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伺候母亲9年，发现她天天向大哥和二姐告状，我：轮流赡养吧|伺候母亲|广州|淑芬|赡养

正文

我叫林淑芬，今年五十三岁，在深圳福田区有一套九十平米的小三居，丈夫老周在国企做技术员，儿子前年考上了中山大学。外人眼里，我这一生算是顺遂安稳，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心里那块石头已经压了整整九年。

母亲是九年前父亲去世后搬来我家的。那天她站在老屋门口，拎着一个帆布包，头发花白，背有些佝偻，说：“你大哥在广州，你二姐在上海，都不方便。你是老三，离得近，我就跟你过吧。”

我没有犹豫，把朝阳那间客房收拾出来，铺上母亲喜欢的碎花床单，在窗台上摆了一盆她最爱的茉莉花。老周帮我搬家具时擦了一把汗，笑着说：“咱妈来了，家里更热闹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家人重新聚在一起的开端。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才慢慢发现，母亲还是那个母亲，我却不再是那个被她护在身后的小女儿了。

起初只是些小事。母亲习惯早起，每天五点半就起来烧开水，在厨房里窸窸窣窣地忙活。我劝她多休息，她却说：“我闲着也是闲着，给你们做顿早饭。”我心里感动，觉得母亲到底还是疼我的。可渐渐地，她的挑剔越来越多，菜咸了淡了，衣服洗得不够干净，客厅的窗帘没有按时拉开，都会被她说上几句。

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八点才到家，推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电视机开着，可她根本没在看，目光有些茫然地盯着墙壁。我换了鞋走过去说：“妈，我回来了，您吃饭了吗？”她抬起眼皮看了看我，语气淡淡的：“等你？等到菜都凉了。我自己热了碗粥喝。”

那天我特意去菜市场买了条鲈鱼，清蒸了端上桌，又炒了两个她爱吃的素菜。母亲夹了两筷子就放下了，说没胃口。我心里堵得慌，可还是笑着收拾碗筷，让她早点休息。

真正让我警觉的，是第三个年头上那个电话。

那天是周六，我难得睡个懒觉。迷迷糊糊间听见母亲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客厅和阳台只隔一扇玻璃推拉门，断断续续还是飘了进来。

“……你妹妹啊，早上起不来，我饿着肚子等到九点才吃上饭……她倒是睡得香，也不知道我这个老婆子饿不饿……”

我心里一惊，睡意全消。爬起来走到客厅，母亲已经挂了电话，转身看见我，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淡淡的模样：“醒了？锅里有粥。”

我没吭声，去厨房盛了粥，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地喝。粥是温的，可我心里凉飕飕的。母亲方才那通电话，八成是打给大哥的。她在说我睡懒觉，让她饿着肚子等早饭。可事实是，我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给她做早餐，只有周末才多睡一会儿，而且前一天晚上就给她准备好了面包牛奶放在冰箱里，告诉她早上起来可以先垫一口。

我没有拆穿她。我想，老人家大概就是喜欢跟儿女诉诉苦，这没什么。可那之后，我发现母亲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总是趁我不在或者我睡着的时候。她会在电话里说我工作太忙顾不上她，说我做的菜不合口味，说我老周下班回来也不跟她说话，说我儿子放假回来就知道打游戏不陪她。

这些话单独拎出来听，似乎每一句都算不上什么大事。可当它们日复一日地积累，通过电话线传到大哥和二姐耳朵里，就渐渐拼凑出了一个冷漠、怠慢、不孝的女儿形象。

大哥在广州做建材生意，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来一趟。每次回来，他对我的态度都愈发冷淡。有一年除夕，我忙了一整天准备年夜饭，大哥进门第一句话却是：“淑芬，咱妈说你这阵子老加班，是不是工作比妈还重要？”我当时手里还端着汤，差点没端稳，勉强笑着说：“哥，我那也是没办法，单位事儿多。”

