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南京，蓝玉案牵连扩大之时，一把旧扇子忽然被人重新提起，扇子的主人刘日新，也因此走到了生命尽头。
刘日新并不是朝廷重臣，却曾凭几句相面之言，得到朱元璋的赏识。那时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刘日新为他推算命数，称其“极富极贵”，还说身边几名将领将来都能封公拜侯。
这类话，放在普通人面前不过是讨喜；可放在一个正在争夺天下的枭雄面前，分量就不同了。朱元璋记住了他。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多年后，他再次召见刘日新，问他想做官，还是想要金银。刘日新都没有接受，偏偏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持有凭信，能够自由游历天下。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竟然答应了。他取出一把扇子，亲自题诗，大意是说刘日新能识天命，却不恋官爵钱财，凭此扇便可通行各地。对于一个相士而言，这份恩典相当难得，几乎等于拿到了皇帝的护身符。
可护身符并不能挡住所有祸事。
刘日新后来与蓝玉发生联系，事情便开始变得复杂。蓝玉是常遇春妻弟，早年跟随明军作战，确有勇略。1372年北征时，他在徐达麾下担任先锋，逐渐显露军事才能。1379年，蓝玉被封永昌侯，身份已经不低。
真正让他声名震动天下的，是1388年的捕鱼儿海之战。蓝玉率军深入漠北，击破北元残余力量，俘获众多人员，缴获大量物资。这场胜利使他成为明初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也让他获得了凉国公的爵位。
功劳太大，往往也是危险的开始。
蓝玉不善约束自己。班师途中，因守关官吏未及时开门，他竟命人破门而入；奉命处理西北事务时，又有擅自用兵、侵占民田等传闻。朱元璋没有立即重罚，并非毫不知情，而是仍在权衡：蓝玉能打仗，且与常遇春有亲属关系，暂时还有利用价值。
可蓝玉没有把这份宽容当作警告。
朱元璋曾安排他担任太子太傅，希望这位悍将将来能够辅佐太子朱标。蓝玉却嫌太傅职位不够，私下发牢骚：“难道我不能做太师吗？”这句话传到朱元璋耳中，性质便变了。
在开国皇帝看来，武将有战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手握兵权又不知收敛。更何况朱标性情宽厚，朱元璋担心太子继位后压不住这些功臣。蓝玉若继续骄横，迟早会成为皇权与储君的共同威胁。
1392年朱标去世后，局势更加敏感。朱元璋立皇太孙朱允炆为储君，朝廷对武将集团的戒备也随之加重。到了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上报蓝玉谋反，蓝玉被捕。
蓝玉是否真的已经发动了完整的谋反计划，后世一直存在讨论。不过在当时，皇帝要处理的并不只是一个案件，而是一个功臣集团可能形成的政治力量。蓝玉被定为谋反，处以极刑，并被剥皮实草示众。随后大批功臣和亲信受到牵连，史书所载人数达到一万五千余人。
刘日新的名字，就是在审讯蓝玉时再次出现的。
据明代笔记《近峰闻略》记载，蓝玉临刑前曾感叹刘日新所言应验。审讯者追问缘由，蓝玉供出了刘日新。这个故事未见于所有正史记载，细节自然不能完全坐实，但它解释了刘日新为何会被捕。
朱元璋最忌讳的，不只是有人预言，更是有人似乎提前知道了皇帝的秘密行动。蓝玉案由锦衣卫侦办，谋划过程并未公开。倘若刘日新真能预知结局，皇帝便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是算出来的，还是从某个渠道提前得到了消息？
于是，朱元璋用相士最熟悉的方式审问相士。
“汝命尽几时？”
刘日新回答：“尽今日。”
这句话究竟是史实原话，还是后人加工出来的传奇，难以断定。但笔记中的结局十分明确：刘日新被处死。朱元璋没有因为旧日题扇之恩放过他，过去的赏赐，在皇权猜疑面前轻得几乎没有分量。
同样会推演天命，刘伯温的处理方式却谨慎得多。洪武三年，刘伯温受封上护军、资善大夫等职，后来回到青田，尽量远离官场。他还曾将涉及天文推演的著作交给儿子刘琏，嘱咐尽快上交，避免后人私自研习。
至于胡惟庸后来败亡的判断，刘伯温也没有公开宣扬，而是让儿子在合适时机密奏。话能不能说，何时说，对谁说，在朱元璋身边都不是小事。
刘伯温最终也未能完全避开政治风波，洪武八年病逝，关于胡惟庸是否下毒，后世有不同说法。刘日新则因一句预言卷入蓝玉案，以极其突然的方式结束了性命。
在洪武朝，懂得天文术数未必是本领，懂得闭嘴，才可能真正活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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