：“报纸不发，我就发到网上。我有几个自媒体号，阅读量不高，但能扩散。”

我说：“先别急。我还有一步要走。”

她看着我。我看着窗外。天已经暗了，华灯初上，远处的大楼亮起了广告灯，像一片冷冰冰的星星。

“我要去见一个人。”我说。

“谁？”

“孙建军。”

赵明义从角落里站起身，眼睛瞪得老大。郑小禾也愣住了。

“你疯了？他现在是副县长……”

“正因为他现在是副县长，才会怕。”我把那张已经有些起毛的报纸叠好，塞进包里，“你们别忘了，我能找到他，他也能找到我们。与其等他来，不如我去。”

赵明义急得直摆手：“嫂子，使不得。你一个人去，万一……”

“所以你去给我准备一样东西。”我看着赵明义，“建军的笔记本。复印一份，再抄一份。原件我要留着。”

他嘴唇动了动，最终没再劝。跟了这些日子，他大概也明白，我一旦拿定主意，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夜深了。我把门窗锁好，借着台灯的光，把建军笔记本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那上面的字被水浸得有些晕染，却越发清晰，像要透过纸背。

我仿佛能看见他坐在地下工棚的木箱子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字一句地写下这些。他的背微微弓着，左手按着纸，右手握笔，写几行就抬头听一听外面的动静。

桂兰，你看见了吗？我在替你，替我们，记着。

第八章孙建军

我去县政府大院时，特意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头发用黑发夹别得整整齐齐。门口站岗的保安拦住我，问找谁。我说：“孙县长，孙建军。我是他老家亲戚。”保安半信半疑，打了个电话进去。过了一会儿，他摆摆手让我进去，说去三号楼一楼信访接待室等。

我知道这不过是第一道关。孙建军不会直接见我。果然，等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年轻秘书出来，说孙县长今天会议多，让我先登记。我点点头，把一张折好的纸递给他：“那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就说是陈建军的家属。”

年轻秘书脸上闪过一丝迟疑，到底还是接过去了。那张纸里包着建军的存折复印件，上面那行字清清楚楚：“桂兰，这钱是干净的。”

我在接待室坐到快中午，正打算走，那个秘书又进来了，说：“孙县长说，十分钟后见你。在他办公室。”

我跟着他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铺着米色地砖，墙壁雪白，每隔几米就有一扇关得紧紧的门。秘书在尽头一扇木门前停下，敲了敲。里面说了声“进”。

办公室很宽敞。一张深红色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方正，皮肤白净，不笑的时候自有一种压人的气势。见了我，他微微一笑，抬手示意我坐。

“你是陈建军的爱人？”他的声音很平稳，像在问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是。我叫张桂兰。”

“我记得建军的家属。”他点了点头，语气里没有多少温度，“他以前在煤管局备过案。”

我心里一突。他说的是“建军”，不是“陈建军”，像是认识，又刻意保持距离。

“孙县长，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叙旧的。”我把包里的报纸复印件放在他桌上，“白水河煤矿的事，你比我清楚。建军死了四年，连个坟都没有。我想讨个说法。”

他扫了一眼报纸，脸上的笑意淡了一些：“矿难的事，早就有结论。王桂兰，你作为家属，有疑问可以走法律程序。来我这里，解决不了问题。”

“可报告里没我男人的名字。”我盯着他，“他们说他是黑工。可你刚才说，他在煤管局备过案。是不是？”

他的眼皮轻微跳了一下。就一下，很快恢复了平静。

“我记不太清了。四年前的事，谁说得准。”

“孙县长记性不好，那我提醒你一句。”我放慢语速，一字一顿，“白水河煤矿。陈国富。报警器被拆，阀门被焊死。还有唐大川。这些，够不够你记起来？”

办公室里静了下来。我听见墙角的落地钟“咔嗒”响了一声，像一记鼓点。

孙建军看着我，目光沉下来，像一潭搅浑的水。过了好一会儿，他缓缓开口：“你是来闹事的？”

“我不闹。”我的声音也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在钉钉子，“我来，是给你一个机会。有些事，我不想通过记者的手爆出去。那样对谁都不好。尤其对正在公示期的人。”

他的眼神变了。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笑不出来。

“你在威胁我？”

“孙县长，我男人死了。死的时候，他连一张登记表都没有。你坐在这个位子上，心安稳吗？”

他没有接话。窗外的日光照进来，落在他半边脸上，把另外半边陷在阴影里。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说了。