二姐在上海当老师，寒暑假会回来住几天。她不像大哥那么直接，但说话间总带着若有若无的敲打。有一次她帮母亲整理衣柜，翻出两件母亲没怎么穿过的毛衣，转头对我说：“淑芬，妈说去年冬天你给她买的毛衣不合身，领口太紧了。下次买东西还是带妈一起去吧，别图省事。”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两件毛衣是母亲亲自挑的，试穿的时候还说正合适。可看着二姐那张温和却疏离的脸，我把话咽了回去。

日子就这么拧巴地过着。母亲在我面前永远是那副寡淡的样子，不笑也不闹，说话慢吞吞的，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委屈。可在电话里，在偶尔来串门的邻居面前，在大哥二姐回来探亲的时候，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诉说着自己在这个家里的种种不易。

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的念头搅成一团。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早饭做了，午饭留了，晚饭变着花样。她爱看电视，我给她充了付费频道。她膝盖不好，我买了按摩仪。她想去公园遛弯，我每周至少陪她去两次。这些事，难道都不作数吗？

老周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有一天晚上他翻了个身，在黑暗里握住我的手说：“淑芬，你最近瘦了好多。有啥事儿跟我说说。”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没事，就是工作太累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那是我的亲妈，我总不能跟老周说，我妈在背后编排我吧？家丑不可外扬，这个道理我从小就懂。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去年冬天那个晚上。

那天特别冷，深圳难得降到五度。母亲有些咳嗽，我早早给她熬了冰糖雪梨，端到她房间看着她喝下去，又给她加了一床毯子才出来。忙完这些已经快十一点了，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倒头就睡。

半夜两点多，我被尿意憋醒，起来上厕所。走过母亲房间门口时，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声音，她在打电话。

“老大啊……妈今天咳嗽得厉害，你妹妹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在忙啥，就给我喝了碗糖水……也不说带我去医院看看……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熬几年……”

我站在门外，手脚冰凉。今天下午我明明跟她说：“妈，明天我请半天假，带您去医院拍个片子，您咳了好几天了。”她当时点点头说好。可到了半夜，她跟大哥说的却是我不带她去医院。

我的手抬起来，又放下。我想推门进去问她为什么，可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我听见大哥在电话那头叹气，说：“妈，您别难过，我明天就给她打电话说说她。”母亲连忙说：“别别别，你别跟她说是我讲的，她脾气大，回头又给我脸色看。”

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直到房间里的说话声停了，传来母亲均匀的呼吸声，我才慢慢挪回自己房间。躺在床上，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打湿了半边枕头。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起床给母亲做早饭。她坐在餐桌前，脸色有些苍白，我端了粥过去，轻声问：“妈，昨晚睡得好吗？”她抬起眼皮看了看我，慢吞吞地说：“咳了大半夜，哪睡得好。”我盯着她的脸，想从上面找出一丝说谎的痕迹，可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只有疲惫和委屈，看不出半点心虚。

那天上午，大哥的电话果然来了。他的语气比往年更冷，说：“淑芬，咱妈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你得上点心。别老顾着自己那点事儿。”

我攥着手机，指甲掐进掌心里。我说：“哥，我昨天就跟妈说了今天带她去医院。”

大哥顿了一下，随即说：“那你去啊，跟我解释什么？反正妈说啥你照做就是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外面灰蒙蒙的天。深圳的冬天很少这么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我忽然想起九年前母亲搬来那天，她站在老屋门口的样子，那时候她还会冲我笑，说“淑芬啊，以后就靠你了”。可那笑容，我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了。

从那天起，我多了个心眼。我在客厅角落里装了一个很小的摄像头，就是那种圆形的家用监控，能录音录像，存到云盘里。我跟老周说的是：“最近小区有几户被盗了，咱家也装一个吧。”老周没多问就同意了。

我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我知道这么做不太光彩，可我就是想知道，母亲到底是怎么在电话里跟大哥二姐描述我的。我想给自己一个答案。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趁母亲午睡的时候，偷偷翻看监控回放。那些画面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在我心上。

