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前后，荆州与汉中之间战事仍未平息，黄忠这位老将却没有倒在敌军刀下，而是在阵斩夏侯渊后的第二年离世。这样的结局，放进《三国演义》里，显然不够跌宕，于是罗贯中替他安排了一支冷箭，也替这位名将补上了一个悲壮收场。
这正是正史与演义最耐人寻味的差别。史书重在记载军政得失，小说却要讲究人物照应、战场冲突和情绪起伏。许多武将的真实结局，并非死于厮杀，而是病故、被诛，甚至连具体死因都没有留下。
麴义便是一个典型。
在小说中，他刚与赵云交手，便被一枪刺死，像是专门用来衬托赵云初露锋芒的陪衬人物。正史里的麴义，却曾是袁绍麾下极具战斗力的将领。
界桥之战，他率领先登死士和弩兵击破公孙瓒的白马义从，随后又在鲍丘击败公孙瓒部众。那时的麴义，确实有过硬本领，不是徒有虚名。
可惜功劳越大，脾气也越大。他逐渐轻视袁绍，甚至居功自傲。袁绍表面宽厚，内心却颇为猜忌，等麴义失去利用价值后，便收回兵权，将其处死。这个结局没有单挑，没有飞箭，却比战死更能说明乱世军阀之间的关系。
张辽的死法，也被小说改得极具戏剧性。
小说写他在东吴追击中为掩护曹丕撤退，被丁奉射中，回城后伤重不治。正史中的张辽，人生最后一段却是在疾病中坚持作战。
公元215年，孙权率军进攻合肥，张辽以少量兵力出城突击，击破吴军，甚至冲到孙权近前。逍遥津一战后，张辽的威名令江东将士十分忌惮。
公元222年，张辽已经患病，仍奉命抵御东吴。史书记载，他击退吕范所部，不久便在江都去世。没有丁奉的那支箭，也没有为曹丕挡刀的场面，但“带病出征”本身，已经足够说明这位名将的性格。
徐晃同样不是被孟达一箭射死。
小说安排他协助司马懿攻打新城，结果被孟达从城上射中额头，回营后死亡。这个设计，明显带有替关羽之死制造呼应的意味。
历史上的徐晃，早年曾跟随杨奉，后来归附曹操。官渡、白狼山、潼关、汉中以及襄樊等战事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特点不是逞勇，而是稳健、严整，尤其善于抓住战场转折。
公元219年，关羽围攻襄樊，徐晃率军击破关羽营垒，解除了樊城危局。曹操称赞他有周亚夫之风。公元227年，徐晃病逝，死因并非箭伤，地点也不是孟达城下。
黄忠的形象，在小说中被刻意赋予了“老将报仇”的色彩。
夷陵之战时，小说让他追击吴军，被马忠射中，最终伤重而亡。正史中的黄忠，则在汉中之战留下了最重要的一笔。公元219年，他在定军山一带击败夏侯渊，并将其斩杀。这场战斗改变了汉中战局，也让黄忠正式跻身蜀汉核心将领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黄忠并没有参加刘备后来发动的夷陵之战。公元220年，他已经去世。史书只记其卒年，并未留下被箭射中的记载。小说让他死在东征途中，既是为了加强蜀吴冲突，也把他与关羽之间的情义联系了起来。
太史慈的经历，则更能看出小说对人物关系的重新编排。
小说中，他在与张辽交战时中了埋伏，箭伤发作后病逝。正史记载的太史慈，早年曾为北海孔融求援，又在神亭与孙策交锋，后来归附孙策，成为东吴重要将领。
孙策死后，太史慈主要负责镇守建昌一带，抵御刘磐等势力的侵扰。这个任务看似不如中原大战显眼，实际上关系到江东西部防线。公元206年，太史慈病逝，年仅四十多岁。小说让他死于张辽之手，是为了制造魏吴名将对决，也进一步抬高两人的武名。
甘宁的结局，史书反而没有留下特别清楚的答案。
他早年以“锦帆贼”闻名，后来投奔刘表，又在黄祖部下效力，最终归附孙权。甘宁勇猛善战，却并非只会冲锋。他曾率百余骑夜袭曹军营寨，斩杀敌将，造成极大震动。孙权曾感叹，甘宁有胆略，能在危急时刻承担重任。
小说把他的死亡放在夷陵之战，并设计成被沙摩柯射杀，尸体倚在大树旁，乌鸦盘旋其上。这一幕极有画面感，却不是正史记载。甘宁大约在建安二十年前后去世，具体时间与死因，史料并不完整，不能简单断定为病死，更不能说死于沙摩柯之箭。
有人说：“既然演义改了结局，为什么读者还会相信？”
因为小说并不是史书的简单抄本。它把零散记载重新组织，把名将的性格、恩怨和战争放在一起，形成了更强的戏剧冲突。麴义被赵云刺死，是为了突出赵云；张辽中箭，是为了表现忠勇；黄忠遭射杀，是为了延续蜀汉悲剧。
但若要了解这些人物真正的命运，仍须回到《三国志》等史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固然醒目，决定人物结局的，有时却是猜忌、疾病、军务和权力。这六位名将的结局，恰好说明了三国时代最冷峻的一面：并非所有英雄，都以马革裹尸告别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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