“你想怎么样？”他到底开了口，声音低了许多。

“三件事。”我伸出三根手指，“第一，重新调查白水河事故，给死者一个名分。第二，追究陈国富的责任。第三，唐大川已经出来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人证。”

孙建军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眼里那层阴翳更重了。

“你还是太天真了。”他慢慢说道，“你以为把人弄出来，就赢了？王桂兰，有些坑，你不该踩。”

“我已经踩了。”我站起来，把报纸折好收进包里，“你考虑一下。三天后，如果我没有得到答复，这份东西会发到网上，发给省里的媒体。”

我转身朝门口走。背后传来孙建军的声音，不轻不重，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你一个人，斗不过他们。”

我站住，没有回头：“我不是一个人。”

推开门，走廊里的风扑在脸上，冷得刺骨。我走出去，一直走出县政府大院，没有回头。直到拐过街角，我才靠在墙上，两腿发软。我骂自己没出息，抖什么。可我知道，刚才那场对话，是我这辈子说过最硬的话。

赵明义和郑小禾在不远处的车行门口等我。郑小禾跑过来，一叠声问怎么样。我摆摆手，说先回去。

回到住处，我把会议内容转述给他们听。赵明义听完，脸色铁青：“他一定不会答应。他只会先稳住你，再找人来收拾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只靠他。”我看向郑小禾，“你那个自媒体号，发吧。”

郑小禾点头：“我今晚就整理一篇长文，把能说的都说清楚。不发名字，但把孙县长和陈国富的关系点出来。只要有人看，就能形成压力。”

“光有线上还不够。”我沉吟，“得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那些和建军一样的人。”

赵明义说：“我去联系以前矿上那些工友。他们不少人还在本地。当初不敢说，现在唐大川出来了，也许有人肯站出来了。”

“这样最好。证人越多，分量越重。”我顿了顿，“不过，在事情闹大之前，我们得保护好自己。他们不是吃素的。”

郑小禾说：“我把我租房的地方收拾一下，大家住一起。那儿是青年公寓，人流复杂，他们不容易下手。”

我们商量到深夜。窗外万家灯火，像无数双眼睛。我把建军的笔记本压在枕头下面，闭着眼睛，却很久没有睡意。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建军站在一条巷子里，巷子尽头是一片亮光。他穿着那件靛蓝中山装，胸前口袋里别着那支他常带的黑杆钢笔。他朝我笑，嘴唇动了动，像是喊我的名字。我拼命跑过去，可巷子越来越长，他的影子越来越淡。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上午，郑小禾的长文发出去了。她用了两个账号发在不同的平台。一开始阅读量很低，像一块石子扔进大海。我盯着手机屏幕，看着数字一格一格往上爬，爬得让人心焦。

下午，赵明义从外面回来，带回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灰白，脸膛黑红，手粗得像树皮。赵明义说，这是邓师傅，当年在矿上开水泵的，提前跑掉的那个。邓师傅站在门口，有些局促。我让他坐，他坐得只挨着半个屁股。

“邓师傅，你愿意说说当年的事吗？”郑小禾拿出录音笔。

邓师傅搓了搓手：“我……我早就不想干了。可陈国富压着我们，身份证都扣着。后来有一次，我提前上井拿工具，看见有人从西三巷出来，手里提着一串东西。我瞅了一眼，是瓦斯报警器。他们把电池都抠了。我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就装病，结了钱跑了。”

“你后来怎么不跟人说？”

“说啥？没人信。再说，陈国富的人到处找过我。我躲到乡下种地去了。这几年，心里也不安稳。”

邓师傅的话和唐大川的证词对上了。我让郑小禾把这段也整理出来。邓师傅走时，我送他到门口。他回头看我一眼，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说：“建军是个好人。有一次我下井忘带饭，他掰了半块饼给我。我这辈子记着。”

我的眼睛倏地热了。我点了点头，没让他看见。

到了第三天，网上的文章开始有人转发。有人在评论区里说，白水河煤矿当年确实有爆炸，县里报的数字是“三人死亡”。又有人说，自己亲戚就在那矿上干过，后来人没了，家里人只拿到两万块“补偿”，签了保密协议。

郑小禾把这些评论一条条截图存好。她说，这些活生生的信息，比我们单方面讲更有力量。

第四天，我接到了孙建军秘书的电话。对方只问了一句：“王桂兰女士，孙县长问你，还想谈吗？”

我说：“谈。当然谈。”