母亲跟大哥打电话，说我给她买的水果都是打折的，不新鲜。可那些水果是我每天早上七点去菜市场挑的，挑最新鲜的，有时候为了买她爱吃的车厘子，要跑两个水果摊。

母亲跟二姐打电话，说我老周不愿意开车送她去社康中心看病，非要她自己坐公交。可事实是老周每次都说要送，是母亲自己推说不麻烦，说坐公交也没几步路。

母亲跟大哥说，我儿子放假回来都不叫她奶奶，没礼貌。可我儿子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她房间喊奶奶，还给她带学校那边的特产。

母亲跟二姐说，我周末老跟朋友出去逛街吃饭，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可我那一年多统共就出去了三次，都是单位同事聚餐推不掉，而且每次出门前都给她做好了晚饭放在保温盒里。

我一条条视频看下来，看到最后已经麻木了。我不是愤怒，我只是觉得冷。那种冷从骨头缝里渗出来，整个人像是掉进了冰窖。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状态很差，上班老走神，有两次差点出纰漏。同事小刘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我摇摇头说没事。老周也察觉到了，可我一概用“更年期”搪塞过去。

直到今年三月份，那天是母亲的生日。

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订了她念叨过好几次的那家海鲜酒楼，打电话给大哥和二姐，问他们能不能回来。大哥说生意忙走不开，二姐说学校正好期中考试调不了课。我有些失落，但还是打起精神，想着就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母亲，也能好好过个生日。

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去菜市场买了母亲爱吃的菜，又去蛋糕店订了一个低糖的水果蛋糕。回到家，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大包小包拎进来，眼神微微动了一下，但嘴上只说了一句：“买这么多东西干啥，浪费钱。”

我笑着说是给您过生日呀，今晚咱在家吃顿好的。母亲没再说什么，继续看电视。

我在厨房忙了整整三个小时，做了八菜一汤，糖醋排骨、清蒸石斑鱼、蒜蓉西兰花、玉米排骨汤，全是母亲爱吃的。摆好桌子，点上蜡烛，我把蛋糕端上来，老周和儿子在旁边拍手唱生日歌。母亲坐在主位上，看着那桌菜，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饭吃了一半，母亲说要去趟卫生间。我点点头，继续给儿子夹菜。过了大概七八分钟，我起身去厨房盛汤，路过卫生间门口时，听见母亲在里面打电话。

我没想偷听，可她的声音实在太大，隔着门板都听得清清楚楚。

“……哎，你妹妹今天倒是做了不少菜，可我哪吃得下啊……她是做给我看的，平时哪有这待遇……蛋糕那么甜，明知道我血糖高……我看她就是做给你们看的……”

我端着碗站在门口，那一瞬间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

我放下碗，推开了卫生间的门。母亲背对着我，还在对着电话那头说：“……老大你说我容易吗，在她这儿住了这么多年……”电话那头传来大哥的声音，模模糊糊的，但语气听得出不耐烦。

“妈，”我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您是在跟我哥说我吗？”

母亲猛地转过身，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她脸上闪过一丝惊慌，但很快就恢复了那副淡淡的模样，把手机往身后藏了藏，说：“我跟老大聊几句家常，你进来干啥？”

“我听见了，”我说，“您说我做这顿饭是做给你们看的，说蛋糕太甜不顾您血糖。可妈，这蛋糕是我特意去订的低糖的，您忘了您上次说想吃水果蛋糕，我跑了两家店才订到的。”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但眼神闪了一下。

“妈，”我深吸一口气，觉得胸口堵得慌，“这九年，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您要这么跟哥哥姐姐说我？”

母亲微微侧过头去，不看我。她穿着我上个月给她买的那件深紫色棉袄，站在卫生间昏黄的灯光下，身形瘦小，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可她说出来的话，却像冰碴子一样扎人。

她说：“我没说啥，你自己想多了。”

那个瞬间，九年来的所有委屈、不解、失眠、眼泪，一下子全涌了上来。我靠在门框上，觉得腿有些软。我说：“妈，您要是真觉得我伺候得不好，那咱们就轮流吧。”

