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新疆,还是一处被多数欧洲人视为畏途的边陲之地,谁能想到后来变成寻宝者的狂欢。

起因是1889年6月,英国中尉哈密尔顿・鲍威尔,趁着假期潜入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打猎,本打算痛快的享受假期。

却收到了一封上司的密令:设法追捕1年前,在喀喇昆仑山口杀害英国商人的凶手达德・马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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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殖民印度的英国人(修复上色配图)

鲍威尔顺着线索一路追踪,从喀什噶尔到阿克苏,再到库车,人没抓到却碰到一位阿富汗商人上门拜访。

商人以10头毛驴的价格,将从佛塔中挖出的桦树皮写本卖给了他。

回到印度后鲍威尔请了很多学者破译“树皮古书”,全都无功而返,只好把照片公之于众,向全欧洲征召能人。

英籍德裔语言学家霍恩勒,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确认:这是用早已失传的婆罗米文抄写的古书,年代约在公元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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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轰动全球的“鲍威尔写本”:上面有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方药理论,有已知年代最早的骰子占卜辞,还有一部《孔雀王咒经》。

学术界随后那叫一个“沸腾”,连印度本土都已散佚的文明遗产,却在中国新疆这片地方找到了!

当年各个国家都在暗中角力,文化领域自然也不放过,为了拿到“一手资料”,各国的探险队、领事、传教士、军人蜂拥而至,都想在中国西部分一杯羹。

英国派出了斯坦因,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敦煌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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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掠夺文物的人

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新疆,从尼雅一路搜到甘肃敦煌,带走了数以万计的文物。

俄国不甘落后,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本地商人协助下,一箱箱地收购文书运往圣彼得堡。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里找到了楼兰古城!德国人更直接,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带着考察队,把吐鲁番的大量壁画整面切下来运走,勒柯克一次就装了100多箱。

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也相继登场,各国在沙漠里各显神通,偷文物偷得十分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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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经洞里的大量手稿

文物流失是一场悲剧,本应该严肃点,可这个过程中,却意外出现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人发现,从新疆和田等地流出的古文书越来越多,疑似于阗文、吐火罗文、突厥文等古国文字,但却像“天书”一样,怎么也破解不了!

越是读不懂,学者们越觉得深奥,越觉得深奥,越认定其价值连城。

当时没人想到,其中大量“文书”,都出自一位目不识丁的文盲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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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大师”的资料照片

此人叫斯拉木・阿洪,和田本地人,家里世代务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1894年前后,他也是从阿富汗商人口中听说,印度来的白人高价收带文字的旧书,便动了心思。

他也试着去沙漠里找过真品,可沙海浩瀚、遗址难寻,真正的古书可遇不可求,那些大盗都是成群结队的,他一个人根本办不到。

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与其去找,不如自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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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装订成册的“伪造文书”

斯拉木阿洪的造假手艺,竟还经历了三次“技术升级”!

起初他和同伙从市场找到真品,逐字临摹草体婆罗米文,虽然抄不出完整句子,好歹有零星可辨的词汇,足以蒙混过关。

后来他发现买家根本看不懂内容,这下好办了,索性连临摹都省了,让同伙随手画些符号,怎么画都像“古文字”。

再后来连手抄都嫌慢,他们干脆刻了木版,批量印刷“古籍”,产量直接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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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出土的真品婆罗米文文献

他们用胡杨染料把纸染成古旧的黄褐色,用烟熏制造年代感,把纸埋进沙土里增添沧桑,再在页间撒上细沙模拟长期掩埋,甚至故意烧出残缺。

同伙伊不拉音毛拉懂俄语,专攻俄国人市场,而斯拉木・阿洪则负责接待英国买家。甚至还接受各个国家的“定制服务”,想要什么都给你造。

霍恩勒因此白耗费5年光阴去研究“伪书”,斯文・赫定把假文书当作真品写进自己的著作。

大英博物馆把赝品包上漂亮的仿摩洛哥皮封面,当作稀世珍宝珍藏!俄国皇家科学院也收藏研究了大批“阿洪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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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了得”

戳穿这场“造假盛宴”的,是斯坦因!他发现斯拉木・阿洪要多少有多少的“古书”,和自己挖出来的文物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1901年4月,斯坦因请和田知州潘震帮忙“打假”,州衙差役抓住了斯拉木・阿洪,如果没抓到的话,他已经改行做江湖郎中了。

起初他还不承认,但在大量证据面前只好认了,斯坦因给他拍了唯一的照片,标注“古物伪造者”,此后他便不知所终,也不知道什么结局。

然而,斯拉木・阿洪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骗了各路专家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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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

英、德、法、俄、瑞典、日本等各国古文字专家,基本都被骗过,浪费的时间金钱就不说了,给古文破译也带来了很多困难。

就连季羡林教授都中过招,1929年黄文弼教授在新疆购买到一本古书,季羡林先生初步鉴定为疑似古和阗文字,直到1959年才认出来是当年的假货。

少数赝品甚至到1990年代还偶尔出现,斯拉木・阿洪就以这样奇特的方式,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