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么多篇宏大话题——国运、历史镜像、工业革命——今天想探讨一个问题:
国运到底跟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关系?
我想试着用历史经验去回答今天的痛点:为什么制造业和出口这么强,普通人赚钱就业却这么难?解决方法有哪些?
有耐心的可以看下去。
看完了觉得喜欢请加个关注,点个"在看";不喜欢的话请划走。
中国工厂今年又造了3000万辆汽车,全球第一。
造船完工量占全球55%,钢铁产量占全球53%。年光伏生产了一万亿度电,还出口卖了近400亿美元。
具身智能和AI产业则在茁壮成长。
机器轰鸣,科技腾飞,产能爆炸。
但实际上呢?
高档餐厅卖盒饭似乎成了常态。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分男女都跑外卖,而今年平台减少补贴,外卖也不好跑了。
反观世界另一端,则是另一番景象。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零售与餐饮销售保持增长,消费热度不减。
虽然有人说是"虚火",但看起来真是火啊!
通过小红书上游客的体验也能看到——
为什么美国能"虚火"得起来?
我认为是----因为高收入者大都在欧美,相应的投资和高端消费自然也在欧美。
而高收入者的钱从哪来?
从规则权里来。
刚刚还看到经济学家李稻葵在网上呼吁:要学习美国把服务经济、消费经济做起来。
但问题是,美国的服务业繁荣,其实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因为有一群高收入者的收入始终岿然不动。
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仅仅追求制造能力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都做到了世界第一。
但是,宋明的问题在于,都没有去主动掌控世界航线,没有去追求制海权,更没有去尝试掌握主要大宗国际商品的定价权、规则权。
宋明都是偏安一隅,都没有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野心和能力。
今天的中国在制造业和出口,乃至高科技方面又一次达到历史巅峰。
为什么制造业这么强,钱却到不了普通人手里?
因为利润的大头被"规则"卡住了。
铁矿石价格英国人定,航运保险伦敦收,海事仲裁去英国打。
我们造了货也卖出去了,但相关的高薪服务业岗位,大部分在英美国家手里。
高收入者在欧美,高端消费自然也在欧美,那国内的消费怎能起来呢?
这不是新问题。
第一章:南宋和明朝的制造业
南宋的泉州港,是世界上最繁华的码头。
阿拉伯、波斯、印度商船,密密麻麻挤在港口。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被一箱箱搬上船,运往世界各地。
南宋朝廷收的海关税是10%,据此市舶司一年入账11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那些远洋商船,十艘里有八艘跟一个姓蒲的家族有关——蒲寿庚。
他是阿拉伯后裔,掌握着从泉州到印度洋的整条航线。
中国商人把货卖给他,他转手装上自己的船,运到中东、欧洲,价格翻几倍。
宋朝商人守在港口,只拿到"出厂价"。阿拉伯人掌握航线和转运网络,赚走了利润的大头。
宋朝赚了税收,丢了利润。
再说明朝。
明朝的制造业,比南宋更强大。铁产量是北宋的两倍半。景德镇的窑火日夜不熄,年产瓷器百万件,远销日本、波斯,乃至欧洲和美洲。在丝绸、瓷器、冶铁这些行业,中国没有对手。
但航行于东南亚、印度洋、太平洋的船只来自欧洲。交易货币则出自西班牙控制的美洲银矿。
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菲律宾马尼拉起航,77年间,3.3亿两白银流进明朝,占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看着像发财了吧?