我们约在城郊的一家茶楼。我带了赵明义一起。郑小禾留在住处，手机调好，随时准备报警。

到了茶楼，孙建军已经在了。他换了身休闲夹克，没穿正装，人显得松弛些。可那双眼睛，比第一次见面时更冷了。

“你的条件，我可以考虑。”他慢慢晃着茶杯，“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说。”

“把网上的文章撤了。以后别闹了。你男人，我给你补一个工伤死亡证明，按标准赔偿。你拿着钱，回家好好过日子。”

我看着他，没说话。

“这是最好的结果。”孙建军把杯盖轻轻一扣，“你不是要说法吗？这就是说法。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得往前看。”

我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一块脏抹布。茶楼里放着古筝曲，叮叮咚咚的，腻得人发慌。

“那陈国富呢？”我开口，“唐大川呢？那些死了的人呢？”

孙建军的眼神一沉：“那些不在谈的范围内。”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孙县长，你还没明白。我要的不是钱。”

他的脸沉下来，像一块铁板。

“王桂兰，你想清楚了。有些路，走出去了，就回不了头。”

“我男人四年前就走上了这条路。”我一字一句地说，“他回不了头。我是他老婆，也不打算回头了。”

我拉起赵明义，转身离开茶楼。外头起风了，很冷，却吹得我脑子格外清醒。

我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但我一点也不怕。

第九章反扑

我们是当天晚上换的住处。郑小禾通过一个跑线记者认识了一家快捷酒店的老板，给我们开了一间靠后的房间。唐大川和唐小燕住另一处，由邓师傅暂时照应。

夜里十一点多，赵明义收到一条短信。老柴发来的，就几个字：“今晚有行动。别出门。”赵明义回拨过去，电话已经关机。

我们的房间窗帘紧闭。空调嗡嗡响着，吹出来的风有股灰尘味。我坐在窗边的圈椅上，手里握着那把黑伞。伞柄是实木的，沉甸甸，像根短棍。

凌晨两点多，走廊里有脚步声。很轻，但在静夜里格外清楚。赵明义从床上坐起来，赤脚走到门口，侧耳听了听，回头看我，眼神绷得像根钢丝。

脚步停在我们门口。然后是一阵短暂的寂静。我听见门外有人极轻地说了一声：“就是这间。”

赵明义退回来，抄起桌上的玻璃烟灰缸。我按住他的胳膊，对他摇摇头。我们屏住呼吸。

门锁响了一下，紧接着是“滴”的一声电子响，门开了。

我们早就反扣了内锁。门被推开一条缝，被内锁挂住，发出一声闷响。门外的人低声骂了一句，又推了一把，没推开。

“谁？”我出声，声音又冷又硬。

门外静了一瞬，然后，一个声音说：“开门，查房。”

“公安局查房，请配合。”那声音又说了一遍。

赵明义看了我一眼。我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走廊灯光下，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穿着夹克，一个穿着衬衫，都没穿警服。后面还站着一个，半边身子隐在阴影里。

“警察证呢？”我问。

外面的人举了一下证件，一晃，没看清。

“开门。别逼我们叫人。”对方的声音带上不耐烦。

我脑子飞转。若是真警察，我们不开门，他们可以强行进。若真是公安局，也未必是坏事——我们手里有证据，大不了先被带回去，反而能见光。可若是假警察，这门一开，我们就完了。

“我们不开。”我提高声音，“如果是查房，请让酒店经理来。如果有手续，请贴门缝下面，我们自己核实。”

外面静了一下，接着有人踹了一脚门。门板猛烈一震，内锁“咯咯”响。赵明义吼了一句：“外面的人听着，我们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

门外突然安静了。几秒后，脚步声匆匆远去。

我贴着猫眼往外看，走廊已经空了，只有一盏顶灯闪着。

那一夜，我们没再合眼。

天亮以后，郑小禾赶过来，听我们说完，气得直捶桌子：“太嚣张了！居然敢半夜假扮警察！”

“先别急。”我拍拍她的手，“这说明他们已经到了狗急跳墙的地步。我们手上有他们最怕的东西。现在最要紧的，是让这些东西彻底曝光，藏都藏不住。”

郑小禾说：“我已经联系了省里一家新闻门户网站的记者。他愿意来市里做一次深度采访。但要求唐大川和所有证人都能出镜。”

“可以。但不能在酒店。他们既然知道我们住哪儿，这里就不安全了。得换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我看向赵明义，“你还有没有信得过的人？”