母亲猛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些什么东西一闪而过，随即又冷了下来：“你什么意思？”

“轮流赡养，”我一字一句地说，“您去大哥家住一年，再去二姐家住一年，然后再回我这儿。一人一年，公平。”

母亲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两下，最后说了一句：“好啊，你就这么嫌弃我这个老婆子。”然后推开我，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径直回了自己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那顿饭，谁也没再动筷子。蛋糕放在桌上，奶油慢慢塌下去，水果顶上的草莓蔫了一颗。老周看看我，又看看母亲紧闭的房门，叹了口气，把菜一盘盘端进厨房用保鲜膜封好。

儿子小声问我：“妈，外婆怎么了？”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没事，让他回屋写作业去。

我在客厅坐了很久，电视机开着，画面一闪一闪的，我什么都没看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这九年的日子，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每周的水果采购，每月的社保缴纳，每年的体检预约。这些事我做了九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可在母亲嘴里，我好像什么都没做。

第二天上午，我当着母亲的面，给大哥和二姐分别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的手在抖，可声音还算稳。我跟大哥说：“哥，妈在我这儿住了九年了，按理说也该轮到你们了。我这边压力也挺大的，要不咱们商量商量，轮流赡养。”

大哥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淑芬，你这话什么意思？妈在你那儿住得好好的，你突然说这个，是不是有啥事儿？”

我说：“哥，九年了，您每年回来几天，二姐也是。你们看到的都是妈想让你们看到的。我真不想多说，但公平起见，轮流吧。”

大哥的语气有些不高兴：“妈跟我说你在家挺好的呀，怎么突然……”

我打断他：“哥，妈跟你怎么说的，你真的清楚吗？”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又给二姐打了电话，二姐的反应跟大哥差不多，先是惊讶，然后质疑，最后有些不情愿地说考虑考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广州和上海的房子都不大，各自都有家庭，母亲去了肯定不方便。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天晚上，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出来吃晚饭。我端了碗面放她门口，敲门说：“妈，饭放门口了，您饿了出来吃。”里面没有声音。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母亲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她看着我，声音有些发颤：“淑芬，你真的要把我送走？”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有些发酸，但还是硬着心肠说：“妈，不是送走，是轮流。大哥二姐也得尽尽孝。”

母亲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行吧。”然后砰地又把门关上了。

那之后的日子变得很微妙。母亲不再跟我多说话，每天就是吃饭、看电视、回房间。我跟她说话她也爱答不理的，但好在不再半夜打电话了。我照常给她做饭，照常陪她去公园，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怎么都捅不破。

大哥的电话在一个星期后打了过来。他说他跟二姐商量过了，同意轮流赡养，从母亲来广州开始。我听着电话，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又空落落的。

母亲走的那天，深圳下了小雨。我帮她收拾行李，九年的东西装了三个大箱子。我站在她房间里，看着那个朝阳的窗台，窗台上的茉莉花还在开着，白白的小花，香气淡淡的。这间房空了九年，如今真的要空了。

老周开车送我们去广州。母亲坐在后座，抱着她那个旧帆布包，一直看着窗外。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次，她始终没有转过头来看我。车子上了高速，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着，车厢里安静得只剩下引擎的嗡嗡声。

快下高速的时候，母亲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你小时候，最黏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妈，我要是没应你，你就满屋子找。”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没说话。

“你爸走得早，”母亲继续说，“你大哥二姐都成家了，就你还在我身边。我那时候想，还好有你。”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的脸，窗外的雨映在她眼睛里，亮晶晶的。她忽然转过头，看着后视镜里我的眼睛，说：“淑芬，妈不是不心疼你。妈就是……就是怕。”

“怕什么？”我问。

“怕你觉得我是个累赘。”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怕你哪天嫌我了不要我了。所以我跟老大他们说你那些不好，是想着……要是他们觉得你不好，就会多关心我一点儿，就不会让我老赖在你一个人身上。”

