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你”，这思念并不是我的一厢情愿｜今日中元节|中元节|古典诗词|张爱玲|思念|我记得你|李商隐|疯狂|陶渊明|黄泉

黄泉深，碧落高，明知天地何小，死生何巨，但思念的心，在这一天，总会随着那如星光一般的纸灰，送往他所在的地方——哪怕只是纪念的悬想，哪怕只是哀思的幻化，哪怕明知再得不到回复，但年复一年，依然如此。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思念是一封信，只是，不知该寄给谁。

明知他永远不会拆开，明知再也收不到他的回信。但我依然拿起笔，写给你。因为思念犹如墨水的海，澎湃鼓荡。我原以为时间会让思念的波涛风平浪静，但当我拿起笔时，依然能听到岁月深处你的声音，犹如波浪，推动着我的心船，笔化作了桨，纸化成了帆，将我心中的话，带到你所在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所谓的思念，并不是我的一厢情愿。当我下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再也无人回复的信件，并不是发往无尽的虚空，心中的思念，也不会平白地在死亡的礁石上击碎。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这是五位学者、文史作家写给已故亲友的文字，写着那些他们不愿被时间带走的人与事。

郑嘉励记下的是1996年爷爷的去世。从断崖式的衰老到僵卧病榻，从深夜呼吸的终止到棺木入土，他写了一场完整的离别。张向荣回忆的是大学时代一位素未谋面的学姐，她25岁意外离世，此后二十年，他循着她的轨迹成长，直到自己的年龄超过她。黄博写的是外公。一个看新闻联播都要做笔记的老工程师，用数百封钢笔信陪伴一个少年从小学走到大学。王笛写给Steve，一位在他学术起步时亲手推开了西方史学大门的引路人，临终前还在为他编辑论文。岳永逸则将这一切收束于文化层面的沉思——“所有的文化，都是挖空心思的一种记忆机制”，“将空间揣进行囊，将时间揉进肉身，记住自己成为事实”。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4日专题《请记住我》B04-B05版。

笔述｜岳永逸等

郑嘉励：

死亡是一杯白开水，流成了热泪

郑嘉励，考古学者，著有《读墓》《考古者说》《朝东屋》等。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苦，与亲人挚爱的生离死别，爱别离也是苦。

我9岁那年，外婆去世，我没有亲见，但感到真实的悲伤。后来，我想起外婆之死，犹如在电影中看到的死亡场景，悲伤、不舍、无奈，多种情绪交织，充满戏剧张力。但真正目击死亡的全过程，感受是不同的，那是1996年1月我爷爷的逝世。

我爷爷1903年生人，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86岁的时候，依然健朗，到隔壁村庄看越剧，站在戏台前，全然沉浸于戏文中，一站就是大半天。衰老的进程，并不匀速发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爷爷断崖式衰老，写字渐渐不成形状，90岁以后，甚至不再出门。

电影《天堂回信》（1992）剧照。

冬日，爷爷穿着棉袄，靠在墙角晒太阳。那身里衬羊毛的黑色棉袄，是民国或更早时代留下来的，保持着晚清的款式。这件棉袄，据说是家庭殷实的象征，爷爷当宝贝，穿了一辈子。爷爷蜷缩在墙角，双手笼在袖子里，如果头戴风帽，腰围靛蓝粗布裙，简直跟晚清民国老照片里的人一模一样。

1995年春节，爷爷又在墙角晒太阳，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我扶他回房。他站起来，走路，躺下，每一个动作都变得缓慢，连说一句话都消耗元气。哥哥说，看这样子撑不过今年了。这意味着死亡，但我说不出话，死亡像真理一般的冰冷而坚硬。

那年年底，爷爷开始卧床，半个月后，肌肉萎缩，一个月后，未及翻身按摩的部位腐烂，再过半个月后逝世。

临终前一天，我接到电话，从杭州坐长途汽车回家。大伯、父亲、大姑妈、小姑妈、妈妈、哥哥早已围坐在床前。爷爷正在弥留之际，陷入深度昏迷，大口喘气，噗嗤噗嗤，犹如破风箱。凌晨两三点钟，呼吸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短促。哥哥搭着爷爷的右手，说脉搏已经摸不到了。未几，爷爷瞳孔放大。

