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间里空调开得很大,我手心全是汗。

酒过三巡,有人从对面站起来。

卢高寒端着酒杯朝我走,西装袖口短了一截,领带也歪着。

他走到我跟前,眼睛红得像熬了几个通宵。

十年没见,他张嘴想说话,喉结上下滚了好几回才挤出一句:“博超,那个名额……”满桌子十几双筷子齐刷刷停住了。

我没动,就那么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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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煮面条。老班长王思琦在微信群里发了消息,说本周六晚上六点,在城中渔港办十周年同学会,让大家接龙报名。

我看了半天,没动手打字。

这个群我平时多多少少还是看的,但基本不发言。

十年了,群里的头像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加进来,有人退出去,有人改了名字又改回来。

卢高寒的头像没换,还是一辆方向盘的特写。

我关了屏幕,把面条捞进碗里。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也不知道是面条太涨肚子,还是那个消息勾起了什么。

我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柜最上层翻出那本毕业相册。

相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封面那层塑膜起了一角。

我一页一页翻过去,高三(二)班的合照在最后一页。

卢高寒站在我旁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T恤,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我那时候头发理得很短,表情有点木讷,眼睛倒是亮堂堂的。

那时候我们关系还不错。

他坐我旁边,成天吊儿郎当的,上课睡觉,作业抄我的。

但他这人讲义气,体育课买水从来都带我一瓶,操场上打球也总喊我一起。

我以为我们至少算个朋友。

哪怕后来出了那档子事,我也没想过要恨他本人。

我不恨他,我只是没法再看见他。

我把相册合上,放回原位。

刚要躺下,手机屏幕忽然亮了。

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博超,我是卢高寒,明晚我也去。”我盯着那行字,心跳莫名快了几拍。

窗外路灯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酸。

我没有回复。

我把它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躺下来,闭上眼睛,一点睡意也没有。

脑子里全是十年前的夏天,那个信封,那张志愿表,还有我父亲坐在沙发里抽烟的样子。

我父亲叫徐保国,是纺织厂的机修工。

母亲张玉霞没工作,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我们家那会儿住在老城区的筒子楼里,两间房,没有客厅,做饭都在走廊上。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工作服永远沾着机油。

他话不多,但对我学习特别上心。

每天晚上不管多累,都要过来看一眼我的作业,翻两页,也不说话,就是看看。

那年我模拟考试考了整个年级前二十名,他高兴得破天荒买了一瓶啤酒回来,坐在厨房小桌旁一口一口喝着,嘴角一直是翘的。

我妈在边上笑他,说老徐你儿子出息了你就舍不得买瓶白酒吗?

他摆摆手,说啤酒好,啤酒就够了,省下钱给娃上大学用。

我闭上眼,这些画面哗啦一下全涌出来。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还是那条短信。

我知道我再去睡也睡不着了,索性坐起来,拉开抽屉。

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写任何字。

我抽出来,里面是那封二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保存得还行,就是纸张受潮过,边角起了皱。我把它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第二天中午,我给王思琦回了一条消息:“我来。”

消息发出去以后,我坐在工位上愣了好一会儿。

同事小周端了杯水过来问我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我说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

小周也没多问,拍了拍我肩膀就走了。

窗外头是初夏的太阳,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对面楼房的玻璃幕墙上,晃得人眼睛疼。

我想起那年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太阳,我坐在屋里三天没出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连光都不想见。

02

高三下学期那会儿,我每天都坐在教室第二排靠窗的位置。

卢高寒坐我右边,隔一条过道。

他上课基本不听讲,但也不怎么吵人,最多趴在桌上拿笔在课本空白处画小人。

有一次晚自习,他突然拿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压低嗓子问:“博超,你说A大到底值不值25万?”我正在做数学卷子,头都没抬,说了句:“值啊,考上就值。”我那时候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家里有钱,他爸卢广发在城南开着一家汽配公司,县城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家,一辆黑色帕萨特常年停在公司门口。

卢高寒低头笑了笑,没再说话。

我那时候太笨了,没看懂他那笑里的意思。现在想想,他可能早就知道点了什么。但他没说。他谁都没说。

卢高寒第一次正式跟我提“特招”这回事,是高考前一个月。

那天中午在食堂打饭,他闷着头往我碗里夹了一块排骨,说:“我爸说了,分数不够也没事,他有办法。”我说你爸能有什么办法,又不是神仙。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抬起头盯着我看了几秒,又低下头去,嘟囔了一句:“他是挺有办法的。”我当时以为他就是随口吹牛。

