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
此后，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庞大族群，几乎在史书中销声匿迹。
他们是彻底消失了，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活了下来？
八百多年后，内蒙古赤峰市的一座辽代贵族墓葬打开了通往答案的大门。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从墓中契丹贵族的牙齿和腕骨中，提取出了珍贵的古DNA样本。
这并非易事——古DNA经过漫长岁月往往残破不堪。
据报道，此前吐尔基山辽墓的墓主人遗骸因年代久远，DNA序列残破得十分厉害，加上尸体内含有大量水银，一度导致无法提取到有效数据。
但这一次，科学家成功了。
有了这个千年前的“生命条形码”作为标准，一场横跨全国的“滴血认亲”开始了。
研究团队从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采集了56例达斡尔族、24例鄂温克族、20例蒙古族和105例汉族人群的血样。
通过线粒体DNA序列分析，他们在16，223、16，302、16，321和16，362四个位点上进行比对——结果令人震惊：契丹与达斡尔具有最大的相似性。
系统发育树清晰地显示，在所有分析的族群中，达斡尔族与契丹的亲缘关系最近。
这不是孤例。
研究还利用Y染色体上的三个微卫星标记（DYS19、DYS390、DYS391），对达斡尔族、云南“本人”和汉族进行了父系起源的比较分析。
结果显示，达斡尔与“本人”在这三个位点的等位基因分布和频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而汉族与这两者则具有显著差异。
结论明确：契丹与达斡尔具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达斡尔族是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极有可能是契丹的后裔。
学术界为这一结论加上了多重保险。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向国家科委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
研究从多个辽代墓葬中提取样本：乌兰察布盟博物馆收藏的契丹女尸腕骨、耶律羽之家族墓和耶律祺家族墓中出土的有契丹字墓志的牙齿和头盖骨。
所有证据指向同一个方向。
契丹人并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个名字，活了下来。
契丹这个族名的历史，要从更早说起。
公元916年，契丹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在唐亡后的乱世中称帝建国，国号契丹。
此后辽国与北宋、西夏三足鼎立，雄踞中国北方长达218年。
全盛时期，辽国疆域东临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蒙古高原，南据燕云十六州。
然而盛极必衰。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帝国。
十年之内，金军铁骑踏破辽都。
1125年，辽末帝耶律延禧在应州被金军俘虏，统治北方两百余年的契丹帝国就此倾覆。
帝国虽亡，人还在。
但金朝对契丹人实行了系统性瓦解。
第一步，从姓名下手。
金朝将契丹皇族姓氏“耶律”改为女真姓氏“移剌”，贵族姓氏“萧”改为“石抹”。
名字一改，档案里就找不到你了。
有的契丹人改为刘、王，萧氏改为李、郑。
金朝还将契丹军队打散编入女真基层，采取“左右邻居皆女真”的监视制度。
第二步，从文字下手。
辽亡金兴后，金朝前半期仍在使用契丹文字。
但到了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金朝下诏“罢契丹文字”。
此后，契丹文字逐渐成为不被人们所识的“死文字”。
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
第三步，从组织下手。
金朝强制迁徙契丹人，拆散部落组织，解散契丹军事编制。
在这种高压之下，公开的契丹身份成为一种禁忌。
官方的“契丹人”登记逐年减少直至归零。
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就这样被系统性地抹去了。
但血脉和记忆，远比政令顽强。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人世代讲述着一个传说：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指一种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从此便定居下来。
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也译作萨吉哈尔迪汗），就是达斡尔人的祖先。
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与DNA证据形成了完美闭环。
“达斡尔”这个族名本身也藏着线索。
有学者认为，“达斡尔”一词正是契丹“大贺氏”的音译。
达斡尔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一带，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目前人口约13万左右。
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藏在语言里。
达斡尔语中保留着契丹语的词汇——比如表示“铁”的kɑsoː，这个词与契丹语同源，但在蒙古语族的其他语言中均不存在。
学者将这个词复原为读音后发现，这个有趣的词现在只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人语言中才能碰到，成为达斡尔人源出契丹的重要证据。
陈乃雄教授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进行分析，发现其中一百多个词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关联。
语言学家通过比较契丹语与满—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的同源关系，最终认为契丹语应归入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并为达斡尔语的祖语。
换言之，达斡尔语是契丹语的延续。
比语言更直观的，是达斡尔人仍在挥动的球棍。
