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5年秋，我跟着县卫生局副局长周敏下村检查防疫工作，走到半山腰一个废弃的卫生所前，她突然停住脚步，转身看着我的眼睛问：“陈志远，我看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凑合着过吧？”山风呼啸，我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位在全局以冷面铁腕著称的女局长，正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认真地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那年我二十八岁，在局里做了五年科员，每天骑二八大杠上班，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单间里，月工资三百二十块。周敏三十四岁，离异三年，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是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女干部。

车到清水乡政府门口时，乡长刘大勇已经带着几个人站在台阶下等着了。灰扑扑的水泥地上还留着昨夜下雨的泥脚印，周敏推开车门下去，我拎着她那个磨得发白的黑色公文包跟在后面。刘大勇满脸堆笑地迎上来握手：“周局长辛苦了，这么远的路，快进屋里喝口茶。”周敏握了一下就松开，脸上没什么表情：“刘乡长，先去村里看看，茶回来再喝。”

我注意到刘大勇脸上的笑僵了一瞬，但很快又堆起来：“好好，听周局长的，那咱们先去清水村，那边情况复杂一些。”他招呼旁边一个年轻干部去开车，又转头对周敏说：“今年雨水多，有几个村的路冲坏了，车进不去，可能要走一段。”

周敏点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双解放鞋换上，把皮鞋递给我：“放车上。”我接过来的时候碰到她的手，凉得像井水。旁边几个乡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大概是没见过这样的局长。

去清水村的山路果然难走，昨晚刚下过雨，黄泥路面滑得站不住脚，周敏走在最前面，裤腿上很快溅满了泥点。刘大勇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嘴没停过：“周局长，我们清水乡的防疫工作一直是按县里要求做的，就是经费有点紧张，好几个村的卫生所都缺药……”周敏头也不回：“缺什么药，缺多少，我看了再说。”

走到半山腰一个拐弯处，路边有座废弃的青砖房子，门楣上“清水村卫生所”几个字还隐约可见，窗户玻璃碎了大半，里面黑乎乎的。周敏忽然停下来，盯着那座房子看了好一会儿。刘大勇赶紧说：“这个卫生所去年就撤了，因为村医老张头退休了，年轻人不愿意来，暂时还没安排人。”周敏没接话，转头看了我一眼，招手让我过去。

我以为她要拿什么东西，走近了才发现她是专程叫我过去说话。刘大勇知趣地往前走了几步，装作在看路边的庄稼。

山风从谷底卷上来，吹得周敏额前的碎发乱飞。她看着我，那眼神跟平时在局里开会时完全不一样，像是有什么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没人的时候要说出来。

“陈志远，”她叫我名字的时候比平时轻，“你今年二十八了吧？”

我说是。

“我记得你是农大毕业的，学的植保，怎么跑卫生局来了？”

“当年分配的时候正好卫生局要人，就来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她沉默了一会儿，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拢到耳后。那个动作很平常，但我忽然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的上海牌手表，表带已经磨得发亮，是那种戴了很多年的旧物。

“你在局里这几年，工作踏实，我看在眼里。”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的山，“做事细心，下乡从来不怕苦，那些年轻人都嫌乡下脏，你每次都主动来。”

我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应该的。”

她忽然转过头，正面看着我，山风吹得她外套的下摆猎猎作响：“陈志远，我知道这话唐突，但我没时间绕弯子了。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过吧？”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山风、刘大勇在前面跟乡干部说笑的声音、远处田里老牛的叫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目光坦荡得可怕，像在局里讨论工作指标一样平静。

“周局长，我……”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她打断我，“我就是把话说出来，你心里有个数。咱们先工作。”

她说完转身大步往前走，鞋踩在泥地上啪嗒作响。我在原地站了好几秒才跟上去，心脏跳得比爬山还快。

下午的检查比我预想的更细致。周敏把清水村防疫站所有的账本翻了一遍，又去看了村里几个五保户的居住环境，跟村医老赵头聊了半个钟头。刘大勇一直陪着，脸上的笑容从从容慢慢变得有些勉强。

等从最后一个五保户家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刘大勇说在乡里准备了晚饭，周敏摆摆手：“不吃了，回县里还有事。”她上了车就靠在座椅上闭眼，一句话不说。我坐在副驾驶，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眉头皱着，不知道是累还是在想下午说过的话。

