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湖北马鞍石村，72岁的刘昌毅回到故乡。山路边，乡亲们围着这位老将军问长问短，他却没有谈军功，反而指着村旁池塘说，小时候曾把一个仗势欺人的地主少爷打进水里。
秘书听得发愣，问他是不是从小就爱惹事。刘昌毅笑着说：“我只上过三个月学，却打过一百多次架。”这话有几分夸张，却很像他的性格：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也受不了明知不对还要装作正确。
这种脾气，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刘昌毅是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革命，作战勇猛，身上多次负伤。由于口腔曾被子弹击中，嘴角留下明显伤痕，国民党军队给他起了个“刘歪嘴”的外号。红军和八路军将士则称他“猛张飞”，说的不是他只会冲锋，而是敢打硬仗，也敢在关键时候讲真话。
1932年前后，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第四次“围剿”。当时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战役胜利，部队士气很高。然而，敌军重兵压境，真正的危险并没有消失。
在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后，刘昌毅对团长余天云提出疑问：敌人已经逼近根据地，为什么还要抽调主力进击平汉铁路？在他看来，这等于放下自己的根基，跑到陌生地区寻找战机，方向很不稳妥。
余天云提醒他服从命令，刘昌毅却没有收声。他说：“共产党员有提意见的权利，打错了仗，不能因为命令来自上级就不许人说。”
争论持续了很久。余天云一怒之下斥责他只是个副营长，不懂全局。会后，刘昌毅被调离主力营，改任新兵连指导员。这是他第一次被降级使用。
事实很快证明，刘昌毅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部队在敌军压力下撤离鄂豫皖，踏上西征道路。对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基层指挥员来说，这次调动既是职务上的下降，也是性格与上级关系发生冲撞的开始。
到了川陕苏区，刘昌毅凭战功逐渐升任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二营营长。负伤后，他又被调到红九军军部政务科任科长。这个部门原与保卫、审查工作有关，任务并不等同于带兵冲锋，却同样考验一个人的判断。
他发现，一些审查材料只写着“立场可疑”“战斗失利”，却直接要求处决。刘昌毅没有照着材料签字，而是重新找干部和战士了解情况。对缺乏证据、属于错案的人，他坚持释放。
一次，某师一名副团长因战斗失利被怀疑“通敌”，材料送到政务科，要求批准处决。刘昌毅调查后认定，对方虽然存在指挥失误，但没有通敌证据，便在材料上写下：“此人不能杀！”
有人质问他是不是包庇。刘昌毅当场顶了回去：“打了败仗就要杀头，那谁敢保证自己从没打过败仗？”这名副团长最终没有被处死，而刘昌毅也离开了政务科，改任红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二营营长。
这是第二次降级。
有意思的是，降级并没有削弱他的战斗力。进入八路军时期，他先后担任团长和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1年5月13日，刘昌毅指挥部队在子洪口伏击日军，战斗仅持续约20分钟，歼敌、缴获和己方伤亡情况都较为突出，太行军区为此通报嘉奖。
同年5月底，他又奉命担负护送任务，带领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抗大部分人员以及日本反战同盟成员转移。队伍人数多、辎重重，还要通过同蒲铁路和汾河封锁线，不能像小股部队那样随时隐蔽。
5月29日，大队通过汾河后，敌机前来侦察。刘昌毅判断日伪军可能发动袭击，便向统一指挥的上级提出调整部署，认为指挥部与前后卫分开驻扎，容易被敌人分割。
对方没有采纳。刘昌毅急了，话说得很重，双方发生争执。夜间敌军果然前来袭扰，第二天拂晓又集中兵力进攻，几支部队被切断。刘昌毅立即组织防御，率决死九团坚守，并在6月1日夜成功带队突围。
战斗结束后，他却被扣上“逃跑主义”的帽子，副司令员职务被免，只保留决死九团团长一职。这是第三次降级。1942年5月，他才恢复原职。
但这并不是他在太行时期唯一一次被降职。1943年7月，他又被免去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专任决死十三团团长，成为第四次降级使用。理由和以前相似：作战上敢担责任，工作中却不肯对错误部署沉默。
后来，刘昌毅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中原突围、开辟皖西、智取宿县等战斗，逐渐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军事干部。可他的职务升降，始终没有完全按照战功直线上升。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正军职干部，后来调任铁路公安部队副司令员，职务降为相当于副军职，这是第五次。1972年，他又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转任军区顾问，且一度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明确分工，属于实际意义上的闲置安排，构成第六次降级。
1984年离休后，一名当年十三团的老营长带着五瓶茅台登门。酒喝到兴头，两人互相打趣。刘昌毅说老部下升得不够快，对方也不客气，反问他为何同样是红军团长，却没有一些老战友走得顺。
老营长给出的答案很直接：“老团长太犯上。上级来检查，您有问题就骂，声音在团部外面都听得见。换成谁当您的上级，也受不了。”
刘昌毅听后大笑：“管他比我高几级，出了问题，我照样要说。”
这句话，或许正是他六次降级背后的共同原因。战场上，他敢把部队带进险地；会议上，他也敢把不认同的意见摆到桌面上。这样的性格能够保住一些人的性命，也容易让自己在组织关系中付出代价。
在马鞍石村的池塘边，刘昌毅仍然走得很快，站得笔直。秘书陪在身旁，几次提醒他慢一点。他摆摆手，只说山路还走得动。战伤留在身体上，争执留在履历中，而那些被他当面顶回去的上级，后来仍成为这段军旅经历里绕不开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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