爷爷一动不动，身体变得僵硬，如草木，如瓦砾。大伯、姑妈、父亲不停哭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大声哭泣，但爷爷始终一动不动。

村里主持殓葬的老师傅，闻讯而来，从河里打来一盆水，给爷爷擦拭身体，换上早已备好的寿衣。这是一身新衣服，老实说，比民国老棉袄体面。

三天后，是大殓的日子。1920年爷爷奶奶结婚那年，奶奶的嫁妆——两口棺材之一，终于派上了用场。那是上好材质的棺材，随爷爷装入棺木的，除了衣衾，还有身份证、老花镜，大姑妈说，他喜欢读三国、水浒传，这几本书也随同老棉袄，都带走吧。

清代画家禹之鼎作品《风木图》。

在棺盖扣上的那一刻，意味着天人永隔，姑妈、父亲又开始哭泣。棺木停在我家堂屋靠东边墙壁一侧。一连数日，大做佛事。和尚、居士念诵《地藏经》《阿弥陀经》或者其他为子孙祈福的经文，十分用心，末尾，照例都以《心经》收尾，用行话说，必须用《心经》来“压一压”，才能灵验。

出殡是早先选定的黄道吉日。我爷爷可能是浙江最后一批土葬的人，第二年开始，全省就推行了火葬。爷爷奶奶的坟地在另外的乡镇，路程需要两三个小时。孝子贤孙、亲戚疏族，穿着不同的丧服，内行人根据不同装束可以区别身份。

送葬的队伍，每过一座桥，孝子贤孙都要跪下来，面向棺材磕头。终于我们来到墓地，在墓前跪好，时辰一到，师傅们准时将棺木塞进墓穴。因为棺木的前端太高，还在现场用斧子削去一点，才终于塞进去，完成了与奶奶的合葬。

一路上我都没有哭。但那天夜深人静，我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躲进被窝，哭出了声音。

死亡是一杯冷静的白开水，无色无味，但亲人喝过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

电影《我们天上见》（2009）剧照。

张向荣：

心事三分作劫灰

张向荣，作家，书评人，著有《祥瑞》《三国前夜》等。

我上大一的时候是本世纪初，各大高校刚刚普及校内互联网。有中文系前辈指点我，去网上读一位同系大四学姐的文集。刚入校的大一学生，本质上还是个高中生，我几乎不眠不休读完了她网络文集的全部文章。有些是我一知半解的，比如港片、张爱玲，有些是第一次听说，比如朱天文、达明一派。真正的冲击是一种文艺的姿态，她20世纪90年代读高中时就手抄一遍《世说新语》，她对古典文学、粤语歌历史、文艺片的导演和演员如数家珍，至于她文章的笔触、词句的驱遣，让我一夜之间把自己中学时代写下的文字彻底丢弃。

想来那时候她也就二十岁出头，但大一的时候看大四，大约就像看世界的尽头，看时间的末日。她成了我仰望的独家传奇，是崇拜，是“我存在在你的存在”。很快我听说她去了北京，在《经济观察报》工作。此后几年，我逐渐知道了她来自四川乐山，认识了同在本系的她的诗人师兄，我循着她的文章去阅读、看片、听歌，我背诵古诗文，我记下最拗口的文艺片导演的名字，我犹豫着选古代文学还是影视文学作为未来的专业，我追看她的报道和专栏，想像她一样当文化记者，我主编了系刊因为听说她也曾经主编过，我模仿她的笔触就像偷窥，因为我似乎从未见过她。

2004年博客开始普及，她把博客开在天涯，名字叫“天子呼来不上床”，底下有一行小字“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风流人去也”，后来我知道这是赵之谦的闲章，她给加上了“风流人去也”几个字。她博客的第一篇是这年的5月16日，只有六个字：“心居落成志喜”。同一年秋天，我也上大四了，已经确定去北京读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如果时间就这样平淡地过，学姐就会像每个人青少年时期遇到的偶像一样，完成引导一个陌生人的使命，从此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流里成长、中年以及老去，说不定还有契机相见相识，这该是多么美好的平淡。于是就在拐过年来的1月，刚过完元旦，有人告诉我，学姐因为意外事故去世了，年仅25岁。

