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文/文
我的家庭
我们老家在奉天府丰润县。嘉庆初年，那一带遭水灾，大批难民流入东北。我曾祖父马万龙和曾祖母刘氏也挑筐逃难来到东北，在吉林省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落了户。不久，爷爷出生，取名马纯。
那时我们家很穷，爷爷长大后，长年给地主扛活，后来靠艰辛劳动积攒下了几个钱，买了几亩地，另外又租了本屯地主几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在屯人帮助下，爷爷与本屯一刘姓家的女儿结了婚。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清光绪十一年农历十月二十日），父亲在贫困中出生了，取名马占山，字秀芳。
我外祖父家姓杜。常年靠给地主扛大活、打短工度日，吃不饱，穿不暖。也是逃难来到东北的。
有一年秋天，他们一家给地主干完活，这家地主不用他们了，再也找不到其他干活的地方，没办法，带着五岁的女儿挑筐背篓一路乞讨奔向关外。一天，来到西炭窑屯，我奶奶看着这一家三口吃不上，穿不上，实在可怜，就说：“你们若不嫌弃，就在我们这儿住一冬吧！总比要着吃强。”外祖父和外祖母十分感激，便留下了。
那时，我们家有三间房子，是简式的，外屋是厨房。我奶奶和外祖母带着孩子住里屋，我爷爷和我外祖父住外屋。
我们家本来就穷，再加上三口人就更困难了。可不论怎么穷，日子过得和和睦睦。从秋到冬，我外祖父帮着我爷爷搂搂柴禾，弄个篱笆院子，干些零活。那一年我父亲才两岁，和我母亲青梅竹马，好似亲姐弟。
第二年春天，我姥爷家要走，奶奶舍不得让他们把女儿带走，对二老说：“你们在这儿住了一冬，也知道了我们的为人，如果信得过，就把女儿留下，大了给他们成亲。咱们都穷，人家有钱人娶媳妇又车又马的，我们连个盆都没有，如果你们把姑娘带走，将来到哪儿去找。”经过一冬的相处，我姥姥深知爷爷奶奶的为人，她当即应允。就这样，我母亲留在马家当了童养媳。
我父亲五岁那年，有了一个妹妹。十二岁那年冬天，我奶奶又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孩。还没满月家里就断粮了。奶奶让妈妈去一个亲戚家借点粮食，第一次借回半盆小米，掺上野菜吃了两三天。又断顿了，妈又去借，说：“实在没办法，我妈在月子里，再借点儿吧！”这家亲戚老的没开口，小的说：“怎么那么没脸没皮呢！给一回还来要，你们什么时候还哪！”我妈含着眼泪端着空盆回到家中。十冬腊月，我妈连条棉裤都没有，出门借粮只穿条破单裤。粮没借到，反被人家奚落一顿。奶奶望着瑟瑟发抖，满眼泪水的妈妈，心如刀割，一气之下，得了重病，死在月子里。十五岁的妈妈和七岁的姑姑一人抱一个孩子大哭起来。爷爷眼看奶奶死在地下，连棺材也没有，再看看她撤下的一对孩子，急得骂我妈和我姑，“就知道哭，快把孩子抱出去。”我妈和我姑抱着孩子，给哪家哪家不要。那年月讲迷信，说抱人家没满月的孩子不吉利，没办法，就把两个孩子扔了，等我姨妈知道去找时，孩子已经让狗吃了。
奶奶死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姨奶作主给十二岁的父亲和十五岁的母亲成了亲。母亲盘起了辫子，就算过了门的媳妇。担负起了沉重的家务。
由于家里困难，父亲从七八岁起就给后屯姜家崴子村一个姓姜的大地主、外号姜大牙放马。在他十八岁那年，一天夜里，在姜家崴子村放赌，一个耍钱的偷走了姜大牙一匹马。可姜大牙一口咬定是我父亲偷的，说：“那匹马性子非常烈，一般人近不得前，就你能使唤它，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不由分说，将我父亲捆绑起来，送到了毛家城子警察分局。
旧社会的军警从来都是和有钱有势的人一个鼻孔出气的。姜大牙是那一带有名的富户，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就将我父亲的两个大拇指拴起来，吊在棚顶大梁上，严刑拷打，逼他非承认偷了马不可。父亲从小就非常倔强，怎么打也不承认，他大声分辩着：“我没偷你的马，你不能诬赖好人！”