没多久,我就看见卢广发来学校了。

那天下着雨,我中午去办公室交作业,透过门缝看见班主任吕惠珍坐在办公桌前,卢广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他往桌上放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

吕惠珍抬头看见门缝里有人影,赶紧伸手把信封按进抽屉里,冲我喊了声:“徐博超你把作业放门口就行。”

我弯腰放了作业,转身走了。没想太多。

后来卢高寒就变得有点不对劲了。

他上课不怎么睡觉了,但也不是在听课,就是怔怔地盯着黑板发呆,眼神飘忽。

有天下晚自习,他忽然说:“博超,要是我上了大学以后跟不上了怎么办?”我以为是他在跟我说笑,我说:“跟不上了就好好学呗,大学又不是高中,有的是时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当时压根没听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没当回事。

现在想起来,他这句话里藏的东西比我以为的深得多。

他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去的,他也知道那样进去以后坐在教室里是什么滋味。

但他那时候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地去了。

高考考完最后一科,我走出考场,阳光晒在脸上,整个人像卸下几十斤的担子。

那三天我发挥得还行,对答案估了估分,比往年一本线高出不少。

我第一志愿填的是A大,这是我爸的心愿,也是我自己想了三年的事。

可是吕惠珍找我谈话了。

那天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把我叫到跟前,问:“徐博超,你这第一志愿填的A大,有点冒险啊。今年题的难度你也看到了,万一分数不够呢?”我说我估过分了,应该差不多。

她摇了摇头,说:“考试这种事谁也说不准,你要不考虑一下第二志愿那所学校?也挺好的。”我说我就要报A大。

她没再劝,让我把志愿表交到她那儿统一登记,说三天以后统一送到教育局。

那张志愿表在吕惠珍办公室放了三天。

我后来才知道,那三天里,有个人用一瓶改字液和一张打印好的新志愿表,轻轻松松把我的一生拨到了另一条轨道上。

03

卢家摆酒席那天,我压根不知道。

是王思琦在群里发的照片,满桌子的菜,卢广发举着酒杯红光满面地站起来,旁边坐着卢高寒,低着头看手机,表情有点闷。

配文是“恭喜咱们高寒拿到A大特招资格”。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觉得哪里有点怪,但说不上来。

卢高寒平时成绩全班倒数,连模拟考本科线都够呛,怎么突然就“特招”了?

我没深想。

那年头信息不透明,我们对“特招”这两个字的理解也很模糊。

我去学校拿毕业证那天,路过办公楼二楼,听见两个老师在小声说话。

一个说:“老卢这钱花得真值,连志愿表都换了。”另一个压低声音说:“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我脚步停了一下,心里咯噔一声,但那年头我根本不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又觉得光天化日的,不至于。

我安慰自己肯定是听岔了,然后快步下楼走了。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志愿表”说的是我的志愿表。

如果那天我多留个心眼,也许后面的事就不一样了。

但人生没有如果。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家等录取通知书。

每天早上听到楼下有摩托车声就竖耳朵,听见是送报纸的又失望地缩回去。

我妈说你别急,好消息总是慢的。

我爸嘴上不说,但我看见他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往信箱那边看一眼。

等来等去,等到的是那个信封。

牛皮纸的,薄薄的,上面印着那所二本院校的名字。

我的手指头半天没拆开那封口。

我妈站在我身后,问是不是来了?

我嗯了一声。

她把通知书抽出来看了两遍,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凝固了。

她说:“不对啊,你估分不是够了吗?”我蹲在地上,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爸请了半天假,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去了学校。

他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一句气话也没说,就坐在饭桌前抽烟。

我妈问了好几遍,他才闷声说了一句:“吕老师说档案已经投出去了,没办法改了。”我妈急了,说那就去找教育局。

我爸没接话。

过了一会又说:“去找过了,人家说程序没问题。”

我不信。

我自己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了一趟教育局。

接待的工作人员翻出一张我的志愿表复印件给我看。

那份表上的第一志愿,赫然印着一所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学校。

我说这不是我填的。

那人看了我一眼,表情很微妙,把表收了回去,说:“考生签字那栏是你的笔迹吧?”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在教育局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个多小时。

