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10元，云南草莓女工的退路与“自由”|云南省|女工|洋芋|种植|草莓|蓝莓|蔬菜

云南巧家县马树镇是全国第二大的夏季草莓种植基地，当地几年前刚刚脱离深度贫困县。本文作者在这儿遇到一位90后草莓女工，在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农村女性零工中显得不太寻常。她曾独自住在县城，自己坐月子，梦想“站在三尺讲台”，却最终走入草莓园。

草莓园对她和更多被生计压入了土地的中老年女性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六月的高原刚下过一场雨。风从山脊滚下来，凉意刺骨，带着土腥味和草莓叶子的气息。向远处眺望，茂绿的山包间横亘着一片片的白色大棚，仿佛栖在桑叶上的一条条卧蚕。

这里是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海拔高气温低、山区昼夜温差大、相较周边更平坦开阔的地形——利用这些自然条件，马树成为了全国第二大夏季草莓种植基地。2025年。全镇官方种植面积达2.5万亩，带动9000余人次就业。

◉马树镇中心，草莓大棚布列在道路之间。

草莓种植是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业。娇嫩的果实藏在叶片中，稍有不慎就会损伤，各环节都需要人工参与。而走进大棚，你会看到弯腰在田垄间劳作的，几乎全是女性。

今年五月，全国接连发生两起农村女工交通事故。在辽宁丹东，一辆满载蓝莓采摘工人的小客车发生侧翻，造成8死13伤。在广西河池，红薯工人搭乘的皮卡车坠入水中，最终10人遇难。规模化种植下的采摘女工，以及她们所承担的辛劳与风险，也逐渐被公众所知。

马树镇的草莓女工们也属于这个群体。她们中有的五、六十岁，趁着身体还能干活，挣一份糊口和养老钱；有的是本地的留守妈妈，努力在照顾家庭和独立工作间取得平衡。在草莓园，她们每天工作10到11个小时，压藤、除草、摘果，用沾满泥巴的手，换取100元上下的工资。

对于这些农村女性，草莓产业提供了一个不必远行，也能走出家门、自主挣钱的机会。然而，她们又依然在担任产业里最为“底层”的工作。农村转型下，小农种植溃败、男性外出务工，她们或缺乏文化和技能，或肩负照料家庭责任，一度是土地上被动的留守者。草莓园让她们找到了一条谋求生计的退路，而这条退路，又能否通向些许的自由？

◉刘英彩等女工在草莓大棚里。采访当天下过雨，田埂间的塑料布湿滑。

一个留守妈妈的决定

今年正月，27岁的陆英红决定，跟着丈夫的姑姑一起，去草莓园里工作。

丈夫家所在镇马树的草莓产业，发端于约十年前。当时承包土地的多是外地人，在邻县会泽的待补镇等地有过种植经验，又来到地理气候相近的马树。镇中心附近的土地，最先挖了苞谷、洋芋，搭起大棚。

此后几年，草莓园如雨后的菌子一般往外冒。陆英红婆家所在的草皮地村，离镇中心约半小时车程。2022年左右，也有本村人和外来承包商在这儿种起草莓，其中一片就在陆英红家屋后。村里的中老年妇女被雇佣去做工——一天工作10小时，每小时10或11元，每年约五、六个月有活干。工资不高，但总比在家种地强。

◉马树镇中心之外平地稀少，大棚更多沿着山势而建。

陆英红看到，也动了心。但当时她的大女儿才三岁，仍需要照顾，而她很快又怀了孕。直到今年年初，二女儿满两岁断了奶，她才真的进了大棚。

“原本想站在三尺讲台，没想到困在几十亩的草莓地。”陆英红年轻、读过书，在草莓园的女工中，显得有些特别。进大棚半年后，她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她出生在邻镇崇溪的一个山村，那里山峦更为陡峭、生活也更为艰辛。小时候她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照顾上吃穿，但不太在意她的学业和人际关系。她说自己本来学习好、擅长语文，但后来成绩下滑，家人又没有及时支持，便有些自暴自弃。

