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再聊聊对规则的破坏，引发的恶果。有些看起来很“爽”的事，其实是做不得的——做了就等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一个人不守规则，那么大家就都会不守规则，踩踏事件便会不受遏止地引起大规模混乱，一切规则轰然倒塌，其影响之坏远超众人的想象。
最近又看了一遍导演剪辑版的《末代皇帝》，拉长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长，总时长达到了三个半小时。补充了一些细节，故事显得更加丰满，情节交代也更加顺畅，但也有点拖沓，并没有对主题有强化作用。以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故事，其中不乏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我就不多说了。当然，电影总体的水准还是够奥斯卡八项大奖的级别的。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实际上就是一件破坏规则的事。明明有优待清室的条件和条约在前——清帝和平退位，民国政府接手——这不管是法理上，还是道义上都应该遵守。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不管后来宣传得多么“进步”，“彻底终结了满清皇室的寄生虫生活”的伟大意义，但在撕毁契约、不守承诺、用武力威胁代替规则意识这一条件下，便开启了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程序正义有时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原因。这一规则的破坏无疑告诉人们：只要拳头够硬，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
冯玉祥在后世的口碑两极分化：夸奖他的人说他是平民将军，生活朴素，不喜奢华，与底层士兵同甘共苦，是知道民间疾苦的“老百姓的代言人”；讨厌他的人则说他是三姓家奴，出尔反尔，毫无信誉，不过是善于伪装，用淳朴善良做人设的武夫。我在这里不评价他，但从他几次倒戈和驱逐清帝后做的几件大事来看，他确实破坏了民国时期艰难维持的一些法统。
1924年之前，民国虽然也经历了张勋复辟、布贩子曹锟贿选总统等丑闻，但毕竟没有掀翻牌桌。大家仍然在国会这张桌子上玩——出老千也罢，诈胡也罢，大家都还按规则来，谁也不敢掀翻桌子，掏出枪来强买强卖。曹锟虽然傻，虽然贿选，但他还是在参与选举，自己掏出真金白银，一张选票一万元，派人送到代表手里——他是承认选举的合法性的，没有派兵拿枪押着代表说“今天必须投票给我，不投票出不了这个门”，也没有宣布国会直接解散。至于贿选和用枪逼着哪个更讲规则，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可是冯玉祥就不一样了。他发动的北京政变是直接解散国会，逼迫曹锟辞职。至此，民国的法统便直接被武力推翻。军阀的干政不再是后台和暗中的角力，变成了直接“打擂比武”，所有的程序正义都被扔进了墙角。议会弹劾、法律程序等等，程序正义荡然无存。这才是民国十六年来最黑暗的一幕——原本设计的国会立法、总统行政、司法制衡这一套权力架构至此实际瓦解。此后连民意的选举也不再有了，遮遮掩掩的民主被蛮横的军队和赤裸裸的武力全面代替。
鲁迅说“三一八”是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的，当国会被强迫解散、民选立法机构消失，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就成了军阀们的一块招牌，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武夫们的为所欲为。这就是不遵守程序的严重恶果。至此以后，卫队可以无视国内外舆论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军阀可以闯进大使馆，将大学教授以间谍的名义绞死；可以不用选举，不用名义上的国会，改用所谓的“善后会议”，由枪杆子们互相商量如何分赃。
于是大家都看到，只要军队强便可以废总统、解散国会、废宪法、改写条约，那么何必再费精力去争取议会的选举呢？之后直奉两派在冲突中，北京政局连续动荡，直到爆发“三一八”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继续以武力打碎北洋势力，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而南京政府虽说是以革命的名义统一了中国，却依旧依靠的是党权、军权，再也没有人提1912年的议会共和了。民国还是那个民国，只是内核已经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皮囊。
马太福音说：“拿起刀的，必死于刀下。”
也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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