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简单把两个人分开归结为感情不和，只看到争吵矛盾，却忽略了那一代人的婚姻，始终缠绕在战争伤痛、时代环境与革命工作当中。曾志和贺子珍从井冈山时期就一同战斗，彼此相交多年，也是为数不多，能够近距离看到这段婚姻内里真实状况的人，她留下的回忆，记录下很多旁人看不到的细节。
1928年，贺子珍在井冈山和毛泽东结为伴侣，那时候根据地条件恶劣，没有像样的仪式，两个人跟着部队辗转各地。之后的中央苏区岁月，贺子珍一边承担妇女工作，一边跟着队伍行军打仗，前后多次怀孕，动荡的环境里，几个孩子要么被迫留在当地老乡家中，要么夭折，接连失去孩子，对她的身体和精神打击非常大。长征路上，敌机轰炸，贺子珍为掩护伤员，身上嵌入十几块弹片，受了重伤，弹片没办法全部取出，之后常年受伤痛折磨，身体状态一直很差，情绪也经常因此起伏不定。
到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下来，但两个人之间的分歧慢慢显露出来。毛泽东需要处理大量党务军务，接待各地来的中外访客，社交应酬慢慢变多。贺子珍身上旧伤时常发作，病痛带来烦躁，再加上过往多年积压的委屈，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曾志的相关记述里提到，毛泽东后来和她谈起，有一次接待外国记者，现场说笑交流，贺子珍看到之后情绪爆发，当场发生冲突，闹得动静很大，这件事之后，双方隔阂进一步加深。
贺子珍当时一心想要离开延安，最初的打算是去上海做手术取出体内弹片。1937年秋天，她离开延安去往西安，可抵达西安没多久，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治病的路直接被切断。正好当时有一批干部要前往苏联疗养学习，贺子珍便决定改道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读书学习。毛泽东得知之后，并不希望她走，先后托人劝说、写信，几次希望她返回延安。贺子珍当时心意已决，没有接受挽留，托前来劝说的勤务兵带回一方手帕，算是做了告别，之后就踏上去往苏联的路途。
不少后世的解读，习惯把这件事简化成谁对谁错。但曾志和两人都熟识，她在回忆当中没有简单评判是非。她清楚，早年在井冈山，贺子珍是敢拿枪上阵的女战士，吃过数不清的苦，身上的伤痛是实实在在的，性格的执拗，很大一部分也是苦难遭遇磨出来的。而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他不是没有做过挽留，电报、信件、派人劝说，能做的努力都做过，却拦不住贺子珍出走的决定，之后又隔着战争造成的地理隔绝，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子珍终于回到国内，定居在上海。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志去到南昌，专门去看望贺子珍。亲眼见过贺子珍的状态之后，曾志上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转告给毛泽东，在各方安排下促成了那次秘密的庐山会面。时隔二十多年再度相见，两个人聊了一个半小时。会面结束之后，曾志迫切询问毛泽东见面之后的感受。根据水静留存的记录，毛泽东语气低沉，感慨贺子珍思维已经跟不上，很多时候答非所问，这个结果，也是曾志没有想到的。
往后很多年，曾志私下和别人谈起这一段往事，反复提起，不要用普通家庭夫妻的标准，去评判他们的分开。十年并肩生死的夫妻，不是一朝一夕就把感情全部抹去。战争留下的肉体创伤、接连丧子的心理打击、跨国阻隔，再加上革命岗位带来的现实约束，一层层叠加在一起，才走到最后的结局。
贺子珍一辈子没有再改嫁，心里始终记挂过去共同走过的岁月。毛泽东也多次跟身边人提起，和贺子珍终究是共过患难的十年夫妻。这段发生在革命年代的感情，夹杂着战争带来的伤痕，个人的性格，还有时代施加在个体身上的重重枷锁。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人为此争论不休，站在不同角度，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很难轻易判定当年当事人的选择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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