车子突然颠了一下，我的心也跟着猛地一颤。九年了，我头一次听见母亲说这些。

“妈，”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嗓子眼发紧，“您是我妈，我怎么会嫌您？”

“可你大哥二姐，他们都不在身边啊。”母亲抹了一把眼睛，“我就你这么一个在跟前的，我怕你烦了累了不要我了，那我可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

我想起这九年来的点点滴滴，她每次打电话告状之后，大哥和二姐确实会多打几个电话回来，会多问几句她的情况。原来她用的是这样一种笨拙的法子，用贬低我来换取另外两个孩子更多的关注。她不是不心疼我，她是怕她唯一的依靠会离开她。

到广州大哥家楼下的时候，雨停了。大哥下来接我们，看见母亲从车里下来，叫了声妈。母亲站在那里，回头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我走了过去。

“妈，”我伸手帮她整了整衣领，“您在大哥这儿好好住着，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过年我来接您。”

母亲看着我，忽然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说：“淑芬，那盆茉莉花，你记得浇水。”

我鼻子一酸，点点头说记住了。

从广州回来的路上，老周问我：“你后悔吗？”

我想了很久，看着窗外渐渐放晴的天，说：“不后悔，但我想明白了。”

轮流赡养的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母亲在大哥家住了半年，又去二姐家住了半年。每到一个地方，她都按时给我们打电话，说哥哥姐姐对她好，说一切都好。我有时候会想，她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式，在那边跟大哥二姐的其他孩子说些什么。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耿耿于怀了。

前段时间母亲又回了我这儿。那天她去阳台上看那盆茉莉花，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养得挺好，比我走的时候还壮实。”那笑容，跟我记忆里父亲刚走那年的笑容重叠在一起，干净又温暖。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说：“妈，以后有话直接跟我说就行，不用打电话绕那么大一圈。”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

窗外车水马龙，楼下的凤凰花开得正盛，一片火红。我知道往后的日子还长，有些东西或许不会完全改变，但至少我们都在试着重新靠近对方。就像那盆茉莉花，只要根还在，浇足了水，晒够了太阳，总会再开出花来。

大哥家住在广州番禺，一个老小区里，没有电梯，母亲住在六楼。大哥大嫂白天都在档口忙生意，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人生地不熟，连楼下菜市场都不敢独自去。

她给我打电话的次数反倒多了起来，只是不再告状了。每次都是问我吃饭了没有，深圳天气怎么样，那盆茉莉花还开着吗。我说都好，让她在大哥家安心住着。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好好好，可声音听着有些发虚。

住了大概三个月，母亲生病了。

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他说母亲有天夜里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顺便做了全身检查，查出血压高得厉害，还有轻度的心衰。大哥在电话里的语气有些慌：“淑芬，你说妈这情况，她在我这儿我也照顾不过来啊，档口的事儿放不下……”

我没接他的话，买了当天的高铁票直奔广州。

到医院的时候是下午，母亲躺在病床上，膝盖上包着纱布，手腕上插着留置针，人瘦了一圈，脸颊都凹进去了。看见我进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下去，小声说：“你怎么来了？老大跟你说的？这点小事惊动你干啥。”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那双手比我记忆里又粗糙了很多。我说：“妈，您是我妈，您生病了我能不来吗？”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转过头去看着窗外。病房里的暖气很足，窗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那天晚上我留在医院陪夜。母亲睡得不踏实，总翻来覆去的，我就守在旁边，隔一会儿给她掖一掖被角。凌晨三点多她忽然醒了，睁开眼看见我还在，愣了一下，说：“淑芬，你咋还不睡？”

我说我守着您，您睡吧。

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在黑暗里忽然开口：“我在老大这儿，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你嫂子做饭我倒也吃得惯，可他们吃晚饭都九点多了，我等不住，自己随便热口东西吃。白天就对着电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心里一阵发酸，嘴上却说：“那您给二姐打电话呀，或者给我打也行。”

母亲叹了口气：“给你们打多了，怕你们嫌烦。老大老说生意忙，你二姐那边也忙孩子的事儿，我打电话过去，说两句他们就要挂了。”