“就是你，你家穷，你想偷马卖钱！”我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急得团团转，他老人家知道，穷人和富人打官司，穷人没个赢，他硬说你偷了，你不承认只有死路一条。老实的爷爷，四处磕头，求大家帮忙把儿子赎出来。后来，由我舅爷出头做铺保，用我家仅有的财产：一小块麦青地和一头小毛驴将父亲赎了出来。
令人气愤的是，在我父亲被押期间，姜大牙的那匹马自己跑了回来。但贪财如命的姜大牙硬是不承认。爷爷怕父亲再遭毒手，只得含冤受侮，忍气吞生。
父亲回家后，总咽不下这口气。他埋怨我爷爷胆小怕事，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从那以后，他总想出走，爷爷看出来了，让我母亲看着他，可怎么能看得住呢！一天，他铲地回来，说想睡一会儿，就进里屋躺下了。当时爷爷在外屋，妈在厨房做饭。做好饭进里屋叫父亲吃饭，一看窗户开了，人没了，出去撵，根本不见人影。爷爷知道他要惹事，怕出人命，出去找了一个来月，到处寻找哪儿也找不着。后来，爷爷碰到一个相面的老头，他对我爷爷说：“我看见你孩子了，家里圈不住他了，他该出去了。”那时人都迷信，爷爷不再找就回来了。
后来才知道，为了报仇雪恨，父亲离家出走，直奔胡匪啸聚的地方——哈拉巴喇山落草为寇。哈拉巴喇蒙古语是黑虎意思，这座山也叫黑虎山。
父亲上黑虎山后，由于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又有一身马上功夫，不久便被推为头目。
两年后的一天，父亲带着一伙弟兄，回村找姜大牙算账。村人传说：马小个子回来了！父亲个子小，大家都叫他马小个子。姜大牙听着信儿，吓得套起三挂大车，拉着人和东西要跑，父亲一伙将他们迎头拦住。姜大牙一家人从车上下来，边磕头边哭，求父亲饶命，要啥给啥。父亲说：“别看我姓马的穷，我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要你的命！”姜大牙一家人听了，连哭带嚎，象捣蒜一样磕头。父亲狠狠打了姜大牙一顿，警告他：“今天不杀你，以后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不许随便冤枉好人！”
又过了三年，父亲做了官，衣锦还乡。正赶上我姑姑结婚，父亲戴着顶戴在酒席上给长辈们斟酒，姜大牙也在。我姨父说：“占山你过来，快给你姜大叔斟酒，你得感谢你姜大叔，没你姜大叔你能戴上顶了吗？！”姜大牙被臊得满脸通红，席还没散，就悄悄溜走了。
随着父亲的发迹，我们的家也发生了变化，由清贫到繁盛，逐渐形成了一个封建大家庭。
父亲升任排长后，驻怀德县城，打算把母亲接去，母亲想：老爷子三十多岁就没了老伴，受了大半辈子苦，不能把老人扔下自己走。就劝爷爷一块儿进城。我爷爷说走后没人给我奶奶上坟，不去，他不去，我母亲也走不了，可城里那边又没人侍候我父亲，我妈妈就自作主张，在附近替我父亲相娶了一个姓姜的姑娘，我叫二姨姆。
可是结婚不久，父亲说二姨姆不会过日子，他俩总打架。有一次，我一个叔辈姑姑对我爷爷说：“老爷子你也不去，你儿子总打媳妇，看打出人命来怎么办？”这么一吓唬，我爷爷害怕了，就和我母亲领着我进了城。后来，二姨姆因病去世。几年后，我们又随父亲搬到了海伦。
到海伦前后，父亲又先后娶了三个姨姆，娶三姨姆时，二姨姆还没去世。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二姨不会过日子，又没有生育，再娶一个，多要几个孩子。”就让怀德一个人给保媒，娶了三姨姆。但三姨姆也一直没有生养。直奉战后，父亲又要娶个有文化的，能帮着抄抄写写。这就是我的四姨姆。她是公主岭人，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到我家后生了个男孩，后得肺结核去世了。我还有个小五姨姆，黑河兵变时吓疯了，死在黑河。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个姨姆，现在还活着。