赵明义想了想：“邓师傅在乡下有个老院子，没人住。离市里三十多里，偏僻得很。我们可以去那儿。”

“行。就去那儿。跟唐大川和唐小燕说，今晚就动身。”

当天傍晚，我们分两批走。我和郑小禾先坐公交出城，赵明义带着唐大川兄妹坐邓师傅借来的旧面包车。在城郊加油站汇合后，天已经黑透了。一路上没有路灯，车灯扫过田埂和荒草，像在黑布上剪开两道黄口子。

老院子确实偏。三间砖瓦房，院墙塌了半截，院里长着半人高的野草。屋里有一股呛人的霉味，邓师傅提前收拾过，还拉了电线，装了个白炽灯泡。床是两张旧木床，铺着草席和薄被，坐上去“吱呀”响。唐大川倒是不讲究，往床上一倒，没两分钟就睡着了，鼾声如雷。

我们在堂屋开了个小会。郑小禾联系省城记者，约在后天上午。赵明义负责去村口等，带路。我负责把唐大川的身体状况维持好，不能到了关键时刻人倒下了。唐小燕烧了热水，给唐大川擦脸擦脚。他迷迷糊糊醒来，看着妹妹，嘴巴动了动：“小燕，我梦见我回家了。”

唐小燕的手停了一下，低声说：“等事情完了，我带你回去。”

唐大川咧了咧嘴，像笑，又像哭。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露出这种表情，心里像被什么烫了一下。

第二天白天无事。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初冬的太阳暖得懒洋洋的，照在枯草上，像铺了一层细碎的金箔。唐大川坐在小凳上，眯眼看着远处的山。那里不是渠县的山，也不是白水河的山。他看着看着，忽然说：“嫂子，等官司赢了，我想回家种地。你呢？”

“我？”我笑了笑，“我还不知道。”

“以后来渠县耍。我请你吃折耳根。”

我笑了。这汉子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还记着请人吃折耳根。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唐大川心里那个“家”，也许一直都在，只是被人锁了四年。

晚上，郑小禾的稿子又发了一篇新的。这次更详细，加了邓师傅的证词，还配了建军的笔记本翻拍照片。没多久，评论区炸了。有人认出了陈国富，说他在县里开建材公司，还开了一家KTV。也有人说，孙县长当年在煤管局当局长时，全县的煤矿没有一个能脱开他的手。

我看着那些评论，一条一条往下翻，心里像有火在烧，又像有冰在浇。四年前埋进地底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翻上来。它们重见天日时，会带着泥土和血。

第三天上午，省里来的记者到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记者，姓郭，戴副黑框眼镜，背个鼓鼓囊囊的双肩包，看着斯文，问起话来却句句见血。他先单独跟唐大川聊了两个小时，又跟赵明义和邓师傅分别做了访谈。最后，他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把录音笔往桌上一放，说：“来，把你知道的全说一遍。”

我从头讲起。从那个雨夜开始。从赵明义倒在我家门口，到建军的笔记本，到存折里的六千块钱，到精神病院的高墙，到孙建军办公室的十分钟。

郭记者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说：“我在省城跑社会新闻六年，矿难故事听得不少。但你们这个，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从矿难到精神病院，一整条线都活着的。”

他看向我：“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陈建军。”

他在本子上写下这三个字，然后合上笔帽，说：“这个报道我来写。先发网稿，再发报纸。王大姐，你做好心理准备。稿子一出来，会有很多人找你，包括说情的和威胁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说。

郭记者点点头，当天就走了。他走之前，让我把建军的笔记本拍成高清照片发给他，还嘱咐我们这几天别回市区，就住在这里等消息。

我们照着做了。等了三天。那三天里，我每天醒得很早，在院子里转圈。野草上挂着霜，风从北边吹来，冷得像刀子。唐大川有时出来陪我说话。他说，他小时候在老家山里放牛，也是这样冷的天，他爹让他把牛赶到向阳坡去，说牛知道哪儿暖和。他笑着说，人不比牛，人总往冷的地方钻。

第四天早上，郭记者发来一条消息：“稿子已经发出。头版。”

郑小禾把链接发给我。我点开，看见那篇稿子的标题，黑体大字，像一排站得笔直的兵：

“一个寡妇和四个证人的四年追问：白水河矿难真相被埋了多久？”