我想起这九年里她在我家的那些日子。她每天等我下班回家，等我陪她吃饭，等我跟她说话。而我有时候累了，回家就往沙发上一瘫，刷手机刷到睡觉。我以为人待在身边就算陪伴了，可现在想想，我真正坐下来跟她好好聊天的次数，又有多少？

母亲在医院住了一周，我请了年假陪床。那一周里我们说了很多话，比过去九年加起来的都多。她说起我小时候的事，说我五岁那年发高烧，她背着我跑了三里地去卫生所，那时候路不好走，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也顾不上，爬起来继续跑。她说你爸那时候在厂里三班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撑着。她说你大哥从小成绩好但性子倔，你二姐聪明但心眼多，就你最老实最贴心，所以最后才选了我跟她过。

说着说着她就笑了，说：“淑芬，其实那九年，妈心里是舒坦的。你在跟前，我心里踏实。就是有时候看你忙得脚不沾地，我又帮不上忙，心里着急，嘴上就不饶人。”

我握着她的手，眼睛有些潮，说：“妈，您以后别着急了，有话咱好好说。”

母亲出院那天，大哥来医院接，一进门就搓着手说：“淑芬，辛苦你了，这几天把你累坏了。”他转头对母亲说，“妈，回家好好养着，我让你嫂子炖了鸡汤。”

母亲看了看大哥，又看了看我，忽然说：“老大，我还是回深圳吧。”

大哥愣了一下：“妈，您在我这儿住着不挺好的吗，回去谁照顾您啊？”

母亲指了指我：“淑芬照顾我惯了，我住她那儿舒坦。”

大哥脸上有些挂不住，尴尬地笑了笑：“那也行，那也行，淑芬照顾妈细心，我这边确实忙不过来。”

我在旁边听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看了看母亲，她正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好像在问我愿不愿意带她回去。我笑了笑，说：“行，妈，咱回深圳。”

就这样，母亲又回到了我那个九十平的小三居，又住进了朝阳的那间客房。窗台上的茉莉花还开着，叶子绿油油的，比我走的时候还茂盛了许多。母亲站在窗台前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那盆花的叶子，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老周把母亲的行李搬进来，擦了把汗说：“妈回来啦，那咱家又热闹了。”儿子从学校打电话回来听说外婆回来了，在电话那头喊：“那我放假回去又能吃外婆做的梅菜扣肉了。”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但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母亲不再半夜打电话了，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晚了，她会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热饭，说：“淑芬，你也别太累，妈身体还行，以后晚饭我来做。”我起初不让，她就跟我急，说你再拦着我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说你欺负我。说完她自己先笑了，我也跟着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到家快十点了，推开门看见母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她说：“我算了算时间你该回来了，面给你下好了，快吃吧，凉了就坨了。”

我坐下吃面，她在对面坐着看我。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的皱纹比从前深了，可眼神里的那股小心翼翼却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踏实的平静。

我知道，那座用告状和委屈筑起来的高墙，终于塌了。从里面走出来的，是两个笨拙地爱着对方却又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母女。

前些日子大哥和二姐都回来了，说是趁着暑假聚一聚。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我做了一大桌子菜，母亲坐在主位上，笑呵呵地给大家夹菜。饭吃到一半，大哥忽然端着酒杯站起来，脸有些红，也不知道是喝酒喝的还是别的什么。

他看着我说：“淑芬，哥以前有些事儿做得不对，听风就是雨，委屈你了。这杯酒哥敬你。”

二姐也站起来，眼眶有些红：“淑芬，姐也是，以前总以为你照顾妈不上心。其实最上心的是你。”

母亲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伸手拉住我的手，攥得紧紧的。她说：“你们都是我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以前是妈糊涂，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让你们兄妹之间生了嫌隙。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那些破事儿了。”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饭，夹了一筷子送进嘴里，咸咸的，也不知道是菜咸了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散席之后，我帮母亲收拾碗筷，她在厨房水槽边洗碗，我站在旁边擦盘子。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她忽然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淑芬，妈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当初选跟你过。”