在我们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父亲是威严的，说一不二；其次就是我的生身母亲杜氏。
父亲每次回家看到姨姆们做活才行，不能看见她们在一块闲扯，或者玩。一听说父亲回来了，姨姆们手中没有活得赶快拿个枕头什么的装装样子。父亲出门穿的衣服都是家里做的，秋天腌咸菜，渍酸菜都是家里人干，不让找外人。
父亲平时不给姨姆们钱，要买什么都是父亲和我母亲说了算，想做衣服时，便让铺子里人把布拿到家，让我母亲选好，付钱。
父亲对我母亲很尊重，每次出门，都要到我母亲屋里，告诉她自己要出去了，大概多少日子回来，家里事你安排；每次回来，也最先到我母亲屋，洗脸，吃东西，问问家里的事。
姨姆们对我母亲也不敢不尊重，父亲不在家时，她们打架闹事儿，事后总得对我母亲说：“回来可别对他说，下次我们不打了。”如果我父亲知道了，她们就得挨打。
我们家我这辈人有三个，我哥哥马奎、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和哥哥是杜氏所生，我小弟弟是我四姨姆生的。
四姨姆得肺结核去世时三姨姆没小孩，弟弟就跟三姨姆。三姨姆特别疼他，惯得非常不像样，不好好念书，整天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吃吃喝喝，没钱吃喝玩乐就偷我三姨姆的东西出去卖。
他读中学时，一天放学回家，对我说：“姐姐，我打死人了，给我钱我得跑。”当时父亲正在生病，我跟五姨姆商量，是否告诉父亲，五姨姆说：“还是告诉他吧！”父亲听我说完后，说：“他有那个胆子吗？！让杜海山看看去！”杜海山是我表弟，他到学校一打听，根本没那回事。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把他绑上，让我哥哥打，我哥哥舍不得，打了几下也不疼，他那儿连呼带喊。父亲气急了，亲自打了他一顿，把他锁在屋里。他从小没妈，大家都疼他，替他说情。他写了个检讨，保证改，父亲把他放了，可没几天，他就把三姨姆的皮衣服拿出去卖了做路费跑了。父亲恨他不争气，索性不管了。直到解放后，父亲临死前，我们看出父亲是有些想他了，总往窗外看。我们赶紧打发人找，后来在天津二姨姆娘家兄弟家找到了。可是，当舅妈把他带到父亲身边时，父亲已于前一天去世了。
一九三〇年，我母亲在海伦患子宫癌病危，当时父亲在黑河，母亲对我哥哥说：“快让你父亲回来。”哥哥说：“他那么忙，能回来吗？”母亲说：“无论如何让他回来，我临死前一定要看看他。”父亲得知后，立刻回来了。母亲对父亲说：“我病了一两年，花了不少钱。”父亲马上接过来说：“有病花钱你不要心疼，这个家业是咱俩打下的，现在你只管好好养病。”母亲吃力地对父亲说：临死前我还有件心事，就是我这个侄子。”父亲看了看在母亲身边的杜海山，说：“你放心吧！海山现在侍候你，以后我一定带他出去。”自打姥爷、姥姥和我们怀志分手后，彼此就断了联系。直到我们搬到海伦，母亲病重，我舅舅才打听到了我们的下落，表弟找到我们，并留下来侍候我母亲。
不久，母亲去世了。父亲极为悲痛，他给母亲磕头，带孝带一直送到坟地。
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我表弟杜海山带到身边，直到日本投降。
伪府四十天前后
省政府移驻海伦前，我们一家人早就住在海伦。父亲不住家里，同省府人员一起住省政府驻地“广信涌”油坊（省国营企业），我同姨妈、哥哥马奎、爱人陶英麟住在家中。
自退守海伦后，我父亲欲继续抗日而不能，心事重重，十分痛苦。他时常对我们表示：“我绝不妥协投降，生作中国人，凭什么该受日本鬼子欺侮，干到底死了也痛快！”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日寇和汉奸，多次对我父亲威胁利诱，他却不加理睬。有一些文章记载：“马占山在龙江（齐齐哈尔）被占、迁海伦后，思想动摇，一度变节投敌。”据我所知，父亲虽系农民出身、缺乏文化，但民族观念强，爱国心重。念念不忘如何度过难关，获得武器和装备，继续抗日。