太阳晒得我头晕,腿也发麻。

我反反复复想那根签字栏的笔迹,我在学校根本没签过那种表。

我回去翻自己的笔记本,找出一页草稿纸仔细对比,那字形乍一看确实像我的,但细看,收笔的地方不对。

我气得浑身发抖,想再去一趟,但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喊住了。

他坐在沙发里,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满了。

他说:“娃,算了,斗不过人家。”我说爸,这是改了我的志愿,这是犯法的。

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就说了两个字:“算了。”

那天晚上我头一次恨我爸。

恨他窝囊,恨他一句“算了”就把我十几年的努力打发了。

我摔门进了自己房间,趴在被子里闷头哭了一场。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不是不在乎,他是怕闹大了连那所二本都没得读了。

04

那所二本在省城边上,学校不大,楼也旧。

开学那天我爸送我,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被褥和暖瓶。

他站在宿舍楼下看了半天,说:“学校还行,树多。”我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

把我安顿好,他坐扶手电梯往校门口走,走到一半又折回来,从裤兜里摸出三百块钱塞给我,说:“该吃吃,别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鼻子酸得厉害。

我跟我自己说,徐博超,你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可以在这个学校念,但你得往上爬。

大学那四年,我基本没怎么回过家。

暑假打工,寒假也打工,剩下的时候全泡在图书馆里。

成绩每学期都排第一,奖学金拿到手软。

同学说我像个苦行僧,我笑笑不解释。

他们不知道我包里揣着一封二本录取通知书,那东西像一团火烧着我,让我不敢停下来。

大三那年冬天,我决定考研,目标是A大。

室友劝我换个稳妥的,说跨校考风险大。

我没有动摇。

那是我心里一个死结。

我必须去看看那间教室,那个本来应该属于我的地方。

考研结果出来那天,我看了三遍才敢相信。

成了。

我在图书馆门口站了很久,那天傍晚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却觉得舒服。

我拿出手机想给我妈打电话报喜,手在屏幕上方停了两秒,还是先给我爸打了。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他喂了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最后说了一句:“好,好,你出息了。”

研究生那段日子比本科还苦,但我觉得值。

我离那件事越来越远了,或者说我以为我离远了。

研二那年,我妈的肝病恶化了。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要换肝,费用几十万。

我们家的积蓄一点一点被掏空,我父亲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头发急得白了一大片。

我在医院走廊里站了一整夜,看着走廊尽头的灯管一闪一闪,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一样。

过了几天,医院突然通知说医药费有人垫付了。

我爸去问,护士说是一个陌生账户转过来的,留了一个备注,写着“祝早日康复”。

我们查不到对方是谁。

我爸以为是我在外面认识的有钱人,我说不是。

那笔钱来得莫名其妙,让我心里隐隐不安。

我没有停止追查这件事。

我托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帮忙查资金流向。

追了三个多月,线索拐了好几道弯,最终指向城南一个能源公司的账户。

那个账户的法人代表叫卢广发。

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鼠标。

那会儿卢家早就从县城搬走了,听说卢高寒从A大退学后被他爸送去了国外。

卢广发的生意也大不如前,资产缩水得厉害,但还没彻底败落。

我坐在电脑前很久,屏幕上的公司信息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最后我关掉页面,请了半天假,坐车去了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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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卢广发的新办公室在一栋写字楼的十三层。

前台早就没有了,门半掩着,里头乱糟糟的。

他坐在一张大班台后面,人瘦了不少,头发花白,跟当年那个红光满面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愣了愣,然后居然笑了。

他说:“是你啊。

我说:“我妈的医药费是你打的?”他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说为什么。

他没直接回答,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才说:“这笔钱该花,是我们欠你家的。”我说你到底欠我什么,你告诉我。

他看了一眼窗外,没有接话。

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些。

他终于转回头来看着我说:“志愿的事,是我做的。”

他承认了。

他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就那么平平淡淡地承认了。

他说:“你妈那笔钱你收着,算是我们卢家欠你的。”然后他喊保安,把我请了出去。

我站在电梯口,浑身发抖,指甲嵌进掌心。

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我想冲回去,想砸他的桌子,想让他把话说清楚。

但我没有。

我转身进了电梯,手按着楼层按钮,指节泛白。

回到家,我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我妈的病床前,我没有提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提。

她那时候已经瘦得脱了相,还在念叨让我好好写论文。

我握着她的手,强忍着没哭。

半年后我妈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我站在病房门口,愣愣地看着医生把白布盖过她的脸。

