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年,辽上京临潢府,耶律大石面对的已经不是昔日那支横扫漠北的强大王朝,而是金军步步紧逼、辽廷内部离心的残局。辽国覆亡,并不意味着契丹人从此消失。恰恰相反,辽亡之后,契丹人的去向,成了中国北方民族史上一桩耐人寻味的谜题。
契丹最早见于北魏时期的记载。那时的契丹并非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活动区域大致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草原上的部落联盟变化很快,今天结盟,明天可能就分裂,想形成稳定政权并不容易。
真正改变契丹命运的人,是耶律阿保机。公元907年,他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916年,正式建立政权并称帝,国号契丹。到了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后,将国号改为“大辽”。从此,契丹不再只是北方部族,而成为能够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的政治力量。
辽国强盛,靠的不只是骑兵。
它控制了辽河流域、燕云地区以及草原交通线,既拥有北方牧场,也掌握了南北贸易通道。尤其是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之后,辽军获得了进出华北平原的重要门户。对北宋而言,这片土地的丢失,意味着北方防线向南敞开。
不过,燕云十六州并不是耶律阿保机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的。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发生在936年,当时阿保机已经去世十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才是出兵支持石敬瑭的人。这一细节容易被混淆,却直接关系到辽宋关系的形成。
宋辽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北宋一直把收复燕云视为重大目标,辽国也不愿放弃南方的土地与财富。1004年,辽军南下,宋真宗亲赴澶州,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宋辽从长期交战转为相对稳定的对峙,岁币、贸易和边境往来,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另一面。
有意思的是,辽国最后并不是被北宋单独击败的。
十二世纪初,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领导下起兵反辽。辽朝后期皇权衰弱,贵族争斗不断,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问题。北宋认为这是收复燕云的机会,于1122年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攻辽。
这场合作很快证明,政治上的共同敌人,并不等于真正的朋友。辽国于1125年灭亡,北宋不仅没有获得理想中的安全屏障,反而让金军看清了宋朝的军事实力。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靖康之变由此发生。
辽亡之后,契丹人并没有集体消失。一部分人归附金朝,一部分进入蒙古高原,还有人融入汉族、女真及其他北方民族。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则带领部众西行,于1124年前后在中亚建立西辽。这个政权一度控制天山南北和中亚大片地区,延续了契丹政治传统。
西辽最终在十三世纪初走向覆灭。1218年,西辽被蒙古势力攻灭。契丹人由此进一步分散,语言、服饰和政治组织逐渐发生变化。一个曾经拥有辽阔疆域的族群,就这样在长期迁徙、通婚和改籍过程中,慢慢失去了原有的整体面貌。
那么,今天还有没有契丹人的后裔?
学界长期关注的对象,是生活在中国北方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黑龙江以及新疆塔城等地,俄罗斯境内也有少量分布。清代文献中,达斡尔人已经以较为明确的族群身份出现,并以善骑射、熟悉军事组织著称。
清朝平定黑龙江流域时,达斡尔人曾参与地方防务与作战。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还将部分达斡尔人编入八旗,他们在边疆驻防中承担了重要任务。这些历史记录,说明达斡尔族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和军事传统,但仅凭这些,还不能直接证明他们就是契丹人的后代。
真正引起重视的,是语言、地名、族源传说与遗传学研究之间出现了某些对应关系。部分研究发现,达斡尔族与北方古代人群之间存在较密切的遗传联系,一些契丹墓葬样本与现代达斡尔族样本也显示出相近之处。
但基因相近,不等于整个民族血统一致。契丹人在数百年间不断迁徙,与蒙古、女真、汉族以及中亚人群发生通婚和融合。现代达斡尔族很可能保存了契丹人的重要成分,却不能简单理解为所有契丹人都变成了达斡尔人。
有些契丹后裔,或许融入了蒙古族;有些进入中原后改用汉姓,最终被汉族社会吸收;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和中亚,融入当地民族。历史中的“消失”,往往不是凭空断绝,而是名字不再使用,身份逐渐改变。
达斡尔族与契丹之间的关系,目前更适合表述为“存在较强的历史与族源联系”,而不是一句绝对的“契丹就是达斡尔”。辽国的宫殿早已倾圮,契丹文字也成为需要破解的古老文字,但族群迁徙留下的痕迹,仍散落在墓葬、地名、传说与家族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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