当时，父亲每次从“广信涌”油坊回家，都显得若有所思，长吁短叹。不甘沦亡，但又苦于无力抵抗。据我所知，父亲后来到沈阳同日寇周旋是不得已。我所看到、听到的，他不是投降，而是诈降。诈降的原因是要从日寇手中取得军械装备、取得粮食。同时，也想取得喘息机会，等待条件成熟，坚持继续抗战。回忆起来，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日军师团长多门，向我父亲劝降，并有汉奸赵仲仁、韩云阶等进行诱降。父亲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矛盾重重。认为此时此刻，疲兵再战，只能全军覆没；随机应变，与日本人周旋、摆脱困境方为上策。始萌诈降之念。在诈降前，曾与多门举行谈判。同往谈判的有两个副官和一个汽车司机。在谈判前夕，父亲和副官杜海山、张凤岐、司机王某三人说：我们此次去哈尔滨谈判，不是妥协，而是谋计。在尊重中国主权，保证黑省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谈不妥，我们就拼一死命。并问三人：“你们怕死不怕死？”三人均回答：“不怕死！”然后，父亲同三人商量：他自己身带手枪两支，副官两人各带手枪一支，都装满子弹。谈判时，我父亲要和多门面对面坐。如果谈不成，父亲就开枪，两个副官即开枪打死多门，然后三人冲出大门，坐上汽车往东速驶，万一冲不出去，就牺牲。这次谈判，由于父亲态度坚决，迫使日方不得不口头答应，黑龙江省可以自治。后又进行谈判，日方同意将黑省主权交回，并表示给我军武器装备。父亲诈降后，日寇将主要精力由“经营北满、消除祸根之道”转到“成立东北傀儡政权，建设新国家，”上面，这样，就给我方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使我所属各部从容休整。并在财力、物力上得到接济和充实。日寇文献档案（《满洲帝国》第二卷曾载称：“关东军为了把马占山部队编为满洲国军，决定每月拨以军费。二月拨五十万元，三月又拨六十万元。”我父亲就以这些钱充实军费、装备所属部队，为继续抗日准备了物质条件。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我父亲到沈阳参加日寇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名曰讨论“联省自治”，实为讨论建立伪国方案，把所谓“联省自治”变为商谈新国家的体制、国号等。父亲恍然大悟，自知陷于圈套，但仍镇静自若地参加会议，当起草所谓“独立宣言”，并要参加会议的人签字时，父亲声称头痛、不舒服，并故意呕吐，借故拒绝签字。当时日寇非要他签，他强硬地大声说：“我姓马的，说话算数，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终于没有签字。
父亲诈降后，日寇进一步威逼，想迫使我父亲接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一手炮制的《黑龙江省官银号复业资金借款合同》，并要求父亲签字生效。合同强行规定：“会社借给省政府日金三百万元，作为官银号复业资金”“年息为七厘五”。这是一项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卖国协定。另一项是迫使父亲在日寇一手炮制的《呼海铁路经营合同》（内容为黑龙江伪省政府将经营呼海铁路一切事宜委托会社办理）上签字，这更是一项出卖中国主权的事情。我父亲对这两项卖国协定都拒不签字。
证明父亲诈降的另一件事是，父亲回齐齐哈尔任伪省长时，省府文件和重要物品等从海伦送到齐齐哈尔后，从马鞍上取下的驮子（作战时山骡马等负载的成捆的东西和重要文件等）一直没有打开。不打开驮子的原因是我父亲根本不想和日寇合作，所以一切重要文件放在睡觉的床底下，从未打开过。后来，副官杜海山说：“我们从海伦重返省会后，将军不打开驮子、不接家眷，大家摸不透他的心思，直到离开省会去黑河继续抗日，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不打开驮子的原因了。”杜海山的这段话，也证明父亲诈降事实的一个侧面。