我盯着手机屏幕，眼睛一阵发酸。赵明义凑过来看，看着看着，眼眶也红了。唐大川坐在门槛上，嘴里叼着根草茎，抬头看天，眼圈发青，一句话没说。

那天中午，我的手机开始响。先是表姐打来的，她哭着说：“桂兰，你这些天到底在干啥？我看新闻了。你傻不傻，你晓不晓得有多危险！”我说：“姐，我晓得。”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你等着，我让你姐夫带几个人过去。你们别怕。”

接着是老周从镇上打来的：“桂兰啊，镇上都在传。陈老板的车昨天从县城开走了，说是去外地了。你家里好像也来过人，我过去看，门锁被砸了。”

我一惊：“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别回来。我不说别的，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挂掉电话，我站在院子里，风吹得我脸发麻。家被砸了。陈国富跑了。这些消息像两块石头，“扑通”落进我心里，沉得发闷。

赵明义走过来，低声说：“嫂子，我去镇上看看。”

“别去。”我拉住他，“现在回去就是送上门。他们要的就是我们分开。”

他咬了咬牙，把拳头砸在墙上，砖缝里簌簌掉下几粒土。

我正想劝他，手机又响了。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着点酒气：“王桂兰？你男人那些事，你最好不要再查了。”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有儿子吧？”

我浑身的血像瞬间结成了冰。

建军的儿子，陈阳，今年十九岁。在外地读技校。我这些天忙得昏了头，竟然没给他打个电话。

“你们把他怎么了？”我的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

对方笑了一声：“目前没事。以后就不好说了。”

电话断了。

我站在原地，手机从手里滑下去，“啪”一声摔在泥地上。赵明义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听不见。满脑子只有我儿子那张脸。他笑起来像他爸，尤其是下巴上那道小沟。他不能有事。他是我和建军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东西。

我弯腰捡起手机，给陈阳拨过去。嘟了好几声，那头才接起来，是儿子懒洋洋的声音：“妈？啥事？”

“你在哪儿？”我竭力让自己的声音正常。

“在学校啊。刚下课。怎么了妈，你声音不对。”

“没事。”我吸了吸鼻子，“妈就是问问。你最近别出校门，别跟陌生人走。听到没？”

“妈，你又来了。我十九了，不是小孩。”

“听到没！”

他被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听到了听到了。你咋了？是不是出事了？”

“没有。妈这边有点事。过几天再跟你说。你乖乖的。”

挂了电话，我浑身发软，像被抽掉了骨头。赵明义扶住我，急得声音都变了：“嫂子，他们用陈阳威胁你？”

我点点头。他脸色煞白，转头就要去找人。我拉住他：“你去找谁？你有证据吗？他们就是算准了这一点。”

“那怎么办？”他急得眼睛发红。

“陈阳不能一个人待着。我让他姨去接他。”我强迫自己冷静，拨通了表姐的电话，把事情简单说了。表姐一听，骂了一句，说：“放心，我现在就让你姐夫开车去学校接。他那个学校在临市，两个半小时就到。接来我家住，我看谁敢动！”

我连声道谢。挂了电话，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唐大川和唐小燕也围过来。唐大川没说话，把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手粗糙得像块树皮，却格外稳。

我低下头，看见地上摔碎的手机屏幕，裂纹从一角延伸到另一角，像一条细细的河。

我不能倒下。

他们越这样，我越要往前走。

第十章收网

我们在乡下躲了三天。这三天里，外面的世界像被捅开的马蜂窝。省城那篇报道被多家网站转载，社交平台上的讨论量一夜之间破了百万。有人把陈国富当年的照片翻了出来，有人贴出了孙建军在煤管局的旧档案。还有人在评论里说，白水河煤矿旁边那条河，有一年夏天漂过一层油花，附近村里的鸭子全死了。事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四天，郭记者打来电话，说省纪委监委已经关注到舆情，正在跟市里核实情况。我听完，没有多少激动。这四年熬出来的东西，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化开。可我知道，雪球滚到这一步，陈国富和孙建军已经不可能像四年前那样把盖子按回去了。

赵明义从村口回来，带回一份当天的省报。头版头条还是我们的新闻，旁边配了一张照片，是白水河煤矿锈迹斑斑的井口。他指着照片角落说：“这是西三巷，我认得。”我们围在灯下看。那口井被荒草吞了，铁门斜吊着，像一张半张的嘴。

那天傍晚，郑小禾接了一个电话。听完后，她脸色很复杂，走到我身边说：“孙建军被停职了。省纪委把他带走了。”

我愣了愣。赵明义和唐大川都围上来。唐大川张着嘴，像是不信，过了好半天才说：“真的？就……就这么被抓了？”

