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6日，古巴领袖斐德尔·卡斯特罗身穿橄榄绿军装，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长达4小时29分钟的马拉松式演讲（创下联大纪录）。
当时正值古巴革命胜利第二年，卡斯特罗强烈抨击了美帝国主义，同时向世界宣布了一项宏伟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古巴将展开一场全面向文盲宣战的战役。几个月后，古巴将成为美洲第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
据当时古巴官方人口普查显示，全国文盲率为23.6%（总人口约600万，文盲超100万）。哈瓦那等城市的文盲率不到11%，而奥连特省（Oriente）等偏远山区和农村，文盲率高达41.7%。在马埃斯特拉山区（SierraMaestra），由于长期与世隔绝，部分村落的文盲率甚至接近80%。
1961年4月，古巴内阁开始正式实施这项计划，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全国中学、大学及师范学校全面停课，直至当年12月。这一举动在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数万名教师和十几万名中学生一夕之间全部转变身份成为教师。
为了容纳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古巴政府建立了四个独特的“扫盲旅”，总动员人数高达27.1万人：
1、康拉多·贝尼特斯扫盲旅（BrigadistasConradoBenítez）：
由105,664名中学生组成。他们是这场远征的绝对核心，全部离开城市，深入农村。
2、工人扫盲旅（BrigadistasObreros"PatriaoMuerte"）：
由13,990名工厂工人组成，利用业余时间或停工期前往农村支援。
3、人民教导员（AlfabetizadoresPopulares）：
共96,561人，主要是在城市本地、社区内部教邻居识字的家庭妇女和留守老人。
4、祖国旅教师（BrigadasdeMaestrosPatria）：
共34,813名专业学校教师，负责总协调、编写教材以及在各技术节点督导。
官方规定招募年龄为12至19岁，但由于热情高涨，大量10岁、11岁的孩子虚报年龄或在家长签字处模仿父母的签名加入。根据统计，15岁以下的孩子占了“学生旅”的近半数，其中女性比例高达35%。
哈瓦那的高级住宅区（如米拉马尔区Miramar）内，一些中产阶级家长家长们对这场运动极为抵触。
当时的谣言四起，称“孩子们会被送去苏联剥皮”、“女孩在山里会被强奸”、“农村有严重的疟疾和寄生虫病”。
现存的口述历史中，多位当年的女学生回忆，她们为了参加扫盲，不惜与父亲绝食抗争，甚至在深夜从一楼窗户跳出，步行前往瓦劳纳（Varona）师范学院的集结地。
不久后，志愿者们全部集结在哈瓦那城外的训练营进行为期一周到两周的短期封闭培训，每人领取的装备清单如下：
两套橄榄绿粗棉布制服（带贝雷帽和布鞋）。
一盏中国煤油灯及两芯备用棉条。
一个防雨帆布背包（内含教材、笔记本、自来水笔、个人洗漱用品、一床军用毛毯）。
一枚印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古巴革命先驱）头像的徽章。
其中的煤油灯是中国支援的，当时中国为支援这项人类教育史上的壮举，向古巴紧急援助了10万盏防风煤油灯（威海或上海产，古巴人称之为Farolchino）。这种煤油灯采用耐热玻璃罩和镀锌铁皮底座，防风性能极佳，能抵御古巴山区夜间的强风。
孩子们在训练营里剪去长发，换上统一的粗布军装。对于许多哈瓦那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而言，这是她们第一次脱下丝绸连衣裙和高跟鞋。
孩子们先是乘坐苏联援助的吉尔（ZIL）卡车，随后换乘牛车或敞篷货运火车。到了奥连特省的崇山峻岭前，没有路了，他们就骑着骡子或徒步爬山。
许多从未离开过哈瓦那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蚊虫如乌云般密集，脚上的新布鞋在几公里内就被烂泥泡烂。
农村的房屋被称为Bohío（一种由大王椰子树叶和泥土搭建的茅草屋）。地板就是泥地，没有自来水，没有电。
上厕所必须去野外的旱厕或灌木丛。山区蔓延着钩虫病（Hookworm）和各种肠道寄生虫。
孩子们第一次经常见到肚子因寄生虫而高高鼓起的农村儿童，以及因为常年赤脚而长满老茧、甚至指甲脱落的农民。
农村的主要食物是芋头、红薯、木薯（Malanga）和少量的黑豆饭，极少能吃到肉类。习惯了城市面包、牛奶和冰淇淋的少年们水土不服，面临着严重的生理不适和腹泻。
一些粗粝的农民看着这些细皮嫩肉、戴着眼镜的城市学生，普遍抱有怀疑态度：“这些城里娃娃连路都走不稳，能教我们什么？”有些保守的男主人甚至不信任年轻的男学生住在自己家里。
为了获得农民的认可和尊重，14、15岁的孩子老师必须早上4点起床，跟着农民一起去砍甘蔗、采摘咖啡豆。由于力气小、不会用砍刀（Machete），许多学生的双手在第一周就被割得鲜血淋漓。
女学生们则帮农妇生火做饭、照顾婴儿、去河边洗衣服。当孩子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来当“老爷”，而是来当苦力时，坚冰开始融化。农民们开始称呼这些比自己孩子还小的教师为Mimaestro（我的老师）或Mihijo（我的儿子）。
由于教学活动绝对不能影响大家白天干农活。因此，课堂只能设在深夜。
晚上8点以后，劳累了一整天的农民围坐在木桌旁。中国送来的煤油灯被高高挂在木梁上。很多老农患有严重的近视或老花眼，政府还随扫盲队配发了13万副廉价的老花镜。