我爸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手撑着膝盖,肩头抖了几下,没有哭出声。

那之后我和我爸像两座沉默的山,住在一个屋檐下,谁也不提那些事。

我每天上班下班,他每天买菜做饭,日子平稳得像一条没有波纹的河。

直到我爸也走了,也是肝上的毛病,医生说和他多年操劳有关。

他走之前的那个晚上,忽然跟我说了一句:“博超,你妈走的时候跟我说,别让你一直记着那件事。”我没听懂,问他哪件事。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凌晨,他走了。

我处理完后事,一个人在老房子里收拾他的遗物。

在他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压着一张褪了色的A4纸复印件,是我们那届的高考志愿表。

第一志愿那栏被涂改液涂掉过,模模糊糊能看出原来的字迹。

那字迹是我的。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他床边,坐了很久很久。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他一直怀疑,一直压着,一直没有告诉我。

他怕我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来,所以他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把所有的沉默都自己扛了下来。

同学会的消息就是在我爸走后两个月来的。

王思琦在群里发了通知,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心里像烧着一锅水,但从外表看毫无波澜。

直到卢高寒那条短信进来。

那天晚上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字,心里反复翻搅着这十年的东西:想起走廊里的牛皮纸信封,想起吕惠珍那张表情微妙的脸,想起我在教育局台阶上坐的那一个下午,想起我妈病床边那笔来路不明的捐款,想起父亲柜子里那张志愿表复印件。

他来过短信了。

他想见我。

我放下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窗外起了风,远处有狗在叫,夜一点点深下去。

我闭上眼睛,把自己整个人裹进黑暗里。

那些年我拼命读书、考研、工作,一心想把日子过得比谁都好,就是要证明那件事打不倒我。

可我心里始终有个打不开的结,越缠越紧,勒得人喘不过气。

周六,城中渔港。

我对自己说:去,去把那个结解开。

06

城中渔港在城东新开的商业街边上,门口挂着大红灯笼,隔着马路就能看见。

我到的时候已经六点半了,故意迟了半小时。

包间在三楼,门虚掩着,老远就能听见里头杯盘碰撞的声音和说话声。

我站在门口气沉了一下,才抬手推门。

屋里已经坐了两桌人。

我一进门,好几张脸同时转了过来。

有人喊:“博超!来了来了!”接着就有人招手让我坐过去。

我扫了一圈,没看见卢高寒。

王思琦从主位上站起来,笑着朝我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说:“可以啊,十年没见,壮了。”我笑了笑,说:“路上堵车。”她帮我拉开一把空椅子,我的位置刚好斜对着门口。

桌上的菜已经上了大半,啤酒瓶摆了一溜。

老同学们三三两两聊着各自的事,谁升了职,谁换了车,谁家孩子上了小学。

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一会儿,话不多,偶尔应两句。

有人问我还在省城吗,我说在。

有人问结婚没,我说没有。

他们笑了笑,没有多问。

大家这个年纪了,都懂得有些话点到为止。

酒到一半的时候,包间的门又被人推开了。

我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坐直了。

走进来的人是卢高寒。

他还是那样壮实的个头,但整个人像瘪了一圈,脸上的气色也不好。

穿一件旧灰西装,领子往下塌着,里面是一件起球的圆领T恤。

他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王思琦站起来招呼:“高寒!这边坐!”他点了点头,朝她那边走过去。

经过我身边时,他脚步顿了一下,侧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着他。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点了一下头,就快步走过去了。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包间里的热闹没有因为他进来而中断,但我能感觉到有几道目光在悄悄打量我们俩。

酒过三巡,桌上的气氛越来越热了。

有人聊起了高中的事,提起当年咱们班谁考的好谁考得差。

念到卢高寒的时候,有人笑着说:“高寒你那会儿可是走了大运,你爸给你弄了个A大特招。”卢高寒手里的酒杯顿住了。

他没有接话,只是坐在那儿,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端起自己面前的白开水喝了一口,没看他。

场面安静了片刻,王思琦赶紧打圆场,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咱们现在不都挺好的嘛。