父亲在诈降前，将所属部队分驻在克山、拜泉、海伦一带。任伪省长后，他一方面整顿军队、筹备军费、取得枪弹并取得粮食；另一方面耐心做部下的思想工作，要大家不能轻举妄动。在暗中让分驻在各地的军队继续到省会领取装备和粮食，并按计秘密将枪支弹药埋在大青山下的东山坡地及存放在枯井里。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父亲派了最亲信的部属少将参议韩家麟以视察部队为名，同拜泉、海伦一带的部队取得联系，把埋藏的枪支弹药取出发给各部。做好脱离日寇的准备。韩家麟一面“视察”，一面向省政府假报所视察的部队军心不稳。父亲立即把韩的假报告给日寇驻黑省顾问村田，并表示要亲自到各地对部队进行安抚，做好了离开齐齐哈尔，继续举起抗日旗帜的准备。
父亲在任伪省长期间，对上级及同僚的安全都采取了一定措施。在诈降前已安排万福麟将军之子万国宾和我兄、嫂一起离开东北进关。万福麟还有其他家属及财产在齐齐哈尔，父亲诈降后，又设法将万的家属连人带物，避过日寇耳目，送出黑省去哈尔滨，进了关到北平。父亲还在暗中派人送参谋长谢珂（万福麟的参谋长）离开黑省，出国境到苏联，绕道回国。送出谢珂之后，他还询问高参王象九：“谢珂送出去了吗？”王象九回答说：“已送出！”父亲才放了心。
江桥抗战开始，父亲就下决心做了抗战到底的准备，多次安排我们家眷离开东北进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正怀孕临盆，父亲让我去哈尔滨生孩子。当时，我们都不理解此意，但也不能违背，准备在第二天走。不料，我于当夜生了孩子，没有走成。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父亲从驻地回家，催促全家马上离开海伦去黑河。他要我们去黑河的真实意图纹丝不露。当时一起走的除姨妈、兄嫂、我爱人及孩子外，还有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现居台湾）。父亲命令我们到了黑河即离国境去苏联，转道入关。离开海伦前，父亲只是紧催，并连连说如果走不成，后果难以设想……。我们是“丈二摸不清的和尚”，只能随着父亲的意志盲目地“去”或“留”。
我们从海伦到黑河途中要经过不少城镇，当汽车开到拜泉时，经一百多里路的颠簸，我因产后身体虚弱子宫又大出血，顿时休克。姨妈怕我生命发生危险，由她和我爱人伴我返回海伦医治，万国宾和我兄嫂一行则按父意去黑河，到苏联转道入关。我和姨妈、爱人回到海伦，父亲得知我的病情后，即从驻地“广信涌”油坊回家看我。只见他满面愁容，连连叹气：“唉！毫无办法，只得留下医治，好了再走。”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下旬，父亲已诈降任伪省长，他派少将参议韩家麟到海伦，安排我们一家人离开海伦去关内。那天，韩到我家，对我们说：“这次老爷子（指我父亲）叫我接您们去省城，快准备行李。”当天晚上，韩暗中告诉我：
“老爷子让你们赶快离开这里，不是去省城，是去哈尔滨。”到了深夜，韩又对我及爱人说：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已买好，并且已经给您们接好了哈尔滨十六道街皮革公司的关系，还取得英麟（我爱人）扮作皮革公司收帐员的证件。您们到了哈尔滨就扮作这个公司的收帐员。”同时，韩拿出一本收帐本给我。还将印好的收帐员名片交我爱人带在身上。并连连嘱咐：“让英麟脱下西服和皮鞋穿棉袍和布鞋，化装成商人，像个收帐员，说是带家属去天津探亲的。”在整理行装时，韩又对我说：“老爷子交待，什么东西都不要带。您也要化装成买卖人的家属，说是去天津探亲。”
翌日，我们一家准备出发前，韩家麟又悄悄地说：“现在我们的处境很险恶，老爷子到省城是不得已，是暂时的。您们到了哈尔滨赶快去大连。在大连也不要耽搁，买上轮船票就去天津。”韩再三叮咛：一路上千万要小心，不能露马脚，决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您们是马占山将军的家属，否则我们都完了……！”之后，我们按照韩的安排，一家五口人从海伦到哈尔滨，又去大连，搭轮船到塘沽。