这场运动使用的核心教材是《我们来学习》（Alfabeticemos，教师用书）和《我们赢了》（Venceremos，学生用书）。这两本书由当时的古巴教育部在几个月内赶制完成，其词汇设计和阅读理解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1课：【F-I-D-E-L】
拼音教学：从卡斯特罗的名字Fidel开始，引出字母F,I,D,E,L。
政治文本：“菲德尔是我们的领袖。他为穷人带来了土地。”
这样农民们就在第一课上认识了卡斯特罗，以及他的地位和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第4课：【O-E-A】（美洲国家组织）
教材语录：“OEA（美洲国家组织）是洋基（美国）帝国主义控制拉美的工具。古巴是自由的。”
关于“土地改革”（ReformaAgraria）的章节：
词汇练习：土地（Tierra）、合作社（Cooperativa）、地主（Latifundista）。
孩子们告诉农民，你们以前为什么不识字？因为地主剥夺了你们上学的权利。现在地被分给你们了，你们必须学会看懂土地证和秤杆。
扫盲队不仅教识字，还负责普及现代医学常识，挨家挨户敲门，用极为通俗的语言讲解“消毒”概念。手把手教农村妇女用酒精或煮沸的剪刀接生，彻底断了旧式接生婆和神婆的财路，使得新生儿死亡率戏剧性地暴跌。
为验证扫盲成果，古巴教育局制定了严格的测试程序。农民必须通过三项考核才算真正脱盲：
- 能够独立、清晰地阅读《我们赢了》课本中的任意一段时政新闻。
- 能够独立给斐德尔·卡斯特罗写一封表达感谢或反映农村问题的简短书信。
- 能够正确签署自己的全名，而不是用大拇指按红手印。
到1961年12月22日，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活动宣告结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共有70多万成年人学会了读写。古巴的官方文盲率从23.6%骤降至3.9%，成为当时西半球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其余3.9%多为丧失学习能力的高龄老人或精神疾患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派遣专家组实地考察后发表报告，称赞古巴扫盲运动是“人类教育史上的超凡范例”。
12月22日这一天，哈瓦那举行了盛大游行，超过10万名完成任务的扫盲队员从全国各地集结到哈瓦那的革命广场（PlazadelaRevolución），人群汇聚成一片橄榄绿和橙色光芒的海洋。所有的学生都举着一杆特制的巨大木制铅笔模型（长达数米）和他们使用了大半年的中国煤油灯。
成千上万封由刚刚脱盲的农民亲手写给卡斯特罗的信，被装在巨大的麻袋里，堆在主席台前。
震天动地的口号响彻云霄：当卡斯特罗在台上询问：“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文盲，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10万少年的声音响彻云霄：“菲德尔，菲德尔，告诉我接下来该做什么！”（¡Fidel,Fidel,dinosquéotracosatenemosquehacer!）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何塞·马蒂革命广场上庄严宣布：古巴成功消灭了全国文盲，使古巴成为世界上文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为了纪念1961年古巴全国扫盲运动的胜利，12月22日这一天被定为古巴的教师节。
在拉美，很多国家规定文盲没有选举权。通过扫盲，数百万古巴农民获得了实质上的选民资格。他们学会了算账，从此收购甘蔗的美国中间商和本地富农再也无法通过涂改账本糊弄他们。
这群10多岁的孩子在没有父母庇护的极端环境中独立生活了一年。他们见证了真正的贫穷，深刻理解了革命为何会发生。参加扫盲的女学生在回到城市后，普遍拒绝了传统古巴社会要求女性“早婚、留守家庭”的束缚。这批女队员后来成为了古巴第一代女医生、女工程师和女外交官。
古巴著名作家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Retamar）评价：“这是古巴一整代人的精神成年礼。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在这两代人的同吃同住中被彻底粉碎了。”
古巴随后将这一模式总结为“我能行”（Yo,sípuedo）扫盲教学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古巴向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乃至非洲的安哥拉输出了数万名扫盲教师，帮助数百万拉美和非洲的贫困人口脱盲。
如今，在哈瓦那利伯塔德城（CiudadLibertad）的古巴扫盲博物馆内，依然存放着当年70多万封农民亲笔写下的感谢信，以及一盏盏为知识点亮光芒，已经生锈的中国防风煤油灯。
当年的提灯夜读的一群少年们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有历史学者去采访他们时，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一年，我们去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去当老师的，但最后，是古巴的土地和农民，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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