即使如此，初中毕业后，陆英红还是考上了县城的职校，读幼师专业——当年巧家县整体高中毛入学率只有42%。可是和许多山村女孩一样，她在县城认识了个男朋友。等当民兵的男友训练结束，陆英红便决定辍学和他去福建打工。父母也没有反对，意见简单：“你自己不读，以后你过怎样的日子，跟我们没关系。”

福建的活计只做了三个月。再之后，二人回到男友的老家，结婚生子。那年，陆英红刚20岁。

结婚后的七年里，陆英红说自己“80%的时间是留守妇女”——丈夫先是在工厂打工，又去安徽、昆明做过废铁生意，她和公婆住在一起，就在家里洗衣、做饭、带孩子。农活也少不了，她负责喂鸡喂猪，收获季节还要帮着婆婆一起收洋芋，“每天从早转到晚”。

她在马树人生地不熟，没有亲戚朋友，只活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和公婆的摩擦难免，两地分居也带来和丈夫的争吵，“有些事情每一次都得不到解决，每一次我都会拿出来重复地跟他讲，但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

而在夫家看来，陆英红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马树的自然条件优于她的娘家，公公在乡镇间做混凝土浇筑，在当地算收入不错。丈夫老实、沉默，有矛盾也不会动手或吼叫，在外打工时每月打钱回家，给家里盖起了铺着地砖的新房。他们眼中，陆英红是在“无理取闹”。

在这样的生活中，负面情绪便涌现出来。“一直会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孩子也带不好，家务也做不好，农活也做不好。”有时候也会迷茫：“要是以前不要那么任性，好好地读书，是不是现在会不一样？”

陆英红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她看别的夫妻都成双入对，也想过和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增进感情，也改善一下经济。但想到孩子可能因此成为留守儿童，重复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她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生二女儿前后，她需要常去县城的医院，又和公婆有矛盾，便向丈夫提出独自带孩子租住在县城，把大女儿也送进县城幼儿园。丈夫勉强同意，每月汇钱给她。虽然自己带大女儿、坐月子，喂奶、煮饭，她却觉得那段时间“轻松一些”，只用照顾孩子，不用兼顾更多农活和家务。但只过了一年半，丈夫收入变得不稳定，伸手向他要房租和生活费，对陆英红变得困难。

经济压力下，她和女儿又回到了村里，和婆家同住。

草莓园的工作，则让陆英红看到了一条既能陪伴孩子、又能走出家门的路——曾经，在缺乏产业的县城，就连火锅店、小吃摊，都不愿雇佣要兼顾孩子的母亲来做服务员。而草莓园从家里走10分钟就到，她也终于能赚钱了。

◉在马树镇，随处可见与草莓相关的农资、收购商。

正月最初到草莓园时，陆英红心情忐忑，因为离开学校后，她只做过五、六份零活，在福建的工厂打工、在村子周边硬化路面，都时间不长。她怕自己做不好、被老板刁难，即使有亲戚带着，也不停地问“是不是这样弄的”，很快学会了剔除老的草莓叶。

这份活计只做了18天，带来两千块收入。草莓园的冬季养护结束后，要到临近夏天才会又有活干。但拿到工资，陆英红也就“肯定了自己一分钟”。“就感觉靠自己也行，只要肯迈出第一步，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她回忆起两年前，独自带着孩子在县城时的日子——小女儿刚4个月，一次两个孩子都生了病，她要同时照顾她们在医院输液。“那时感觉很崩溃，好像有没有家人、有没有老公都不重要了，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但是最缺的就是钱。”

兜底的工作，留给女性

陆英红所在的草莓园，每日要雇佣10个左右的工人。他们主要是留守妈妈和中老年女性，唯二的男性，都是情况特殊的中老年人——一个终身未婚，另一个在盖房子时腿受了伤，干不了重活。

为什么大多是女性？陆英红告诉我，一方面，青壮年男性可以选择去外省打工，挣钱更多；另一方面，也有性别观念的束缚：“有些男性可能会好高骛远，觉得工资低，还会觉得这种工作有一点拿不出手……因为他觉得种草莓是女性该做的事情，男性去做会被人取笑，觉得没有面子。”

