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君主的权力日益衰弱，内阁、宦官、东林党的三股力量互相牵制，朝廷内部的党派之争也越来越大。
万历以后朝政弊端很多，国内有国家财政空虚、边境防备松懈的问题，国外有后金一步步逼近。
天启年间，魏忠贤乘着皇帝疏于治理国家的机会，逐渐控制了司礼监和厂卫，勾结同党，权倾朝野，成为明代后期最有权力的宦官，被人称为“ 九千岁 ”。
他的性格和行为都很凶残，结党营私，向来受到人们的鄙视，但是放到明末复杂的局势下，他所做的事也有两面性，并不能简单地用奸佞来概括。
《明史·魏忠贤传》载：“ 忠贤擅威福，结党羽，流毒海内，中外侧目。然亦借势整肃吏治，督催粮饷，支撑边备数年。 ”
魏忠贤作为宦官独揽大权，就已经违反了明代的制衡原则。尽管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制造冤狱、祸乱朝政，但是他在筹措军饷、管理地方、抑制党争方面也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谷应泰这样评价他：“ 魏阉乱政固为明室巨蠹，然乱世之中，亦有一时权用，未可一味贬斥。 ”
但是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弄权，并没有匡扶社稷的念头，功过参半，是明代最有争议的权臣。
一、打压东林朋党
万历、天启年间，东林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士大夫们以门户来争斗，任何事情都分成不同的党派，政治上的争论变成了意气之争，政务也变得迟缓不前，朝廷长久以来陷入到内部的消耗之中。
魏忠贤掌权之后，依靠皇帝的信任和厂卫的侦缉力量，大力镇压东林一党的人，很多清流官员被罢免或者逮捕，朝堂上的党争声势一度被压制。
《明季北略》载：“ 东林势盛，朝野分裂，忠贤出，尽逐异己，门户之争为之暂歇。 ” 无休止的党争消耗国家的力量，延误了政务，短期内压制了朋党的力量，但是却使朝廷政令畅通无阻。
虽然这样可以暂时制止派系之间的争斗，但是魏忠贤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信，就借机罗织罪名。厂卫刑狱横行，无罪官员牵连受祸，正直之人个个恐惧，直言敢谏之风因此而断绝。
二、重征工商税赋
晚明时期土地兼并很严重，士绅大族隐瞒田产，田赋无法增加，朝廷常年入不敷出，辽东对后金作战更是缺少粮食和军饷。
魏忠贤改变以前的税收政策，对江南工商业、盐茶、商税进行大肆征税，充实了内库和国库，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线军队的军饷，辽东防御才得以继续。
《明实录·天启朝》载：“ 增榷税、理盐法，商贾之赋日充，边军粮仗赖以接济。 ”
商税增加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从而可以继续支持战争，并且推迟了边疆危机的到来。
尽管钱粮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朝廷也不再为军饷而忧心忡忡了，但是税收却没有任何限制，官员们借此机会对百姓进行层层搜刮。
苛捐杂税压在了商人的头上以及市井百姓身上，江南的商业贸易也日益萧条，民间怨恨的情绪也在不断地累积中。饷源得到补充以巩固边防，但是苛捐杂税骚扰百姓，渐渐失去东南地区的民心。
三、掌控厂卫监察，约束地方贪腐势力
明朝的厂卫本来就有监督官员、弹劾贪官的职责。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把东厂和锦衣卫遍布全国，严密地监视着地方官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人大多都被揭发处罚了，一时之间地方官员不敢胡作非为，吏治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整顿。
《明史·刑法志》载：“ 忠贤用厂卫巡历四方，官吏畏法，贪风稍敛。 ”
用监察的方式来整顿地方，本来就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曾经一度改变了地方上松弛的官吏作风。尽管贪污腐败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是监察权已经被魏忠贤所控制了。
但是侦缉已经不再是为公众服务了，而是变成了打击政敌、搜刮钱财的工具，司法公正也完全崩溃了。 短短五年间，被魏忠贤打压、迫害致死的大臣有数十人之多 。
除了魏忠贤出身低微，了解民间疾苦，对底层百姓的盘剥较少之外，他所攻击的对象主要是士绅、官员和富人。
但是他贪财好权，纵容亲属、党羽在乡里横行霸道，败坏地方风气，给后代留下了隐患。
《酌中志》载：“ 其党羽遍布内外，恃势凌人，州县多受其扰。 ”
偏袒底层、制约豪强，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掌握权力的基础都是依靠皇帝的宠爱，一旦皇权更迭，自身的势力就会土崩瓦解，无法从根子上解决明朝末年遗留的问题。
张岱一语切中要害：“ 其行事有一时之平衡，终无长久之治术，权去则乱如故。 ”
公元1627年，明朝熹宗去世，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因为有十大罪名被弹劾，于是害怕而自杀。
总而言之，看待魏忠贤不能是非分明。
他以权宦的身份干预朝政、残害百姓、制造冤案、败坏社会风气，是王朝弊病的推波助澜之人，在明末党争激烈、财政匮乏、边患严重的情况下，他的政策又在短时间内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但总而言之，他所做的都是权谋私利的事情，并不是真心为了国家，短期的效果掩盖不了乱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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