大家又嘻嘻哈哈地聊开了。

卢高寒还是没有说话。

他把酒杯放下,手搁在桌沿上,指头不安地搓着。

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站了起来。

桌边的人都转头看他。

他端起自己的酒杯,也不倒酒,就那么端着一杯啤酒,绕着小圆桌走了半圈,朝我这边过来了。

大家的说话声跟着小了一些,有好几个人停下来看着他。

他走到我面前,站定。

他的手在抖,杯里的酒微微晃着。

他开口的时候嗓子有点哑:“博超。”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嘴唇张合了好几下,脸涨得通红,那红色一直延伸到脖子根。

满桌的话声,这时候都停了。

只剩下排风扇嗡嗡转着的声音,和空调风口往下吹的凉意。

他眼眶慢慢红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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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包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桌的牙齿咬到啤酒杯沿的声音。

卢高寒端着酒杯站在我跟前,站了将近半分钟,那半句话“博超,那个名额……”像一块石头卡在他喉咙里。

他喉结上下滚了又滚,终于把那句话说了出来:“博超,那个名额是你的。我爸改了你的志愿。”

我早就知道了。

但我坐在那儿,手搁在膝盖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包间的每个角落。

有几个坐得远的人没听清,小声问旁边的人:“他说什么?”旁边的人摇摇头,没有再答。

他继续说下去,声音越来越抖:“我爸咽气前留下遗嘱,让我必须把真相告诉你。他说那25万买的是你的名额。他说让我把这卡给你。”他从西装内侧掏出一张银行卡,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放到我面前桌上。

银行卡落下去的时候磕到菜盘边沿,发出一声脆响。

他接着说:“他说钱连本带息都给你,密码是你生日。”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他说他这辈子对不起你们家。”

桌边有人的筷子停在半空中,有人张着嘴,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盯着那张卡,没有伸手去拿。

这十年的火从胸口往上蹿,烧得嗓子干痛。

我听见他说:“博超,我这十年过得跟做贼一样,每一步都不踏实。每次不顺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报应。”他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他抬手抹了一把脸,又接着说:“我爸从来没告诉我是改的谁的志愿。他说那人你不认识。我信了。直到他走之前,我整理他遗物,在他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张志愿表复印件,上面你名字那栏,用铅笔写了字,写的是‘对不起’。”

他站在那里,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没有哭出声,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沿着脸颊滑到下巴,滴在他的领口上。

全桌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

他的手还举着那杯酒,酒杯微微晃荡,啤酒沫溢了出来,滴在他的手指缝里。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这十年:那年夏天我在屋里躺了三天没出门,我爸去学校求人无果,我自己跑去教育局却只能看到那张被换过的志愿表。

父亲蹲在楼梯间抽烟的背影,母亲病床上那张瘦削的脸,还有她最后那几个月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的温度。

我深吸了一口气,慢慢站起来。

我的椅子腿蹭着地面,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

我看着卢高寒,他看着我,眼睛红得像充了血,整个人像一棵快要被风吹垮的树。

我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卢高寒,你进A大的第一天,有没有想过,本来该坐在那间教室里的人是我?”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一个胀到极限的气球。

卢高寒整个人晃了一下,手里的酒杯当啷一声掉在桌上,啤酒泼了半桌。

他膝盖一弯,整个人跪了下去。

包间里彻底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两个人,没有人出声,没有人上来拉他。

他跪在我面前,低着头,肩膀一阵一阵地抽动。

王思琦呆呆地站在旁边,过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嘴唇动了一下,轻轻说了一句:“高寒,你先起来。”

我没有等他把话说完,也没有伸手去扶他。

我弯腰把那张银行卡拿起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放回桌子上。

我说:“钱你收回去。我要的东西,你给不了。”说完我转身拎起椅子靠背上的外套,朝包间门口走去。

身后没人拦我,也没人说话。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我的名字:“博超……”我停了一下。

是卢高寒的声音,带着哭腔,哑得几乎听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缓缓合拢。

走廊里的灯光比包间里亮得多,晃得我睁了一下眼。

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后脑勺顶着瓷砖,冰凉冰凉的。

电梯口那边传来说话声和笑声,是别的包间散场的人。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是王思琦发来的消息:“博超,你没事吧?”我按灭屏幕,没有回。

走出饭店大门的时候,晚风迎面扑过来,带着一点凉意。

我站在停车场入口,仰头看了看天。

灰黑色的云层里透出一点微光,像是什么东西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我深呼吸了几次,胸口那股闷堵的感觉慢慢松动了一些。

我上了车,在驾驶座上坐了很久,没有发动,也没有打开音乐。

车窗外的路灯亮着,黄色的光洒在挡风玻璃上。

我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那个名额是你的。”我早就知道了,但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来,感觉还是不一样。