女性是草莓种植的主力，但往往不是草莓园的负责人或承包者。当地的中老年女性不少是文盲，她们承担的，是重复、辛劳、缺乏技术含量的工作。

在草皮地村的另一处草莓园，经营者马国光告诉我，他是本村村民，前几年和妻子在曲靖陆良县种植大棚蔬菜。但遇上蔬菜行情不好，他们没赚到钱，三年前便回到家乡，靠一万五千块钱的农业贷款，和一位亲戚一起开垦出这片草莓园。自家土地加上承包的，一共十几亩地，除去农药、化肥、人工，第一年每亩挣了七、八千块钱。

马国光现在雇佣了五、六个工人，都是本村的中老年女性。他说，草莓园的活需要心细手细，女人比男人干得更好。

陈明莲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在同村，孩子才两岁多，另一个嫁去隔壁县，女婿不知道在哪儿打工——“他们有他们的负担，说实话自身都难保”，她不指望儿女对自己提供帮助。从去年起，陈明莲来到马国光的草莓园做工，丈夫则留在家里，喂养牲畜、照顾公公婆婆。

今年56岁的她头发已经灰白，脸上布满沟壑。采访时，她穿着围裙，身前的口袋里装满了红色的小塑料叉，正在繁育匍匐茎。弯下腰，将已有植株旁的薄膜撕开一个口，抽出蔓生的草莓茎，再用小叉子将其固定在缺口处的土壤中——这是扩植草莓苗最有效的方法，待草莓茎根系长稳后，再剪短其与母株的连接。同样的动作，陈明莲一天要重复几百次。

而那些技术活儿，还是留给了“老板”们。陈明莲压藤时，马国光正准备在地里施化肥。他说，这样的工作，都是他和合伙的亲戚完成，不会交由工人。

◉陈明莲在草莓园里弯腰“压藤”。

被“推”来的外来者

随着草莓产业的扩张，劳动力市场也渐渐出现缺口。不少草莓园，特别是外地人大面积承包的那些，开始从周边乡镇招聘工人。

李朝东来自曲靖会泽县，在马树镇和相邻的老店镇各承包了约50亩土地种植草莓。据他估算，本地劳动力在四、五年前就已不够用，如今全镇七、八千草莓工人中，接近一半来自外地。

如今，在李朝东的草莓园里，最繁忙的季节要雇佣二十几个人，都是来自外地的女工——“这个是手上活路，男的做这个还没有女的快。”他找人搭起简易的铁皮屋，配上洗衣机，工人日常就居住在这里。她们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个小时10元钱，再交10元食宿费。有时候，她们几个月都不会回家一趟。

◉李朝东的草莓园里，刘英彩等外来女工的住处。

对于这些外地女工来说，草莓园的工资当然构成了来此打工的引力。而家乡农业的凋敝，则是她们背井离乡的重要推力。

在李朝东草莓园的一处大棚内，四位五、六十岁的女工正在清理着杂草。坐在田垄间的塑料桶上，她们每处理完一处，就带着桶向前挪移一点，聊天时也不曾停下手上的活计。

其中两位表示，她们家乡原先都种植青花椒树，但这几年花椒价格严重下跌，一年不过收入两、三千元。因为气候原因，今年花椒更是产量下降，“不结了”，这才来到离家不远的草莓园：“也就是挣点钱，主要是在外面找别的活路也找不到了。”另一位女工家乡海拔更高，“连花椒都种不得”，便把土地承包给了别人，自己出来打工。

在她们的人生中，来到草莓园，都是第一次离家做活。她们的丈夫、孩子大多也在外打工，以体力劳动为主。60岁的刘英彩告诉我，她的儿子在“使笨力气，给人拉土那些”，儿媳妇要带着孙子上学，负担也都重，她只能“个人来讨生活”。丈夫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出门也没有牵挂：“家里面一把门拉了，锁起来，我就来这里混个嘴巴了。”