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周敏这人我认识三年了，她调来卫生局当副局长那年我正好考进局里，她分管基层卫生和防疫，我所在的科室正好对口。三年来工作上没少接触，她做事雷厉风行，从不含糊，对下属要求严格但也护短。局里关于她的事我听过不少，说她前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三年前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有人背后说她脾气太硬，男人都受不了。

可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跟我说那样的话。

到了县城，车停在卫生局门口。我下车帮她把后备箱的样品箱搬下来，她站在路灯底下，影子拉得很长。路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泡，光昏黄昏黄的，照得她的脸柔和了几分，不像白天那么棱角分明。

“陈志远，”她忽然叫我，“今天的话，你回去想想。”

我抱着箱子站在那儿，路灯把我的影子也拉得很长，两个影子在地面上几乎叠在一起。我说：“周局长，我……”

“回去想想。”她又说了一遍，语气比下午轻了一些，然后转身进了办公楼。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进去，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层亮起来，她高跟鞋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四周很安静，九月末的夜风凉飕飕的，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接下来的日子，周敏在局里见了我跟没事人一样，该安排工作安排工作，该开会开会，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她也跟以前一样点头或者提意见。但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可能是我自己心里有鬼。

我把这事跟我妈说了，没说是谁，只说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比我大六岁，带个孩子，离过婚。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儿啊，你要是自己觉得行，妈不拦你，就是你自己想清楚。”我妈在纺织厂干了一辈子，说话向来实在，不整那些虚的。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三年我在局里干得一般，不算差也不算突出，跟我同批进来的几个年轻人，有的已经提了副科，我还是个科员。不是我不努力，是性格使然，我不太会来事儿，开会很少发言，领导来了也不会往前凑。周敏欣赏我踏实，大概就是因为我在这些人里头显得另类。

十月中旬，全县搞基层卫生所达标建设，局里成立了一个督查组，周敏点名让我参加。这次下去跑了七个乡镇，每天早出晚归，我给她当司机兼记录员。有一天从北山乡回来，路上她忽然问我上次的事想得怎么样了。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说：“周局长，我配不上你。”

她笑了，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她笑得那么轻松：“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你是嫌我年纪大还是嫌我带个孩子？”

“都不是。”我赶紧说，“我就是个科员，你是局长……”

“副局长。”她纠正我，“而且我明年能不能干还不知道呢。”

“什么意思？”

她没接话，扭头看着车窗外。路两边是成片的玉米地，十月下旬玉米已经收了，只剩下一地枯黄的茬子。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

过了一会儿她说：“局里的事你不懂，有些位置不是坐上去就稳的。我是女人，又是离婚的，有些人看不惯。”

我没说话，但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那天在山路上跟我说那些话，大概不只是因为看得上我这个人。她在局里的处境，也许比我想象的艰难得多。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四，局里开年终工作部署会。会上周敏汇报基层防疫工作的时候，局长钱卫国几次打断她，说她汇报的数据跟其他科室对不上。周敏当场就把原始台账拿出来了，一条一条对，结果证明她汇报的才是准确的，其他科室报上来的汇总有误。钱卫国脸色不太好看，散会的时候摔了茶杯。

那天晚上周敏下班很晚，我值班，看见她办公室的灯亮到快十点。我去敲了门，问她要不要帮忙。她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头发有点乱，眼镜摘下来搁在旁边，正在揉太阳穴。

“进来坐吧。”她说。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她看了我一眼：“你今天值班？”

我说是。

“给我倒杯水行吗？”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保温杯，“茶叶在第二个抽屉。”

我给她泡了杯茶端过去，她接的时候碰到我的手，还是凉的。十一月的天，办公室又没有暖气，她在这儿坐了一晚上，手能不凉吗。

“钱局长是不是对你有意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来了。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了笑：“你倒是不傻。不过不是他对我有意见，是他背后的人对我有意见。我挡了人家的路。”

我没追问，她也没再说。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顺着往下淌。

“陈志远，”她忽然叫我，声音比平时低，“我上次跟你说的事，你回去跟你家里商量过没有？”

我说跟我妈提过。

“你妈怎么说？”

“我妈说我自己想清楚就行。”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里带着点自嘲的意思：“你妈倒是个明白人。那你呢，你想清楚了没有？”

我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比白天憔悴，眼角有细纹，鼻梁上被眼镜压出两个浅浅的红印子。我忽然想起那天在山路上她问我的样子，山风吹着她头发，她坦坦荡荡地看着我，像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想好了。”我说，“你要是觉得行，我没意见。”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忽然就这么答应了。然后她低下头，把眼镜戴上，又摘下来，手指在眼镜腿上摩挲了几下，抬起头看着我说：“你可想好了，我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