我至今，或者说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刻，我很惊讶，“啊”了一声，别的什么也没说。跑去上网，天涯论坛首页变灰，数不清的天涯网友自发悼念，也许现在还有人记得这件事吧。我似乎并没有特别悲伤，反而像旁观者，木讷且悄悄地退下了。

我继续上学，一直是古代文学，这期间我慢慢意识到，有些悲伤是一条又细又长的透明的丝，日常看不见，但孤独和痛苦时，写不出喜欢的词句时，对未来迷茫和绝望时，这条线会闪闪发光，仿佛上面缀满泪水。那几年有无数个时刻，我反复读她写了不到一年、仅仅60篇的博客。于是会发现她写什么都像谶语：博客的题目多有来处，但10月份是“不许人间见白头”，12月连续四篇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下一站天国”“下落不明”和“去日似露明日如歌”，那年最后一天连发两篇“我的2004”和“下世纪再嬉戏”，就再也没有更新。最后一篇写的是当年的国际大新闻印尼海啸，最后一句话说“现实与理想同样教人丧气失望。不如，我们下世纪再嬉戏”。

可她又是那么的日常，隽永又悲伤，她喜欢写短章，喜欢“刚开头就煞尾”。她聊陶渊明的“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平生，也不过就是‘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那样难堪，龌龊，疲软的平生——不说出来，真是明智”；有人诋毁她，她写“我亦可生死同心弹剑作歌直道而行仗义而战，只不过要挑人而已”；她煮面，“拼命撒了好些黑胡椒碎粒在面里。胡椒之功效，压腥气，解秽腻。浓黑如墨的小颗粒在血红的面汤中一沉一浮，真是又毒又辣”；她做梦，“早上五点入睡。梦见一道清泉，人在上游洗脚，我在下游喝水。入口居然甚觉甘美。”她说生命不是华美的袍，而是“一双双你已穿、将穿、未穿，计划一生珍藏，永远合脚，却以风卷云残的惊人速度过时落伍的鞋子”……

明代陈洪绶作版画《西厢记》中“惊梦”一折。

那些年，时不时就有人来她的博客下留言，已经不再是悼念，多是诉说家常，感慨平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尽管这些都已经随着天涯博客的关闭而在互联网上消失。她的毕业论文似乎是叫《雨过河源，隔座看张：论张爱玲的神经症人格》，张爱玲所爱的李商隐这首诗亦是她所爱，她去世三周年我写下一篇短文《星沉海底，当窗见君》，誓言“会捡起你遗落在人间的笔，代替你继续在这个人间活着”。我愈加疯狂，开始模仿她的笔触给她写信，写了好几年。但日常体验终究无法模仿。我终于意识到，她引导我的不再是词语和句子，也非审美和趣味，而是生活本身。毕竟，我渐渐到了她的年龄。

我追上她的年龄的那一刻，就像静水之上一条船缓缓经过另一条沉没的船，经过的时候很安静，只有微澜的水声，经过的时间也只有一秒钟，但那一刻我看清了沉船上生满灿烂的花朵，灼灼其华，我的一生仿佛就在这一眼中。然后时光继续，我开始比她年长，先是一岁、两岁，我毕业了，上班了，五岁、十岁，我成家了，有女儿了，十五岁、十八岁，我出书了，我辞职写作了，再过两年我就要比学姐大二十岁了，真可怕，不是说死可怕，而是生与死的距离竟然可以这样被拉长。

些许慰藉的是，这些年时不时会遇见她从前认识的人，没有人不记得她。我辞职的最初几个月依然被上班的惯性拉扯，心绪不宁，情绪不定，但只要读几篇她遗留的文字，我就会平静下来。

从大一算起，我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说服自己，我确实从未亲眼见过她哪怕一面，但我听见明日如歌，一年又一年。