我手里的盘子差点滑进水池。我吸了吸鼻子，嗯了一声，说：“妈，我也是。”

窗外的凤凰花开得热烈，晚风从阳台吹进来，带来楼下夜来香的甜味。那盆茉莉花静静地立在窗台上，月光照着，叶子泛着柔和的光。我知道往后的日子还长，也许还会磕磕绊绊，也许还会有摩擦和争执，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学会了怎么好好说话，怎么好好去爱。

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本以为往后就是平淡的相守，可人这一辈子，总有些波折埋伏在看似平静的路口。

母亲回到深圳的第二个月，有天早上我起来给她做早饭，推开她房间的门，发现她坐在床边发呆。窗帘没拉开，房间暗暗的，她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坐在那里，手里攥着床头柜上我和老周的结婚照，翻来覆去地看。

我叫了一声妈，她没反应。走近了又叫一声，她才猛地回神，把相框往床头柜上一搁，抬头冲我笑笑：“没睡醒，发会儿呆。”

我没多想，转身去厨房煮粥。可那天一整天，母亲都有些不对劲。午饭的时候她夹菜的手抖了好几下，筷子掉在桌上两次。下午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遥控器按来按去，一个台看不了两分钟就换一个，来来回回按了十几遍。我过去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没有，让我忙自己的去。

晚上老周加班没回来，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她破天荒主动跟我说：“淑芬，陪妈出去走走吧，好久没去公园了。”

我陪她下了楼，沿着小区后面的绿道慢慢走。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照得路面一片银白。母亲走得很慢，我扶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走到湖边的长椅时母亲说歇歇，我扶她坐下。湖面上映着月亮的倒影，被晚风一吹碎成一片一片的。母亲盯着那片碎月亮看了很久，忽然开口说：“淑芬，你爸刚走那阵子，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你大哥二姐都劝我去他们那儿住，我不愿意。我就想在老屋里待着，觉得老屋里还有他的味儿。”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个，静静听着没搭话。

“后来你把我接来了，”母亲转过头看着我，“你这屋里没有你爸的味儿，可我睡在你收拾的那间屋子里，被子晒得蓬蓬松松的，窗台上还有花，我反而能睡着了。”

她的手搭在膝盖上，夜风吹过来，花白的头发轻轻飘动。我看着她，忽然发现她比从前老了很多，脸皮松垮垮地垂着，眼角边上长了好几块褐色的老年斑。

“妈，”我说，“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母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叹了口气，说：“淑芬，妈最近脑子有些乱，有些事儿记不清了。今天早上我想找那双你去年给我买的棉拖鞋，找来找去找不着，后来想起来，那双鞋我冬天才穿，现在是大夏天，我收在柜子里了。可我当时就慌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母亲继续说：“这几天有时候坐着坐着，眼前就晃过你爸的影子，一晃就没了。我跟你说了你别怕，妈就是觉得，有些东西好像在一点点往外跑，我抓不住。”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我说：“妈，您想多了，人年纪大了难免记性差些，我有时候也忘东忘西的。”

母亲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手背，说回家吧。

可我心里放不下。第二天上班，我抽空查了查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记忆力减退、情绪波动、性格改变、语言表达困难……越看我心里越凉。母亲这几年的种种表现，告状也好，委屈也好，那些我以为是她故意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也是病的表现？

我联系了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排了一个多月的队终于挂上了号。带母亲去检查那天，她一直很紧张，坐在候诊区攥着我的手不松开。轮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医生问了母亲很多问题，让她做了一些简单的认知测试。母亲有些题目答不上来，急得额头冒汗，频频回头看我。我站在旁边冲她笑，说妈别着急，慢慢想。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单独叫进了办公室。他翻着片子和报告，推了推眼镜说：“你母亲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症状，目前认知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减退，但还没发展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阶段。需要药物干预，同时家人多陪伴、多沟通，保持她情绪的稳定，这对延缓病情进展很重要。”