“我知道。”我笑了，“局里都知道。”

她也笑了，这次笑得很真心，眼角那几道细纹都舒展开来。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打在办公室的玻璃上哗哗响，隔壁值班室的老张大概已经睡了，走廊里静悄悄的。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她说，“你别声张，过年的时候跟我回家见见我闺女。”

我说好。

从那天起，我下了班偶尔会去周敏家吃饭。她家住卫生局家属院后面那栋楼，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净利落，就是家具旧了点。她女儿叫周晓晓，六岁，上一年级，长得像她妈妈，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第一次去的时候周晓晓躲在卧室门后面偷偷看我，周敏把她叫出来说叫陈叔叔，她叫了一声就跑了。

周敏做饭的手艺一般，家常菜水平，但每次都会做个肉菜。我去了几次之后开始接手做饭，周晓晓慢慢跟我熟了，会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剥蒜，有时候还帮我摘菜。周敏在客厅里写材料，偶尔抬头看一眼厨房的方向，嘴角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笑。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淡得像白开水，但我心里踏实。我以为事情就会这么顺顺当当地发展下去，谁知道十二月初出了一件事。

那天县里下来一个检查组，是市卫生局派来复查基层防疫经费使用情况的。周敏全程陪同，我也跟在后面做记录。检查组带队的姓孙，是市局的一个处长，跟周敏之前就认识。检查完那天晚上在县招待所吃饭，桌上推杯换盏，孙处长多喝了几杯，拉着周敏的手说：“小周啊，你这几年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工作上还这么拼。有什么困难跟老哥说，能帮的我一定帮。”

周敏笑着把手抽出来，说孙处长您喝多了。孙处长又要倒酒，周敏说真喝不了了，明天还要下乡。孙处长就有点不高兴，说小周你这是不给面子啊。旁边几个人赶紧打圆场，我站起来说孙处长我替周局长喝吧，端了杯子一饮而尽。孙处长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才说好好好，小伙子有眼色。

散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外面下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周敏走在我前面，步子有点快，到楼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我。路灯把雪粒子照得像碎银子一样飘下来，她的脸冻得有点发白。

“你今天不该替我挡酒的。”她说。

“我不替你挡谁替你挡？”我说，“总不能真让你跟他喝。”

她看了我几秒钟，伸手拍了拍我肩膀上的雪：“走吧，回去了。”

那天下班后我跟往常一样去周敏家，刚走到楼下就听见她家传来吵嚷声。我三步并作两步上楼，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的样子，穿一件灰色夹克，正对着周敏大声说话。周晓晓坐在自己卧室门口的地上，抱着膝盖缩成一团。

“你是谁？”那个男人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打量我。

“他是我男朋友。”周敏站在茶几对面，脸色很平静，但手攥着衣角。

那个男人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周敏，忽然笑了：“周敏，你可以啊，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当初跟我离婚的时候不是说这辈子不找了么？”

“赵国强，有什么话你冲我说，别当着孩子面。”周敏声音压得很低。

赵国强——我知道这个人，县一中的老师，周敏前夫。他看了我一眼：“行，我不当着孩子面。周敏，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晓晓的抚养权我得上诉，你不能把她带到你那个泥腿子男朋友家里去。”

“抚养权当年是你不要的。”周敏的声音抖了一下。

“那是当年，现在我想要回来不行吗？”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过去蹲在周晓晓面前，轻声说：“晓晓，去你房间待会儿好不好？”她仰着脑袋看着我，大眼睛里蓄着泪，点了点头爬起来跑进卧室把门关上了。我站起来走到赵国强面前，比他矮半个头，但我没觉得矮他一头。

“赵老师，我是陈志远，在卫生局工作。周敏和晓晓的事以后你不用跟她吵，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谈。她是晓晓的妈妈，孩子跟着她三年了，现在你忽然要抚养权，总得给孩子一个适应的时间。”

赵国强看着我，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话。他张了张嘴，哼了一声：“你算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我算是周敏的男朋友，也是晓晓的叔叔。”我说，“你要谈抚养权可以去法院走法律程序，但今天太晚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你先回去行不行？”

他僵了一会儿，看看周敏，又看看我，抓起沙发上的外套走了。门砰地一声关上，楼道里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客厅里安静下来，周敏还站在原地，手攥着衣角没松开。我走过去，轻轻把她攥着衣角的手指掰开，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你没事吧？”我问。