当时的运营模式是这样的:明朝商人用中国商船把丝绸运到马尼拉,进价一两白银,以二两价格卖给西班牙商人。然后西班牙商人把货卖到美洲和欧洲,价格就变成了八两。
也就是说,西班牙人靠垄断太平洋航线,获得的利润至少是明朝人的几倍。
更危险的是,明朝自己的白银产量极低,对外依存度高达80%,等于说货币发行权全都不在自己手上。
1630年代,西班牙限制白银出口。明朝立刻出现银荒,通货紧缩,国库空虚,农民交不起税。驿站裁撤,一个叫李自成的驿卒丢了饭碗……
一个制造业没有对手的帝国,因为掌握不了货币供应权和贸易规则权,被别人的政策变动拖累了。
这不是唱衰中国,而是点醒"工业克苏鲁"也不是没有弱点的。
所以不要满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停留于此,还应该有下半场。
第二章:发达国家粉碎机
都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粉碎机,姑且承认这种说法是对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发达国家其实不是一个类型,至少分为三种:
第一种,制造业型的。德国、日本这种,汽车、机械、电子是命根子。这也是中国直接冲击的。德国汽车利润暴跌76%,未来几年产业链要裁7万人。日本那边更惨,机械加工厂订单被中国厂商压价30%抢走,大阪的老板把设备卖了,改开居酒屋。
这一类发达国家前景确实不妙,正在逐渐被中国的制造业优势缓慢地挤压。
第二种,资源型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四国。主要出口铁矿、大豆、石油、粮食等。中国制造业再强,也得买他们的铁矿石、大豆、石油。澳洲矿山老板看着中国钢厂抢德国订单,自己照样数钱。
这一类,中国不但没粉碎,还是他们的最大客户。
第三种,规则权型发达国家。英国、瑞士、新加坡这种国家。金融+法律+保险+仲裁+航运等行业是他们的护城河。几乎没有大规模制造业,中国的冲击其实并未影响到他们。
说到这,肯定有人要问:那美国呢?美国作为规模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三类特征都有:
它既是农业石油出口大国,也是制造业第二大国,更是规则权型国家——全球最强的金融服务、法律仲裁、科技标准、国际定价权,都在它手里。
所以中国未来的路是什么?
我们的人口数量是这些发达国家的总和。如果想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2040-2050年),三方面都得有实力:
制造业要更强。资源型产业要自主(光伏、核能、新型农业)。最后,还必须具备"规则权"经济。而最后这一项,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补课的。
第三章:英国向世界出口什么?
现在,我给大家浓重介绍一个国家“英国”。
读者笑了,英国我还要你介绍?我就问了,你知道英国现在主要向世界出口什么吗?
想不起来吧?揭晓答案:
从出口结构来说,如果说德国和日本向世界出口的最主要商品是汽车的话,那么英国向世界出口的最主要商品是——"合同"。
细分来说,就是:跨境银行贷款和银团融资、劳合社海运/航空保险、律所的国际法律服务、四大的审计和咨询、投行的并购顾问和债券承销。这些东西。
这些都属于"服务贸易出口",而我们平时向外卖的电动汽车、光伏等则被称为"商品出口"。
最典型的是伦敦金融城。如果说珠三角是"制造业天堂",那么伦敦金融城就是"规则权天堂"。
2026年你造一个人形机器人,可能在深圳两小时车程内就能找到所有零件的供应商。
但如果你想推动你的产品进入西方市场,那么所需要的法律服务、版权交易、贷款支持、多语言支持……所有的"软零件",也可以在伦敦金融城一平方公里距离内全部找到。
2024年,英国服务出口5078亿英镑,服务贸易顺差约2400亿美元。比中国全年出口的所有汽车+造船赚得还要多。
这么高的顺差,变成了什么?
第一,变成财政收入。服务贸易利润率远高于商品贸易,财政宽裕了,国内才有减税和补贴的空间。
第二,变成高薪岗位。由于金融合同等从业人员的工资是和国际接轨的,所以天然是高薪行业。伦敦金融城的几十万名精算师、海事律师、航运经纪人,年薪25万到200万以上,不需要996,越老越值钱。
第三,变成高端消费。高收入者的聚集,就助长了游艇、艺术品、高端定制、私人飞机等"体验式消费"。
这些消费又带动了船员培训、船舶保险、航海法律、高端餐饮等一整条产业链——形成了"高收入→高消费→高就业"的闭环。
这些"合同"生意,中国人不是不想做,而是进不去。门槛不在技术,而在规则——规则是人家定的,游戏是人家设计的。
最典型的就是造船。我们的造船业很强。全球每年大约要造1300艘船,其中超过一半(750艘)是中国人造的。
但造出来的船,近九成挂着外国船东的旗。
以超大型油轮为例,当前新船造价约1.2亿美元,中国造船厂单艘净利润约600万美元。
而船东拿去运营,行情正常年份每年净利润可达800万-1200万美元——船东一年赚的钱,就把造船厂造这艘船的全部净利润赚回来了。
一艘船能运营20年,算总账,船东全生命周期利润是造船利润的20到30倍。
所以从利润角度来看,造船业其实是赚辛苦钱。我们国家选择发展造船业,其实也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就业和技术升级考虑。平均月薪8000元。
如果把造船和运营当成一个三层蛋糕,我们造船最强,但吃的是最底层的蛋糕胚子;
在第二层运营相当于奶油,中国只占世界的10%;
而最肥美的部分——蛋糕上的樱桃——船运保险、海上官司仲裁方面,英国拿走了最大的份额,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章:和月薪3000的我有什么关系?