达斡尔语称曲棍球为“波依阔”，球棍叫“波依阔”，球叫“颇列”。
这种运动在达斡尔族中代代相传，每逢节庆，各个“莫昆”（氏族部落）的男性成员分作两队，在草地上挥杆鏖战。
球棍长约1.5米，选用根部自然弯曲、树干挺直坚韧的柞木削磨而成。
球分三种：毛球用牲畜毛搓制，轻软有弹性，供少儿击打；木球用杏树根或柞树根削磨，质地坚硬，供成年人使用；还有一种火球，夜间比赛时点燃，火光在草地上飞驰。
《辽史》中记载，辽代有一种盛行朝野的球类运动叫“击鞠”，球棍称为“月仗”。
辽代皇帝酷爱击鞠，《辽史》各皇帝本纪和《游幸表》多次记载契丹皇帝亲自上场击球。
唐代称这种运动为“步打球”，北宋称“步击”。
如今，这些古老的名称在中国其他民族中早已消失，唯独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中，这项运动以“波依阔”的名字传承了下来。
从“击鞠”到“波依阔”，同一个动作，跨越了千年。
2006年，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波依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进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曲棍球造型的花坛、路灯、城市雕塑随处可见。
曲棍球的印记已深深烙刻在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也融化在达斡尔民族的血脉里。
乾隆皇帝曾亲自考察，认定达斡尔人即是古契丹的一支。
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族就是契丹族大贺氏的说法。
DNA、语言、体育、传说——四条独立的证据链，汇聚于同一个结论。
契丹血脉的另一支，在三千公里之外的云南。
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生活着一个自称“本人”的群体。
他们约15万人，其中9万聚居在施甸县，其余散居德宏、临沧及缅北地区。
他们分属汉、彝、布朗、佤等不同民族。
表面上看，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
但走进他们的宗祠，一切都不一样了。
施甸县由旺镇的木兰村，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明代的蒋氏宗祠。
正殿里供奉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画像。
大门上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
家家户户的祖宗牌位上，都写着“耶律阿保机”的后代，并注明是“本音阿莽蒋氏门中”。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地下。
20世纪90年代，记者在施甸县看到一块自称“本人”的蒋姓家族墓碑，上面刻有两个典型的契丹小字。
这是在中国南疆发现的唯一刻有契丹文字的墓碑。
当地还保留着“撒赞”婚俗——新娘出嫁时要唱九十九段古调，其中暗藏“耶律庭前千株树”的家族密码。
阿姓、莽姓、蒋姓三姓之间世代不通婚，规矩老早就定了，动不得。
这些契丹后裔的姓氏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迁徙史。
元代至明代，他们的姓氏经历了三次演变：由耶律改为阿姓，再改为莽姓，最终定为蒋姓。
明代洪武年间，蒋氏始祖阿苏鲁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
施甸契丹人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和战争的洗礼，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历史记载，13世纪契丹人归附蒙古后被编入探马赤军。
元朝蒙古南征大理时，征调大量契丹降军充当先锋。
战后，这些契丹官兵留守云南，隐姓埋名避祸。
2004年，云南的一份血液样本送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数据显示，这些村民与内蒙古千年契丹古尸的基因匹配度超过了90%。
2001年已有报道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墓中出土的头骨、牙齿和女尸腕骨中提取DNA，与达斡尔族母系DNA对比，发现同源度很高。
接着研究组到云南保山地区提取阿、莽、蒋姓“本人”的父系血样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具有很高的同源度。
契丹的基因早已像水滴汇入大海一样，融入了汉族、蒙古族、满族的血脉。
在北方，很多自认是纯汉族的普通人，DNA里可能也潜伏着这个古老民族的遗传标记。
历史的讽刺在于，当契丹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从史书中消失时，它的名字却在万里之外被永久保存了下来。
在俄语中，“中国”至今仍被读作“Kitay”——契丹。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在西方人的认知版图中，契丹就代表了整个东方。
契丹人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完成了从“显赫帝国”到“普通百姓”的转身。
他们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
公元1125年辽都陷落的那一天，没有人能想到，八百多年后，一位科学家会从内蒙古赤峰辽墓的牙齿中提取出那段几乎被遗忘的DNA；更没有人能想到，在云南施甸县蒋氏宗祠的牌位上，依然供奉着耶律阿保机的画像；在莫力达瓦旗的草地上，达斡尔少年依然挥动着与《辽史》记载一模一样的球棍。
从大兴安岭的密林到云贵高原的山谷，从“击鞠”的月仗到“波依阔”的柞木球棍，从耶律到阿、莽、蒋的姓氏变迁——契丹人用改姓、变俗、散居的方式，完成了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的转变。
他们并非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片土地上。
如今走进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大门两侧曲棍球造型的柱子和博物馆外墙的大型铜制浮雕格外醒目。
馆内的陈列讲述着这个民族从契丹到今天的全部故事。
展厅里的灯光落在那些古老的球棍上——那是从辽代“击鞠”到今日“波依阔”的实物见证。
球棍静默，但挥动它的手从未停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