她摇摇头，眼睛红了，但没哭。她吸了一下鼻子，说：“我去看看晓晓。”转身走到卧室门口，推门进去，反手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客厅里，环顾四周。茶几上放着半杯凉掉的茶，电视柜旁边摆着周晓晓的奖状，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上是一家三口手拉手，大概是周晓晓画的。画上爸爸的脸被涂掉了，只剩一团黑色。

那个晚上我坐在客厅里等到她们母女俩睡下才走。下楼的时候雪已经停了，地面上一层薄薄的白，踩上去咯吱响。我抬头看了一眼周敏家的窗户，灯已经关了，黑乎乎的。

第二天上班，周敏见到我跟往常一样，只是眼睛有点肿，大概一夜没睡好。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昨晚的事谢谢你。”

“谢什么，应该的。”

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了半天，忽然说：“赵国强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这人我了解，想要什么就一定要要到手。”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事情比我想的麻烦。赵国强托了关系去找钱卫国，说周敏生活作风有问题，刚离婚就找男朋友，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影响孩子成长。钱卫国本来就看周敏不顺眼，趁着这个机会在局党组会上提了一嘴，说女干部要注意影响。这话传到周敏耳朵里的时候，她已经好几天没跟我说话了。

元旦那天我去找周敏，她没让我进门，站在门口跟我说：“陈志远，要不咱们先缓缓吧。”

“缓什么？”

“就是……先分开一段时间。”她低着头不看我的眼睛，“局里现在风言风语的，赵国强又在闹，我怕连累你。”

“我不怕连累。”我说。

“你不怕我怕。”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你还年轻，前程要紧。跟我在一起什么都得不到，还要被人说闲话，何苦呢？”

我看着她，门口楼道里传来邻居家电视的声音，正在放春节联欢晚会的预告片，歌声喧闹欢快，衬得我们俩这边格外冷清。

“周敏，”我叫她名字，没叫局长，“我在局里干了五年了，要是真有什么前程，早就有了。我不是为了前程才跟你在一起的。”

她愣在那儿，楼道里电视的声音还在响，隔壁有人开门出来倒垃圾，看见我们俩站在门口，赶紧缩回去了。

“你让开，”我说，“我进去看看晓晓。”

她犹豫了一下，侧身让开了门。我进去看见周晓晓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就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陈叔叔。我弯腰把她抱起来，感觉比上次来轻了一些。周敏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终于叹了口气，走过来把门关上了。

1996年春节我回老家过的，临走前去周敏家吃了顿饭。周晓晓给我画了张贺卡，画的是三个人站在一个房子前面，这次爸爸的脸上没涂黑，画了个笑脸，旁边歪歪扭扭写着“陈叔叔过年好”。我把贺卡折好放进衬衣口袋里，拍了拍。

“你什么时候回来？”周晓晓仰着脑袋问我。

“初六就回来。”

“那你给我带糖葫芦。”

我说好。

春节在家那几天，我妈又问我对象的事，我把周敏的情况说了，包括她离过婚有孩子，比我大六岁，现在局里还有人找她麻烦。我妈一边择菜一边听，听完说：“这姑娘不容易，你既然决定跟人家好，就别半途而废。你爸当年追我的时候，我比他大两岁，你姥姥也不同意，后来怎么样？过了一辈子。”我爸在旁边看报纸，听见提到他，抬了抬老花镜：“那能一样吗？我追你妈的时候才二十岁，你们年轻人现在搞对象哪有我们那时候实在。”

“怎么不实在了？”我妈白了他一眼，“人家小陈找对象凭的是心，你以为像你现在，看个报纸都要戴眼镜。”

初六回县里那天下了大雪，我到周敏家楼下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楼道里黑乎乎的，我摸黑上楼，敲了敲门。门开了，周敏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毛衣，头发刚洗过，披在肩上还湿漉漉的。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我说，从包里掏出用油纸包好的糖葫芦，“给晓晓带的。”

她接过去，侧身让我进门。屋里暖烘烘的，桌子上摆着三个碗，一大盆猪肉炖粉条冒着热气。周晓晓从卧室跑出来，看见我就扑过来，我把她抱起来转了个圈。周敏站在桌边看着我们，嘴角弯弯的，眼睛里有点湿。

“吃饭吧。”她说。

那天晚上吃完饭，周晓晓睡了，我和周敏坐在客厅里喝茶。电视开着但没声音，画面在无声地闪动。窗外雪还在下，落在窗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局里的事你不用担心了。”周敏忽然说。

