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东来一直被视作中国企业的“良心”——因为它是真的对员工好，让员工从心里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近日胖东来又爆出一则新闻：向社会招聘45个厨房岗位，一时间竟有3000多名研究生报名竞争。于东来听到这一消息，在直播间红了眼眶，说研究生本该是社会的财富，不该扎堆往厨房里跑。
这一方面说明现在的就业形势多么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胖东来的待遇和福利水平确实是大学生们向往的地方。虽然我们不能苛责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企业都能像这家公司一样对员工充满真诚和善意，但起码这种劳资共赢的模式，是所有企业努力的方向，是未来企业能做长久的一盏明灯。
有些事做不到，是能力问题。不想做，那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很多企业为省下一点一滴的成本而绞尽脑汁，卷得欲仙欲死；有的企业却因为房东涨租金便可任性地关店。每个企业所处的生态位不同，应对方式也不同，当然应该因地制宜分析原因。什么时候大部分中国企业不再为了省下一毛两毛的成本而降低产品标准才能活下来，变成“只要品质好，不再敏感于价格”，中国的内需也就无需拉动了。
企业的问题不只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综合问题。
我们其实不只是现在才出了一个胖东来。100年前，1920年就有一家和胖东来一样的企业，有一位企业家也和于东来一样——这家企业叫无锡茂新面粉厂，这个企业家叫薛明剑。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薛明建的人生和他的良善理念。
当时的民族企业才刚刚起步，在泥泞和崎岖中艰难前行。简陋的工棚、14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长、恶劣的用工环境、微薄的薪水——这是当年大多数企业的常态。穷苦的工人是从土地上刚直起腰的农民，觉得只要能比种地好点，就有人愿意干、抢着干。
薛明剑本来也可以和绝大多数老板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去改善工人待遇，可他偏偏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另一盏明灯，另一类改变世界的人。
他着力改善员工住宿条件，重建员工宿舍，安装明亮的玻璃窗、亮晃晃的电灯，配上干净整洁的被褥。他办夜校教工人识字，甚至还办了幼稚园，让女工能安心工作。发工资时，谁家特别困难，他还会让会计处多给补贴一些，说“工厂的利润本该就有工人的一份”。
这一举措让茂新面粉厂的工人流失率降到了零，产量三年翻了一番。当时的民国实业界也把茂新面粉厂当成样板，都来参观取经——这就是今天胖东来践行的“劳资共赢、劳资一家”理念的祖师爷。
1937年抗战爆发，淞沪会战后，无锡首当其冲成了日军率先攻占的城市。薛明剑和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决定内迁重庆。他卖掉了祖宅——那座他们家族五代人住了300多年的家业。他用这笔钱买了卡车和粮食，扶老携幼，带着800多工人一起往西迁移。设备拆下来，大件汽车拉走，小件每个工人手拿肩扛，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奔赴内地。一路上有工人累死，他便亲手挖坑掩埋，并在墓地上竖起一块墓碑，写上：“此处埋着茂新的骨头。”这不是一个墓碑，而是一份信念。
1941年，重庆的厂房终于开工了，第一袋面粉出来后直接送去了前线。这就是那个年代卢作孚、薛明建们心中的那颗民族工业的种子。
解放后，薛明建成为了政协委员。在那个运动不断的年代，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因为哪一句话说得不对而被人揭发。1957年，他在会上因一句“工厂管理要多听工人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工人送给他的“实业良心”牌匾被砸，自己被勒令劳动改造——职业是扫厕所。他每天半夜就得提着粪桶穿行在无锡的大街小巷。
有一次他遇到了当年厂里的一位学徒周培源——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后来中科院的院士周培源。院士激动地想和他握手，却被旁人告知“他是右派，不要接触”。薛明建佝偻着身子，默默转身离开。
当时他每月的工资仅有18块钱，可他硬是从这18块钱中从牙缝里抠出了12块，匿名资助了三个穷学生。每一次汇款单的备注里永远只有一句话：“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从不留名。
他资助的第一个女孩叫王桂英，后来成了全国劳模。几十年后她才知道钱是“扫厕所的薛爷爷”从牙缝里抠出来资助她的。
第二个被资助的人叫李建国，1977年用薛明建资助的钱考上了清华，后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数控机床。直到2010年他才知道自己的资助人是薛明建。
第三个人叫陈志强，后来成了一名历史老师，也是多年后偶然被告知当年的资助人是薛明建。
1979年，全面平反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重庆的工厂。1980年，85岁的薛明建因病离世。去世时，他手里还捏着一本发黄的《劳工自治章程》。他至死相信，工人和老板是可以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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