黄博：

他或许还在那里，一笔一画给我写着信

黄博，历史学者，著有《如朕亲临》《如临大敌》等。

昨天晚上七点，很久没有听到的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响起，听着听着，忽然就想起了外公。他是重庆嘉陵江边一家造纸研究所的老工程师，也是所里的中层干部。那个单位说起来是事业单位，底下却有自己的造纸厂，外公大半辈子都在那里度过。在我的印象里，他是那种极其严谨的人，严谨到了近乎刻板的程度。工作上自不必说，几十年如一日地准时上下班，手里的图纸和数据从来不会有半分差错，厂里的人提起他，都要竖一下大拇指。生活里也是一丝不苟，家里的东西永远摆得整整齐齐，衣服虽然旧，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看电视的习惯——他连看新闻联播都要做笔记。我小时候去外公家，总喜欢翻他书桌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本笔记本，每一本的封面上都用钢笔写着年份和月份，翻开来看，密密麻麻全是他每天看新闻联播时记下的内容，国内国际的大事、重要的政策、他觉得有道理的观点，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有的地方还画着横线，旁边写着几句自己的心得。那时候我总觉得这个老头真是古板得可以，连看个电视都搞得跟上班一样。

明代唐寅《风木图》局部。

可就是这么一个古板的老人，连对晚辈的关爱，都用的是他干工作那一套方式——写信。外公退休以后，并没有闲下来，重庆附近乡镇的一些民营造纸厂经常请他去做技术顾问，一去就是大半年，常常不在家。于是从小学开始，我就不断地收到外公从各地寄来的信。那些信都是用钢笔写在传统的信纸上的，字如其人，一笔一画，端正得像他画的工程图。他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写一封，有时候甚至每个星期都写，我也会给他回信，一来一往，从小学到中学，算下来恐怕有数百封之多。

信的内容说起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无非是问我的学习和生活，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天冷了加衣服，考试了别紧张。但外公的信从来不是简单的问候，他会在信里教我读书的方法，告诉我怎么整理笔记，怎么高效地复习，怎么在紧张的课业里调节自己的身心。他还会开导我遇到的各种困难，有时候是考试没考好，有时候是和同学闹了别扭，有时候是对未来感到迷茫，他都像在工作中分析技术难题一样，一条一条地帮我梳理，给我出主意。我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考砸了，收到他的信，整整三页纸，一条一条地帮我分析哪道题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最后还不忘写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下次注意就好”。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信就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精神支撑，每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翻出外公的信来看，看着那些端正的字迹，心里就莫名地安定下来。事实上，当年收到那些信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们的珍贵。少年人的心性，总觉得来日方长，外公的信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理所当然会一直存在的东西。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才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那些信里的东西，其实早已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生活。

比如他教我的做笔记的方法，我至今还在用，比如他说的“凡事预则立”，提前规划、有条不紊，我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也总是这样要求自己。外公没有读过多少高深的教育学理论，他只是把自己一辈子做事的态度、做人的道理，认认真真地写在信里，寄给远方的外孙。那些看似朴素的道理，如今想来，竟是我一生中最早也最重要的学术训练和人生教育。他一辈子跟纸打交道，最懂得纸的分量，所以把最重的话，都写在了给我的信纸上。

昨天晚上我梦到回到了老家，爬上阁楼翻找旧物，又看到了那个装信的纸盒子。纸盒子还是当年的样子，上面落了一层薄灰，打开来，一叠叠信散乱地堆在一起，信封上的邮票还是当年的模样。我随手抽出几封来看，信里的内容还是那些熟悉的叮嘱和开导。看着看着，忽然就想起了他那些新闻联播的笔记本……

那些信我至今还留着，装在老家阁楼的纸盒子里。每次回去翻一翻，就觉得他还在，还在某个地方，拿着钢笔，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

王笛：

Steve，我依然记得与你相见的那天

王笛，历史学者，著有《街头文化》《茶馆》《历史的微声》等。

您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2年了。

2004年春天，我在圣地亚哥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宣读我关于茶社业公会的论文，您当时已重病缠身，十分虚弱，却依然坚持到场。您忍着病痛，认真听完我的报告，并提问。您那时声音不高，却笃定真诚，满是对我的期许，不想几个月以后，您就离我们而去。