“怎么了？”

“我找钱卫国谈过了。”她端着茶杯，语气很平，“我跟他说了我和你的情况，也说了赵国强那边的事。钱卫国这个人虽然不喜欢我，但他不糊涂，赵国强那点事影响不到局里的工作安排。而且孙处长前两天给他打了电话，说了点好话。”

“孙处长？”

“就那天在招待所那位。”她低头喝了口茶，“他回去以后跟钱卫国说了，说我工作能力没问题，市局那边对我评价不错。钱卫国再怎么样也要看上面的脸色。”

我松了一口气：“那就好。”

“不过，”她放下茶杯，看着我，“我可能明年要调走了。”

“调哪儿？”

“市卫生局，基层指导科。那边缺人，孙处长问我去不去，我说考虑考虑。”

我沉默了。市里离县里一百多公里，她去了市里，我还在县里，见面就不容易了。

“你要是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她说，语气很认真。

“别，”我说，“该去去，这是好机会。你在县里干了这么多年了，去市里平台更大。”

“那咱们俩怎么办？”

“周末我坐车去看你。”我说，“一百多公里不算远。”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手心是热的。

“陈志远，”她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那天在山路上没跑。”

我笑了。窗外雪还在下，电视里无声地放着什么综艺节目，画面上一群人笑着跳着。我们俩坐在沙发上，手握着，看着窗外黑夜里不断飘落的雪。

三月份周敏调到市局去了，临走前把周晓晓的学籍转了过去。我去车站送她们，周晓晓趴在车窗上朝我挥手，说陈叔叔你来看我。我说好，每个周末都去。

头几个月我每个周末坐长途车去市里，周五下午走，周日晚上回。来回车票十六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去掉车费剩不了多少，但我没觉得心疼。周敏在市局分的宿舍不大，比县里还小，但收拾得干净。周晓晓有了自己的小房间，墙上贴满了她新画的画，每张画上都有三个人。

有一次我去市里，周敏加班没回来，我一个人带着周晓晓吃了晚饭，给她洗澡，哄她睡觉。她躺在我旁边，忽然问：“陈叔叔，你会一直跟我和妈妈在一起吗？”

我说会。

“那你会当我爸爸吗？”

我愣了一下，摸了摸她的头发：“你愿意的话，我就当。”

她伸出小拇指：“拉钩。”

我伸出手指跟她勾了勾，她满意地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小小的脸，心里有一种从来没体会过的踏实感。

到了1997年春天，我也调到了市里，在卫生局下面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是周敏帮忙联系的，她说你农大毕业的，老在卫生局待着也不是个事，去市里的农技站更对口。我听了她的，去了农技站做技术员，专业对口，干起来比在卫生局顺手多了。

那年七月我们领了结婚证，没办酒席，就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我妈从老家赶来，见了周敏拉着她的手说闺女辛苦了，周敏叫了声妈，我妈眼泪就下来了。赵国强那边后来没了动静，听说他又找了个人，不再纠缠抚养权的事。周晓晓改口叫我爸，叫得比我想象的顺溜。

日子一天天过去，平平常常，按部就班。我在农技站搞了几年，后来自己承包了一个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帮农民做植保指导和农资供应。周敏在市局干到科长，后来做了副处，工作还是那么拼，但回家以后比以前柔和多了。周晓晓上了初中、高中，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前抱着我哭了一场，说我爸你跟我妈好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1995年秋天那条山路上的事，好像就在昨天。那时候我二十八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她三十四岁，一个离了婚的女局长。山风里她问我“你也没结婚不如咱们两个过吧”，那句话改变了我往后所有的日子。

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岔路口，大多数时候我们犹犹豫豫，不知道该往哪走。但有些路，走上去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回过头来才发现，那是最好的一条。

前两天周敏还跟我开玩笑，说当年要是你没点头，我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搁了。我说你要是没问，我这辈子大概就一个人过了。她瞪我一眼说少来这套，我还不了解你，闷葫芦一个，我不问你你能憋到八十岁。

周晓晓从大学打电话回来，听见我俩在电话旁边拌嘴，在那头笑，说爸妈你们别吵了，等我回去给你们调解。周敏冲着电话喊你少管我们，赶紧把书念好。我听见女儿在那头笑得更厉害了。

日子就是这样的，柴米油盐，吵吵闹闹，但心里是暖的。那年秋天的山风很冷，但她说的话是热的，一直热到现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