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京城会试放榜之后，江西大庾戴家迎来了科举史上最热闹的一刻。戴均元与侄子戴心亭同登进士，又一同入选庶吉士。对一个县城家族而言，这不只是两张榜单上的名字，更意味着家族数十年积累，终于在朝廷的选才制度中集中显现。
戴氏祖籍安徽休宁。康熙年间，戴均元的父亲戴佩正式入籍江西大庾，家族也由此在南安府扎下根来。大庾在清代共出过七位进士，戴家便占了四人，分别是戴第元、戴均元、戴衢亨和戴心亭。
放在清代全国范围内看，这个数字并不算惊人。清代共举行文科考试一百一十二科，录取进士两万六千八百四十九人。江西作为传统科举大省，清代进士总数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七人，排名虽不及江苏、浙江、直隶和山东，却仍然人才密集。
戴家真正特殊的地方，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人才集中于两代之间，并且几乎都进入了翰林院。清代官场有“江西四戴”之称，正是因为这四人既有科名，又有文章，后来还分别在政坛和学界留下了名声。
戴第元是家族中最早考中进士的人。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他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他做过江南乡试主考，也担任过都察院江南道御史、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等职。
他的官位最高不过正四品，仕途称不上显赫。但戴第元博学多才，尤其擅长诗文，在当时文坛颇有声望。科举世家往往不只靠一代人的官职撑起门面，文章、门生和家学，同样是家族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四十年，戴均元和戴心亭同榜进士，叔侄二人又同时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同授翰林院编修。清代士人把“进士及第、点翰林”视为极高荣誉，戴家叔侄一次占据两个名额，自然成为当科佳话。
有意思的是，这场荣耀并没有停在这一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戴第元的次子戴衢亨参加戊戌科会试和殿试，夺得状元。父辈、叔父、兄弟先后登科，戴家由此从地方士绅之家，跃升为朝野瞩目的科举名门。
四位翰林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戴心亭才华出众，却在36岁时早逝，做官仅十年，最高任湖北学政。戴第元则长期以文章和学问著称，政治影响有限。真正进入清廷权力核心的，是戴均元与戴衢亨。
戴均元走的是典型的翰林入阁之路。散馆授编修后，他历任安徽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河道总督、左都御史，又先后担任礼部、吏部尚书。嘉庆、道光年间，他逐渐成为朝廷倚重的老臣。
道光元年，1821年，75岁的戴均元升任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79岁时，他上疏请求致仕，道光帝准其以大学士原品致仕，享受全俸，并赐御制诗。沿途各省官员奉旨护送，这种待遇在清代大臣中相当少见。
戴均元回到故乡后，皇帝仍多次赏赐。80岁时，道光帝赐匾祝寿；83岁时，又加太子太师衔。他最终活到95岁，成为清代大学士中最长寿者之一。
不过，他晚年也受到宝华峪陵寝渗水事件牵连。道光帝追究监修大臣责任，多名官员被革职或降级。戴均元当时已经致仕，因年事已高，处罚较轻，但这件事也影响了他身后的政治评价，未能获得谥号。
戴衢亨则是状元出身，仕途起点更高。散馆后授翰林院修撰，曾主持江南、湖南乡试。嘉庆年间，朝廷举行重大典礼，许多诏令和典制文字都由他撰拟，足见其文章与典章功底。
嘉庆十年，即1805年，戴衢亨出任兵部尚书，随后担任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军机大臣。他并非只凭状元名头立足，而是以谨慎干练、熟悉典章著称，逐渐成为嘉庆朝的重要辅弼。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巡幸五台山，戴衢亨随行。途经正定时，他因病返回京城，不久便在京师去世，终年57岁。嘉庆帝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评价相当优厚。
清代一门两位大学士的例子本就不多，戴均元与戴衢亨叔侄同为宰相级大臣，更使戴家声名达到顶峰。加上戴第元、戴心亭两位翰林，这个家族形成了“一门四翰林，叔侄两大学士”的格局。
但科举荣耀并不能自动延续。戴家第三代以后，家族声势逐渐下降。官场有进退，家业有盛衰，哪怕一门之中曾经车马相接、名士云集，也难以摆脱时代变化与家族传承的规律。戴氏最耀眼的篇章，恰恰集中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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