但也有人还盼着家里的地。另一位女工说，她来这里就是“苦（挣）点化肥钱”。等老板发下这个月的工资，她可能还是会回去，赶着夏天的收获季，把家里的花椒摘了。

进入大棚后

天蒙蒙亮时，陆英红就起床了。6点半她到达草莓园，开始一天的活计。上午有时要收草莓，她就会背上一个背篓，在大棚内来回走动，寻找已经变红的果实。12点开始午休，有的工人会拿出自己带来的饭菜、洋芋或者泡面，用老板家的电饭煲加热一下，在地头吃了。陆英红离得近，骑上电动车回家吃。工作后，婆婆负责准备午饭。

下午1点，工作继续。工人们坐在田垄间的凳子上，摘除杂草和黄叶。夏天大棚里时常闷热，午后最是犯困的时候，陆英红就戴上蓝牙耳机，听着音乐给自己提神。5点半下班，陆英红回到家里，给一大家做饭、在小家做家务。忙到晚上9点，接下自习的大女儿，辅导下作业，再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洗漱、睡觉。

◉陆英红视频号里，租住县城时期两个女儿的照片。她给她们买漂亮的生日蛋糕、记录两个女儿并排坐在村里的小屋里画水彩画，给她们扎彩色小辫子，买卡通气球。

今年五月起，陆英红几乎每天按照这样的日程表生活，基本没有休息时间。春天没活干时，她去学了驾驶，想着这样方便自己回娘家，以后也可以开车接送女儿，不让她们在冬天里受冻。拿到驾照，恰逢草莓种植的繁忙季节，她便又回到了草莓园里。

随着新鲜劲过去，陆英红更加感受到了工作的辛苦。“比较伤腰，有时候腿也会痛。”草莓叶上细小的绒毛会吸进肺里，引人咳嗽，夏季大棚温度高，年纪大的工人常头晕。此外伤腰，腿也会痛，枯燥，但“能挣一点钱，也就无所谓了”。

对于中老年工人，工作对身体带来的损耗也更为明显。草莓园的工作要久坐或者弯腰，陈明莲一天结束后，总觉得腰杆酸、背疼，“脚勾来勾去的，晚上也要疼”。她也因此偶尔需要休息，但“没得眼口（收入）嘛，还不是没得办法，只得做下来。”

而外来女工要克服的困难就更多了。刘英彩“吃也不习惯，住也不习惯”，可“不适应咋整嘛，出门打工的事情，就是将就”。同时，在家里种花椒，虽然也辛苦，但热了、累了至少可以自己休息会儿；但给别人干活，就算剔叶子剔到手指疼，在上工时间内就不能停。

工作繁忙，散落各个草莓园，在马树，刘英彩慢慢地与其他同乡来打工的女人们都断了联系，在镇上赶集时也没见到过熟人。下班后，她就在铁皮屋里休息，等待着第二天天亮再上工。

逃得开的，逃不开的

除了钱之外，草莓园还给陆英红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她可以和其他女工谈天气、收成、家长里短。有时候诉说自己与丈夫和婆家的矛盾，讲讲带孩子遇到的难题，年长些的女人都能用自己的经验来开导她几句。而之前独自在家里，她感到压抑，和同学也没有了共同语言，逐渐断了联系。

“所以我觉得去接触草莓对于我不仅仅是有一份收入，还有多了一个家的感觉。”陆英红说。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类似的想法。采访当天因为下雨，陆英红工作的草莓园下午放了假，工人自然也失去了按小时计的工钱。她提到一位一起工作的阿姨，“她说要是不下雨就好了，因为她也需要钱，孩子还没有结婚，她压力也比较大。可能她们自身也不想去，但是为了生活也没有办法。”

◉几位来自老店镇的工人正在工作。

即使如此辛苦，女工们也存不下多少钱。陈明莲说，比起原先种四、五角钱一斤的苞谷，她当然更愿意来草莓园。但现在物价高，从村里去镇上赶个街、买点东西，来回都要60元车费，也不指望为未来的养老、看病做储蓄，“这个年纪，能供你生活就算好。”

一位来自老店镇的女工则表示，相比于在老家村里，在草莓园生活需要额外买菜、购物，“钱不经花”。此外，虽然在外打工，但家乡的人情往来仍不能少。要是有亲戚朋友婚丧嫁娶，她就要请假坐车回去。路费上百块，份子钱“少了100块就不好意思去了”，也是笔不小的开销。