在大连到塘沽的途中，日寇上船检查，我们拿出哈尔滨皮革公司的证件及名片，英麟和我以公司收帐员及家属的身份躲过了敌人检查的风险。从塘沽上岸，避开日寇的监视，在塘沽搭上火车到天津。到天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四月初，从大公报的号外上看到了父亲“率部反正”，重扬抗日旗帜的消息。这时我们又惊又喜，惊的是父亲进入虎穴的危险，喜的是父亲已经逃出口寇的控制，从迂回曲折中坚持他继续抗日的意愿。
解放前后
北平解放前，新华社广播劝告父亲和万福麟“别跟蒋介石走，蒋介石不会给你们什么好处！”我听了告诉父亲，他叫我去告诉万大爷。我转告之后，万福麟苦笑着说：“我不象你父亲，不走不行啊！学生不能管我，共产党更不能管我。
记得当时有两个人来找我父亲，动员他去台湾，并说连飞机都包好了，父亲以家里人口多，离不开为借口谢绝了。事后，父亲对我们说：“别听他们扯谈，咱们不能跟他们走，不能手背朝下跟别人要饭吃。”
当解放大军兵临北平城下之际，一天，傅作义将军来到我家，父亲问他如何打算，傅说有三条措施：一是把张家口的精锐部队调来守北平；二是保不住可从海上将部队撤往上海；三是到万不得已时抛掉一切，自己乘飞机走。父亲说：“这三条路都行不通。张家口形势吃紧，军队你收不回来；天津已被包围，你从海上也走不了；从空中飞只能走你一个，我是东北军，你是西北军，蒋介石根本不注意咱们，你一个光杆司令到蒋介石那里能领什么奖赏？北平是古都，有数不尽的珍贵历史遗物，不能打，不能当千古罪人，还是跟共产党走，谈判为上策。”
傅作义在屋里来回踱步，思想矛盾重重，举棋不定。父亲说：“我看，咱把宝珊接来，他是个文人，早跟共产党有接线，比咱俩谁出面都好，眼下，我没权力，你正打着，你我都出不了头。”就这样，把邓宝珊接到了我家，他手里拿着文明棍，一进门就问：“什么事这么急，我连帽子都没戴？”父亲说：“有事有节，等傅作义来再商量。”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守十四条，特别是对傅作义真诚相待，父亲很受感动。父亲看到解放军又练兵又扭秧歌，有战斗训练又有文化学习，认为这样的军队好，他很服气。他天天看报，看到高兴的地方就读出声来，他感慨地说：“咱们国家现在行的就是正道，过去中国受外国欺负，这回租借地都收回来了，社会安定，欣欣向荣，真是好哇！”
一九五〇年六月，抗美援朝开始，父亲要求去朝鲜第一线参战，他委托康心知写一份申请书上交政务院，表明参战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决心。父亲终生爱国，但由于父亲当时年令已高，并患肺癌，他的要求未批准。
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一天，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毛主席请父亲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当时，他腰部已出现“盘腰龙”，疼得不得了，父亲说：“试试看，如果吃上药能挺两个钟头就去参加会。”准备让我陪他去。结果吃了药也挺不住，这次会议父亲没能出席，他深感遗憾。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父亲去世了，终年六十五岁。周总理、政府各部送了花圈，邵力子夫妇亲往吊唁；李济琛随送葬队一直送到西直门外，在京亲友都参加了葬礼。
三十五年过去了，缅怀父亲抗日、爱国一生，我万分激动。今天，我也是八旬老妇了，但我将继承父亲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晚年全部献给祖国、献给人民！
（刘邦厚、蒋兰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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