电影《心灵捕手》（1997）剧照。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时您依旧耗费大量时间，精心编辑我关于“茶博士”的论文。这篇文章发表在您生前主编的最后一期《二十世纪中国》（Twenty-Century China）上。您以生命最后的学术热忱，为我的茶馆研究把关铺路。正是您的殷殷期许，支撑我反复打磨书稿。如今《茶馆》已收获诸多学界的认可。这本书浸透您的心血与扶持，我将此书的英文版献给您，不仅仅是仪式感的致敬，更是我发自肺腑的感恩，是对您最郑重的回望与答谢。

我一生治学之路的转折，始于1989年我们在川大的初见。我尊敬地称您“韦思谛教授”，您说“叫我Steve”，平易近人。那时我还是一名完全接受中国传统史学训练的青年研究者，视野有限，对西方史学虽略知一二，但肤浅得很，加之英文程度不高，从未敢设想自己能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但您看好我的学术潜力，主动联合密歇根大学杨承恩（Ernest Young）和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教授，共同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提交申请，为我争取到青年学者基金。

1991年春天，我远赴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与密歇根州立大学访学研究。是您耐心引导我系统熟悉西方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与学术语言，开始从传统中国史学训练到兼具中西视野的历史研究者的转型。这种改变，不只是知识的增加，更是治学格局、问题意识与学术眼光的重塑，让我终身受益。

即便我离开密歇根后，您依旧持续关注我的每一个研究进展。我每写完一篇论文，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您请教，而您总会逐字细读、认真批注，给出极具启发的建设性意见。

更让我感念至今的，是您毫无保留的学者胸襟。您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东亚史课程教案、教学资料、授课心得悉数交付于我，使我在1998年走上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得以借鉴成熟的教学经验，快速补齐自身短板。在学界，许多学者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积累为私藏，而您坦荡无私，只为我能走得更稳、更远。这份真诚的学术初心，也深深影响了我一生的治学与育人。

多年来，我也一直默默学习您的治学品格。您深耕中国革命研究数十年，一生治学严谨、慎于著述。您不急发表，始终反复修订、打磨自己的著作，只求史料扎实、立论公允。令人惋惜的是，您倾尽毕生心血的皇皇巨著《高地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最终未能在您生前付梓出版。您一生踏实治学，不浮躁、不功利的学者风骨，成为我一辈子的治学标杆。

这些年我时常反思，您教给我的，从来不止治学之术，更是为人、为师之道。您待人宽厚、做研究严谨、热心提携后辈。从青年时期初入学界，到如今数十年执教科研，我始终以您为准则，追求真知、育人尽心、处世谦和，不敢有半分懈怠，唯恐辜负当年您的信任与栽培。

岁月飞转，流年无声，世间最好的纪念，是长久的传承与坚守。我纪念您的方式，从未止于偶尔的怀念，而是把您的学术视野、治学态度、人格温度、为师之道，贯穿在我每一次研究、每一堂授课、每一次和学生的交谈。您虽早已远去，但从未真正离开，在我的学术路上、育人路上、人生路上，我始终遥望着您的背影，您仍然在引领我的前路。

岳永逸：

请记住我

岳永逸，民俗学专业教师，著有《天桥艺人》《原乡》等。

请记住我！

这是对生命的敬畏，谦卑！这是放下不的执念，绝望！这是对灰飞烟灭的恐惧，悲情！

一个人，迟早都会消失！肉身，以及灵魂。

于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群居，成了抗拒个体消失基本的方式。一起琢磨如何留下自己和自己所置身群体的痕迹，就成为文化发生与演进的原动力。事实上，所有的文化，都是挖空心思的一种记忆机制。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都是源于对消失、荡然无存、不留痕迹的恐惧。

请记住我！

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空间必然会变成地方，成为乡土。

破土动工的大小建筑，奠基、上梁、封顶等关键环节都拟人化。模仿出生、成长、婚丧等人生仪礼，建筑的里里外外都是人的气息。人对天、地、人、神、社会的理解，人与万物千丝万缕的关联，都熔铸其中。生活其中，如在每个人永远念想的子宫，安全、柔情、温馨。

请记住我！

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可以回望、重复和把玩的。作为记忆装置，人生仪礼、岁时节日、集体庆典，都以不同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重塑身体、强化感官，让一些原本普通的节点挥之不去，刻骨铭心，让原本普通的人，瞬间有着帝王般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