像是那件压了十年的东西终于被掀开了一个角,露出底下烂掉的伤口。

我发动车子,缓缓驶出停车场。

路上没什么车,路灯一盏一盏从我车顶划过。

我开得很慢,脑子里全是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样子,母亲瘦弱的身影,还有那个被涂改过名字的志愿表。

我握紧了方向盘,指节有些发酸。

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08

那晚回家以后,我洗了个澡,本想直接睡觉。

躺下没五分钟,手机震了。

我翻过身拿起来看,是王思琦发来的一大段语音。

我按了播放,她的声音带着一股压抑着的急:“博超,你走以后,卢高寒坐在那儿半天没起来。谁扶他都不要,后来自己爬起来,把那杯酒喝了,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老朱跟我说,他这几年过得挺难的,生意赔了,媳妇跟他离了,一个人带着闺女。”

我听了两遍,把手机扣回去。

后来的几天,日子照常过,上班下班,买菜做饭。

七月末的省城闷热得像蒸笼。

我每天早出晚归,空下来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

你说我还在想那件事吗?

坦白讲,我没法不想。

只是那些东西不再像以前那样压得人喘不过气了,它变成了一种钝钝的、沉沉的底色,像河床上的淤泥,平时不翻动,也就那样了。

第三天晚上,卢高寒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博超,这张卡我放在你小区的门卫室了,你方便的时候去取。密码是我跟你说的那六个数字。你要是不想见我,不用见。就当我尽了这份心。”我看了这条消息,没有回复。

第二天路过门卫室,值班的保安叫住我,递给我一个信封。

里面是那张银行卡。

我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又看,最后还是揣进了口袋。

那张卡在口袋里放了整整一周,我既没有取钱,也没有注销它。

它就是一张卡,被我塞在抽屉角落里,和那封二本录取通知书放在一块儿。

接下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父亲走了,我母亲也走了。

我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个人生活,每天面对四面墙。

我考上研究生,进了不错的单位,买了这房子。

在外人看来,我已经翻了身。

可我清楚,那颗钉子还扎在心底某个角落。

九月初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超市,看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蹲在路边,捧着一盒牛奶在喝。

她身旁站着一个背着她书包的大人,一边接电话一边朝马路那边招手。

那男人转过身来的瞬间,我愣了一下。

是卢高寒。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T恤,蹲下来帮姑娘系鞋带。

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他抬起头,看见了我。

两个人就那么对视了一两秒。

他先开的口,嗓子里带着一丝干哑:“博超。”小姑娘抬起头,看着我又看看她爸,问了一句:“爸,这是谁呀?”他沉默了一下说:“这是我老同学。”

我点点头。

他犹豫了几秒,说:“你等一下。”从裤兜里掏出一部屏幕裂了大半的手机,打了个电话。

然后他把小姑娘送进超市,让店员帮忙看着,出来走到我面前。

他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还是插回裤兜里。

他说:“博超,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但我闺女在这儿附近上小学,我每个星期五都来接她。”

我没有接他的话。

我说:“你一个人带她?”他说:“嗯,她妈走了以后就我带着她。”他说这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什么起伏。

我想起王思琦在语音里说的话,又看了看他。

他的头发很乱,眼角的皱纹比同岁的人多好几条。

他没变多少,又像完全变了个人。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看到超市门口有一家小面馆,我指了指说:“坐下来吃碗面吧。”他愣了一下,像没听清我说的话。

我没有等他回答,先迈步走了过去。

他在后面跟上来。

面馆不大,傍晚没什么人。

我们面对面坐着,一人一碗牛肉面。

热气腾上来,挡在我们中间。

他低头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说:“博超,你那天问我的那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我可以告诉你,第一天走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该坐在那里。我坐在那个位置上,一整节课什么都没听懂。晚上回了宿舍,我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半夜。但我还是待下去了,待了两年多,直到被劝退。”他说完这话,又低下头去吃那碗面。

我的面,我一口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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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那碗面吃到最后,卢高寒忽然把筷子搁下来,伸手从裤兜里掏出钱包。

钱包旧得脱了边,他翻了翻,翻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片,摊开放在桌面上。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一张A4纸的复印件,皱皱巴巴的,上面隐约还能看到涂改液的白痕。

