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怀仁堂。看戏间隙，毛泽东忽然提起一双旧棉鞋，问周恩来、朱德等人：“你们知道刘嫂子现在在哪里吗？”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闲谈，背后却牵出一位陕北妇女几十年的革命经历。
毛泽东念叨的“刘嫂子”，名叫同桂荣，是刘志丹的妻子。她没有显赫职务，也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却长期奔走在根据地的后方：洗衣、缝补、照料伤员、掩护干部，还要抚养孩子、侍奉老人。
同桂荣1905年出生于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她和刘志丹两家是世交，年幼时便由长辈订下婚约。1918年前后，两人再次见面。刘志丹读过书，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同桂荣没有进过学校，甚至一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这段差距没有成为两人之间的隔阂。1921年前后，两人结为夫妻。刘志丹常年在外活动，家中的重担便落在同桂荣肩上。她照顾公婆和孩子，也在丈夫需要时承担联络、掩护等工作，家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实际成了革命者身后的支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刘家曾遭到敌人搜捕。1934年，谭世霖部对南梁根据地进行“围剿”，刘家房屋被抄掠焚毁，亲属也遭到杀害。同桂荣带着孩子和家人躲进深山，靠少量炒面、山泉水度日。
那段逃难经历，并不是一句“生活艰苦”能够概括的。为了不暴露目标，家人被迫分散。有时孩子哭声稍大，所有人都要屏住呼吸。刘力贞后来回忆，自己曾和母亲在山沟水洞中躲了八天八夜，母亲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孩子，自己只能喝水充饥。
后来，组织将同桂荣母女接到南梁。她没有因为丈夫在前线、自己文化程度低而闲下来，而是组织妇女办起洗衣站，为红军洗涮、缝补。南梁设立被服厂后，她又投入军服、军旗制作。战士们见她忙里忙外，便亲切地称她“刘嫂子”或“同大姐”。
有意思的是，她做的并不只是针线活。她为部队传递消息，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妇女支持参军，还曾帮助伤病员寻找藏身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针一线都关系到部队能不能熬过寒冬。
1935年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瓦窑堡天气严寒，许多战士缺少棉衣棉鞋，毛泽东也穿着单鞋。一次，同桂荣到毛泽东住处，看到他的鞋子不合脚，便询问贺子珍。得知寒冷时脚部容易肿痛，她当即量了毛泽东留下的脚印，剪下鞋样。
回到家后，同桂荣连夜找材料，赶制棉鞋。几天后，鞋子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穿上试了试，说：“合适，很合适。”这双鞋并不贵重，却是根据地妇女用手艺为前线和领导同志解决实际困难的一个缩影。
1936年冬，毛泽东的棉鞋又被炭火烧坏，同桂荣重新做了一双，还特意加了棉垫。她后来也为博古、李德等人做过鞋。鞋底纳得密不密，棉花絮得匀不匀，她都十分在意。对她来说，这不是讨好谁，而是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同桂荣的生活并不顺遂。革命战争年代，她先后失去两个儿子，一个在躲避敌人搜捕时因饥饿夭折，另一个因缺医少药救治无效。孩子接连离世，丈夫又常年在外，她仍然咬牙照料身边的同志和妇女儿童。
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出发前，他嘱咐同桂荣抚养好女儿刘力贞，让孩子将来读书成才。同桂荣带女儿赶去送行，却因故晚到一步，未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
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噩耗传来时，同桂荣正在病中，悲痛昏厥。4月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活动，她被担架抬到现场。面对丈夫的棺木，她几度扑上前去，旁人只得将她扶住。
刘志丹牺牲后，同桂荣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她继续在延安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帮助照看干部子女，也为缺少乳汁的母亲寻找米汤、羊奶等代乳品。谁家需要寄养孩子，她便替大家联系可靠的农户。
她和贺子珍关系亲近。1936年，李敏出生时，同桂荣提前缝制了小衣服和小被子，还参与接生。贺子珍见到这些物品后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这句话，说明她在窑洞生活中承担的并非普通家务，而是一份彼此托付的责任。
全国解放后，同桂荣长期在西安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担任托儿所、幼儿园的负责人、顾问，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她对女儿刘力贞要求严格，反复叮嘱家人不能凭借烈士后代身份搞特殊，更不能给刘志丹和革命队伍抹黑。
1956年那场戏会上，毛泽东谈起棉鞋时，还说：“瓦窑堡给我做的那双棉鞋，又棉又软又结实，穿上暖和舒服。”周恩来等人听到后，自然也想起了那位在陕北被大家称作“刘嫂子”的妇女。
1960年，同桂荣在中南海再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她的手，又提起那双棉鞋：“刘嫂子做的棉鞋又厚实又绵软，真要谢谢你啊！”同桂荣一生没有离开过针线、孩子和根据地的日常事务，却把这些细小工作做成了革命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99年5月4日，同桂荣在西安逝世，享年94岁。人民日报评价她长期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英勇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她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继续为妇女儿童事业工作。ે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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