我坐在那把硬邦邦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捏着检查报告，纸张的边缘硌得掌心生疼。医生说得很平淡，可那些字一个一个往我耳朵里钻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从医院出来，母亲走在我旁边，时不时侧过头看我。她大概从我的脸色里看出了什么，试探着问：“淑芬，检查结果咋样？医生怎么说？”

我深吸一口气，挽住她的胳膊，笑着说：“医生说您身体好着呢，就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点儿，让您多运动多动脑，没事儿跟我打打牌就行了。”

母亲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笑了笑，说：“那就好，那就好。”

回家的地铁上人很多，我护着母亲站在角落里。她靠着车厢壁，眼神有些放空，不知道在想什么。地铁过隧道的时候车窗上倒映出她的脸，模模糊糊的，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她带我去赶集，也是坐车，人多得挤得脚不沾地，她把我护在胸前，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手。

那时候她的手大而有力，攥得我手腕生疼。现在换我攥着她了，她的手腕细得像根干枯的树枝，轻轻一握就感觉能攥碎。

那之后我调整了生活节奏。跟单位申请调了岗位，从前那个经常要加班加点的业务岗换成了相对清闲的后勤岗，工资少了两千块，但时间多了很多。每天早上我陪母亲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她午睡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相册翻出来，一张一张指着上面的人问她认不认识。大部分她都认识，小部分要想一会儿，有时候想起来了就笑，说这是谁谁谁，有时候想不起来就有些着急，我就赶紧翻到下一张岔开话题。

母亲告状的毛病彻底没了，可我心里反而更难受了。因为我知道，她不再告状，也许不是因为她想通了，而是因为那些念头在她脑子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她不再半夜打电话，因为有时候她甚至会忘了我大哥二姐的手机号。她不再委屈抱怨，因为前一刻的情绪后一刻就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带她去超市买菜，走到生鲜区的时候她忽然停住脚步，左右看了看，问我：“淑芬，这是哪儿？咱回家吧。”

我看着她茫然的眼神，心脏猛地揪了一下。我拉着她的手说：“妈，这是超市，咱来买菜的。您喜欢吃什么？咱买条鱼回去清蒸好不好？”

母亲皱了皱眉，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松开眉头，说：“好，买鱼。”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攥着我的手，力气大得反常。我低头看了看，她的手背上青筋凸起，指甲因为上了年纪变得又厚又黄。她忽然小声说：“淑芬，你可别把我一个人丢下。”

我说：“妈，我永远不会丢下您。”

她没再说话，但那只手一直没松开过。

老周看到我每天忙里忙外，有天晚上主动跟我说：“要不我请个长假吧，帮你一块儿照顾妈。”我说不用，单位那边你好好干着，家里有我。他拍拍我的背说那你别太累了。

儿子也从学校打了好几次电话来问外婆的情况，每次都要跟外婆说上好一会儿。母亲拿着手机笑呵呵的，说孙子乖，放假回来奶奶给你做好吃的。挂了电话她就问我，这孩子是谁来着？声音挺熟。我眼眶一热，笑着说那是您孙子，浩浩，您最疼的那个。母亲就恍然大悟地哦一声，说对对对，浩浩，我记得。

大哥和二姐知道了母亲的病情，比以前主动多了。大哥每个月都从广州寄补品过来，隔三差五打电话。二姐暑假把两个孩子都带回来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变着花样陪母亲聊天散步。有一回二姐偷偷拉着我到阳台上，眼眶红着说：“淑芬，以前我真以为你是对妈不好。现在我才知道，这病她自己也控制不住。”

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母亲坐在小区的花坛边上晒太阳，旁边是二姐家的两个孩子围着她跑来跑去，她笑着看他们，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但那个笑是真真切切的。我说：“姐，都过去了，不提了。”

上个月大哥在家庭群里提了个建议，说咱们三个凑钱请个护工，白天帮忙照看母亲，给淑芬减轻点负担。二姐第一个响应，我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护工找了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姓刘，人踏实细心，每天来六个小时，帮我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我上班的时候也有个人陪母亲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