“还没定案。但已经控制起来。”郑小禾说，“还有陈国富，他在邻县高速口被拦下来了。车后备箱里发现了几十万现金。估计是要跑路。”

院子里一下子静了。风刮过野草，发出“簌簌”的响，像有无数只手在拍地。唐大川突然蹲下来，用手捂住脸。他的肩膀剧烈地抖着，像要把这四年攒下的东西全哭出来。唐小燕扶着他的肩，自己也在哭。赵明义背过身去，站得笔直，可我看见他垂着的手在微微发颤。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掏走了一块什么。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反而像胸口压了多年的东西突然被挪开，留下一个冷风直灌的洞。

“还没结束。”我听见自己说，“孙建军倒了，陈国富抓了，可建军还是黑工。我要他有一个名字。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

赵明义转身看我，眼睛红通通的：“嫂子，你说怎么办？”

“等案子定性。等调查结论。等他们把白水河的事故重新立案。”我一字一字地说，“在这之前，我们不能散。每个人都要把证词说死，说透。”

我们开始整理所有材料。建军的笔记本、存折、唐大川的病历复印件、邓师傅的证词、赵明义的陈述、郑小禾的采访录音。每一样东西，我们都做了双份备份。郑小禾说，这些东西以后就是呈堂证供的一部分。她跑线时认识一个做法律援助的律师，姓胡，愿意接这个案子。

第二天，胡律师来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齐耳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她把我们的材料翻了一遍，点头说：“证据链基本完整。现在关键是官方调查。只要他们立案，我们就能提起民事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赵明义问。

“陈国富涉嫌非法采矿、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故意杀人罪。孙建军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还可能涉及受贿。”胡律师合上文件，“但能不能定，要看调查结果和检察院的起诉。你们要有耐心，可能几个月，也可能一两年。”

“一两年我都能等。”唐大川说，“我什么都不多，时间最多。”

我们都笑了。那是我这些天来第一次笑。笑得眼角发酸。

几天后，市里传来消息，白水河煤矿事故重新调查组成立了。工作人员到矿上封存了现场和资料，找了不少当年的工人谈话。老柴也被叫去了。他回来时给赵明义打了个电话，说这回是真查，一个细节问三四遍。赵明义问他有没有说真话。老柴叹口气：“都到这一步了，我还藏个啥？我把知道的都说了。连陈国富过年给哪些领导送过礼，都写出来了。”

我听着，心里默默算日子。建军死在四月二十一。现在是初冬。四年又七个月。他还是个游魂。我要让他在这个冬天结束之前，回到我们家的户口本上。不是黑工，不是无名氏，是陈建军。我张桂兰的男人。

一个月后，省里正式通报：白水河煤矿隐瞒事故属实，孙建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陈国富因涉嫌多项罪名被刑事拘留。通报里第一次提到了建军的名字——“事故造成四人死亡，其中一人为未登记临时工陈建军”。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烧了一盆纸钱。火烧得很旺，纸灰像黑蝴蝶一样往上飞。唐大川蹲在一边，用棍子拨火。赵明义站在我身后，一句话不说。火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看着那堆火，轻声说：“建军，你听见了没有？你有名字了。”

火苗跳了跳，像在回应。

第二天，我们回了镇上。

巷子里很多邻居站在门口看。我走过时，有人叫“桂兰”，有人朝我点头，还有人递烟。我没接，只笑了笑。老周从杂货铺里跑出来，拽着我的手看了半天，说：“瘦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家的门锁是被砸开的。门板上有几个凹坑，像用锤子砸的。我推门进去，堂屋里一片狼藉。椅子翻倒，茶杯碎了，墙上的相框摔在地上，玻璃裂成蛛网。我蹲下去，把那张照片捡起来。是建军和我的结婚照。他穿着中山装，我扎着红头绳。照片上沾了灰，我用袖子擦干净，重新挂回墙上。

赵明义帮我收拾。我们花了半天，把屋里的东西归了位。扫出来的碎玻璃用破脸盆装着，倒进巷口的垃圾池。倒的时候，赵明义说：“嫂子，我以后想留在这边，行不行？”

我看了他一眼：“你不去南村？你爹的坟还在那边。”

“我爹那边有叔伯照看。我留下来，你这儿也得有人搭把手。”

我没有马上答应。这些日子我们像战友，像家人，可有些情绪，得在平静下来以后慢慢理。

“那你就留下。”我说，“先把腿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