从经济规律来看,每个行业大发展的时候,从业人员收入应该水涨船高。现在做芯片的工程师能拿到每月三万以上,前几年房地产火热的时候,一个普通中介月入两三万是常态。
但有一个行业是例外——钢铁业。按别国的经验,在"大基建时代",钢铁消费量激增,一线工人收入应该大涨。日本在1960-1973年这十几年里,钢铁工人成为"工人贵族",收入增速长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而在中国,从2000年到2013年,同样是大基建时代,钢铁工人的相对收入却在下降,从原来的高收入群体,慢慢变成了普通工种。
为什么?除了行业周期和体制因素,最大的结构性原因,是定价权。
日本比中国还缺铁矿石,但从1960年代就开始系统性投资世界上最好的铁矿。澳大利亚24个主要铁矿中,日本投资了8家、参股16家;巴西淡水河谷,日本三井是重要股东。
所以日本虽然没有铁矿,却能保证稳定的铁矿石价格。
而中国开始大基建时,发现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基本都被别人占了,有钱都买不到股份。
于是每当中国钢铁业日子好过一点,国际铁矿石价格就上涨,你还必须接受。国内钢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都被国外吸走了。
这就像没自己店面的商家——你营业额再高也没用,房东眼红了就涨房租。你想离开?街面上就这么几个铺面能赚钱,人家就吃定你了。
再看看上海。
高端餐饮的冬天,已经持续了三年。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上海餐饮业态持续承压,人均500元以上的高端餐厅,从2700家锐减至1300家。
因为我们过去的中产,都是由房地产撑起来的。现在房地产垮了自然跌回原形。那些年薪30-50万的中产,房子缩水100万,下馆子的次数就从每周3次降到1次。
但上海其实不缺有钱的老板。上海缺的是"金领"——人数够多,年薪25万以上,敢花钱、能带动消费的人。
如果上海能从伦敦、新加坡那里抢下一部分航运保险和海事仲裁的规则权,上海可能新增2-3万个年薪25万以上的岗位。这些岗位是精算师、海事律师、仲裁员、航运经纪人。
他们每人每月至少2次商务宴请,按人均400元算,每年新增近2亿餐饮消费。这2亿集中在陆家嘴、外滩这些核心商务区,意味着一家原本要裁掉5个服务员的店,现在能招回8个。服务员月薪能从4800涨到5500。厨师从6400涨到8000。
这不香吗?
制造业肯定是根本,不能丢。但中国这么大个头,光制造业肯定没办法让我们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而人均三万美元很多吗?不到美国的一半。
要想超过美国的一半,甚至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光粉碎德国日本的制造业还不够,肯定必须去争抢英美国家最后的宝石——规则权经济。
最后:国运,就是收入
写到这里,必须回答开头那个问题:国运到底跟月薪3000的人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过去20年我们把德国日本的制造业抢了,普通人月薪3000也能开空调吃上猪脚饭。未来20年我们还要把英国美国的规则权经济抢了,这样我们才能再进一步,碗里能多一块牛肉,能花几个月工资就买一辆车。
宋朝泉州港的帆影遮天蔽日,但宋朝人不知道利润跟着蒲寿庚的船队去了印度洋。明朝景德镇的窑火日夜不熄,但他们不知道白银的开关握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手里。
今天我们知道了。知道"工业克苏鲁"不是终点,只是上半场。
规则权,才能让我们富起来。这,就是国运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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