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上海。江青被捕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情绪激动，贺子珍却没有议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她只是看着女儿李敏，平静地说：“我该回去工作了。”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让李敏心里一沉。母亲当时已经67岁，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受到旧伤和疾病困扰，根本不可能像普通干部那样重新投入工作。贺子珍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只是几十年来，她始终把“参加革命、为组织做事”当成自己生活的核心。
她的一生，几乎没有真正安稳过。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年轻时参加革命，经历井冈山斗争和长征，也曾在战争中负伤。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多年，1938年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此后两人长期分离。
离开中国，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远行。贺子珍在苏联治病、生活，期间经历了许多难以向外人说明的困难。回国以后，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算稳定，也因此很少公开出现在公众面前。
1958年，在组织照顾下，贺子珍定居南昌。江西省委为她安排了三纬路的一处小院，并配备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年轻护士卢泮云受命照料她，起初，组织上没有直接说明身份，只让她以亲属身份接近贺子珍。
卢泮云年纪不大，却很细心。贺子珍夜里常常睡不着，她便陪在旁边，轻声说话，帮忙料理生活。时间久了，两人之间不再只是护理关系，而形成了近似亲人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贺子珍并不喜欢被特殊对待。小院里负责做饭和看门的人，都是江西籍工作人员，乡音熟悉，生活习惯也相近。这样的环境，让她少了几分拘谨，多了一点“回到家乡”的感觉。
一次参观工业展览时，门口摆着毛泽东的塑像。贺子珍刚走到那里，忽然停住了脚步。她盯着塑像，眼泪很快涌了出来。朱旦华在旁边劝道：“子珍，我们进去吧。”
贺子珍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我好悔。”
这份后悔，并不只是对某一件事的懊恼，更像是对多年分离、错过家庭生活的复杂感受。她很少在外人面前谈论江青，也不愿让毛泽东为难。李敏曾回忆，母亲多次嘱咐她，要尽量与江青相处，不要让父亲夹在中间难受。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开会。曾志前往拜访时，谈起在南昌见过贺子珍。毛泽东听后问起她的近况，得知贺子珍能够认人，精神也还可以，便提出想见她一面。
那年，毛泽东66岁，贺子珍50岁。两人自1938年分别后，已经相隔21年。
这次见面安排得十分谨慎。江西方面以避暑为由，将贺子珍接到庐山。她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山上。当天晚上，贺子珍被带到美庐附近的住处，独自走进房间。
两人谈了约四十五分钟。具体内容没有留下完整记录，门外工作人员也没有听见多少谈话。贺子珍出来时，脸上带着明显的喜悦，说毛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毛泽东却显得沉默，脸色也很沉重。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叙旧，而是多年人生道路交错后，留下的一次短暂相见。此后，两人再未见面。
1976年，毛泽东病重。8月下旬，李敏赶回中南海探望父亲。那时毛泽东已经十分虚弱，接受鼻饲后很疲惫。听到女儿的声音，他伸手拉住李敏，在她手心画了一个圆。
“圆”与贺子珍的小名“桂圆”相呼应。这一细节后来被李敏记住，也成为父亲晚年牵挂母亲的一个象征。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享年82岁。
贺子珍得知消息后，受到很大打击。她连续多日哭泣，几乎无法进食。孔令华赶到上海陪伴岳母时，贺子珍含泪说：“你们的爸爸走了，临终身边连一个儿女都没有，太可怜了。”
她不能赴北京参加悼念，只能在家中摆放毛泽东画像，披上黑纱，鞠躬祭奠。多年坚强支撑着她的那根弦，在这一刻突然松了。
偏偏就在这段时间，贺子珍又提出想回去工作。她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风波上，甚至没有评价江青，只惦记着自己还能不能为组织做些事情。
遗憾的是，愿望很快被身体击碎。一次清晨，她突然发现左手失去知觉，随后被诊断为中风，留下偏瘫。重新工作的想法，再也没有实现。
1979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公开身份重新受到关注。9月3日，在家人陪同下，她乘专机前往北京，完成了多年未了的心愿。
她先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进入大厅后，贺子珍没有失声痛哭，只是坐在轮椅上，久久望着毛泽东。她绕着遗容转了两圈，泪水才慢慢落下来。
那次北京之行，也让她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大家谈起井冈山、长征和延安的往事，贺子珍有时安静聆听，有时插上几句。那些尘封多年的记忆，仍然清楚地留在她心里。
1984年，贺子珍病情恶化。10月19日，她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没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她晚年始终放不下的遗憾；而那句“我该回去工作了”，也像是她留给自己一生经历的最简短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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