陆英红在草莓园的收入，大都花在了孩子身上——衣服、食材、零食、小女儿的奶粉，“虽然感觉没花什么大钱，每天也都在挣钱，但是每天也没有钱。”孩子的花销一直是她这边出，以前靠丈夫给的生活费，现在自己挣。

今年废铁生意行情不好，丈夫从昆明回了老家，在和公公一起做混凝土浇筑，经济压力骤增。因此，家里人也鼓励她继续做下去。

我问她，那现在每个月多了两、三千的收入，丈夫、公婆对她的态度有因此变化吗？这个提问建立于本地人都默认的一个判断：曾经吃婆家穿婆家的，即使做家务、养大两个小孩，也不算什么。

“没有。”陆英红的回答果断。“可能我自己感觉自由了一点，还有对自己肯定了一些，但对别人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对别人来说，比你厉害的人远很多，你也不算什么。”

未知的前路

发展到第三年，陆英红原本所在的草莓园人却变少了， 20亩地如今只有8、9个工人。七月，我再次联系陆英红时，她说老板已经转让了土地，她也换了一处草莓园做工。

事实上，这是当地草莓产业的普遍规律。草莓种三到五年后，土壤里的病菌越来越多，果子越结越小，苗也会慢慢枯死。一篇云南农科院和北京农科院的共同研究解释道：“会泽地区特殊的栽培模式导致土壤酸化、土壤盐渍化、有机质亏缺、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失衡，从而导致土壤退化和草莓减产。”之后，经营者要不然换地，要不然就只能改种别的。

马树的草莓产业，许多正是由会泽转移而来。而如果这里的土地被利用殆尽，草莓园也可能迁向别处。

老板们对这一点更为清楚。马国光说，随着土壤退化，今年农药、化肥的成本也大幅提高了。加之暖冬影响，产量下降，收益大概不如去年。他估摸着，草莓最多能种到第五年。以后做什么挣钱，工人们又怎么办？马国光也没有答案。

李朝东也在头疼。他原先在会泽的待补镇种草莓，后来那里“土质不行了”，2021 年才来到马树承包土地。他说自己投了五、六十万，又贷了五、六十万，现在“全部亏完了”，只能等着今年货品上市后，看能不能回本。

“你苦（挣）的100万，最多剩的10万。别的都是工钱、肥料、地租。”他说去年光工钱就付了78万，占成本的六成。此外，由于租地需要经过中间商，开销也巨大——对方从政府承包荒地是50块一亩，熟地 200 块一亩，但转手给种植户就变成600 块一亩——“吃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亏就亏在我们这些种植户。”

土壤退化的问题也再次出现。今年，他开始尝试小面积种植葵花、人参果，但都没有见到效益。

大棚里的外来女工们并不了解这些。她们盼着老板早日卖出货，早日发下工钱。在她们看来，整个县域内，除了草莓产业，也没有地方再能容得下她们这些“老弱病残”。

陆英红也是类似的想法。“如果草莓持续发展的话，我应该还会坚持去。对于我来说，目前也只有草莓最适合我了。”第二天早上6点半，她还会在朝霞或雾气中，再次踏入草莓园。

◉清晨上工时，从草莓园望见远处的朝霞。拍摄：陆英红

-这是食通社第834篇原创-

食通社

作者

熊韧凯

云南巧家县的支教老师

关于「她与地」专栏

今年是联合国“国际女农民年”，食通社开启「她与地」内容专栏，关注农业与食物体系中的女性。我们将走进田野、市场、渔港、牧场、厨房、实验室与城市街巷，看见那些常被忽视却始终在场的女性——她们参与生产、研究、烹饪、流通与照护，以劳动经验与智慧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她们既是土地的耕作者，也是乡村与食物系统的重要建设者。我们希望通过访谈、书写与工作坊，讲述她们的故事，认识女性的参与如何塑造我们的食物系统，也邀请大家一起探讨：对于食农女性劳动者来说，一个更公平、更有尊严的未来如何发生。

除李朝东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图片如无说明，均由作者拍摄

编辑：裴丹

版式：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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