是我的高考志愿表。

他说这是他爸书房柜子里找到的。

他拿着那张纸去打印店问过,店主说这字迹明显是被改过的,涂掉的部分用强光能透出来。

他拿回家对着台灯看了一晚上,后面那几栏的字迹确实是“徐博超”。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窗外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面馆的老板在收银台后面打着哈欠,电视里放着本地新闻,声音开得很小,嗡嗡的。

我伸手把那纸接过来,折好,放进口袋里。

我说:“这个给我吧。”他说:“嗯,给你。”想了想又说:“博超,我不求你原谅。我就想跟你说一声,我爸做的那件事,我替他跟你道歉。不管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你要是想公开,我配合。你要是想起诉,我也认。”

他这句话像是早就打好了草稿一样,一口气说出来的。

我看了一眼他的眼睛,他没有躲闪。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吕惠珍呢?”他愣了愣,说:“她退了,一个人住在老家的镇上。我爸走之前跟我说过,当年是她打的电话。”我听完没有说话。

面馆的电视换了个频道,传来一阵笑声,刺耳得很。

我付了面钱,走出门。

夜风凉飕飕的。

他站在面馆门口,还要回超市门口接女儿。

我看着他说:“卢高寒,你欠我的,这辈子还不清。这话我只说一遍。”他没有反驳,点了点头。

他转身朝超市走去,脚步有点慢。

我看着他走远,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没有去拿回那张卡。

银行卡的事我没再提,他也没再问。

那周过后,我们的生活又像两条平行的线。

他星期五接孩子,我继续上班下班。

偶尔在小区门口碰见,点一下头,不说什么话。

国庆节有天下楼扔垃圾,在单元门外面又碰见了他。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夹克,头发也修短了,整个人看着利索不少。

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看见我,顿了一下,说:“给闺女买的,她爱吃橙子。”我说:“嗯,秋天干燥,多吃点水果好。”他没有多说,我也没多说,各自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书桌前,拉开抽屉,把那封二本录取通知书和那张志愿表复印件一起拿了出来。

我在台灯底下看了很久。

然后我找出一个打火机,把它们叠在一起,点着了。

火苗从边角燃起来,纸页慢慢卷曲、发黑、变成灰烬。

烟雾上升,被头顶的抽风机吸走。

我看着最后一点火苗熄灭,纸灰落在桌面上,轻轻一碰就碎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碎掉了。

不是更疼了,是松了。

10

年底的时候,我把那张银行卡找了出来。我本来想过把它注销,把钱取出来,汇给卢高寒让他给闺女存着。但想了很久,我改了主意。

我联系了一个做公益的老同学,她在一个专门资助农村孩子填报志愿的慈善组织工作。

我把卡里的钱捐了进去,指定用途是资助那些分数够了却因为各种原因滑档、错过了第一志愿的孩子。

老同学在电话里说:“哥,你确定吗?这数目不小。”我说:“确定,别写我的名字。

办完这件事后的一段时间,我过了一个最平静的冬天。上班,下班,偶尔和同事吃顿饭,周末去河边走走。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第二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快递信封。

我拆开来,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扎马尾的女孩,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站在一所大学的校门前,手里举着录取通知书,笑得眼睛弯弯的。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两行字:“谢谢徐叔叔。我会好好念书的。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挺久。

铅笔的笔迹挺稚嫩,一笔一画写得特别认真。

我把照片夹进一本常看的书里,没有特意回信。

那天下班回家,经过小区的快递柜,我取了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箱脐橙。

箱子上没有任何留言。

但我猜得到是谁寄的。

我把纸箱抱进屋放到厨房地上,剪开胶带,拿出一个橙子。

皮很薄,切开来,果肉很饱满。

我掰了一瓣放进嘴里。

很甜。

甜得有点发酸。

晚上我坐在阳台上,夜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初夏的一点温热。

远处的路灯亮着,楼下有人在遛狗,模糊的寒暄声断断续续飘上来。

城市很安静,日子不快不慢。

我回到书桌前,从抽屉最里层拿出那本空白的新日记本。

封面上有一行烫金字:“写给未来的自己”。

我翻开第一页,拿起笔,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八个字:“前账已清,好自珍重。”然后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

窗外有风,树梢轻轻地晃了一下。

我忽然想起一句不知道在哪里听过的话。

有人问,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放下那么重的东西?

答案很简单。

你不需要把它扔掉。

你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关上灯,躺下。

那晚我没有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