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缅甸仰光，中国驻缅甸使馆外聚集起大批示威者。使馆院墙内，外交人员和华侨代表神情紧张；院墙外，口号声、推搡声混成一片。局势很快失控，中国专家刘逸在骚乱中遇害，中缅关系由此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
这场冲突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背后既有缅甸国内的民族矛盾，也有两国对“革命影响”与国家主权的不同理解，更叠加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激烈政治氛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缅甸很快建立外交关系。缅甸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是较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两国都经历过殖民侵略，也都重视国家独立，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缅关系总体平稳。
不过，缅甸独立后的政治结构并不稳固。民族武装、地方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矛盾，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有隔阂。华侨华人虽然在当地经商、办学多年，却始终受到身份、财产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建立“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随后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政府强调民族国家意识，对外来政治思想保持高度警惕。到了1960年代中期，缅甸方面尤其担心中国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渗入本国。
当时，缅甸一些华侨学校和华人社团中，出现佩戴毛泽东像章、张贴相关标语的现象。对不少华侨而言，这既带有对祖国的情感，也带有时代政治烙印；但在缅甸政府看来，外国政治象征出现在本国学校和街头，已经触及主权与社会秩序。
缅甸官员曾向中方表达不满，要求停止向当地华侨发放和鼓励佩戴像章。中方则认为，华侨有表达自身感情的权利，不能因佩戴像章便遭到压制。双方的分歧没有及时化解，反而在学校冲突和街头对立中不断扩大。
有意思的是，最初的矛盾并非发生在使馆，而是与仰光的华侨学校有关。学生之间的冲突迅速被政治化，校内争执变成了族群情绪的碰撞。有人喊着“这是缅甸的土地”，也有人反复强调“华侨不是敌人”。几句争吵，很快演变为肢体冲突。
中国方面曾试图交涉：“学校问题可以谈，但不能把华侨整体当成政治威胁。”缅甸方面的回应则是：“缅甸是主权国家，境内秩序必须由缅甸政府维护。”这类话听起来都在讲原则，却没有留下多少缓冲空间。
冲突扩大后，仰光街头出现针对华侨的打砸和袭击，一些华人商店、学校受到波及。7月，示威者进一步冲击中国驻缅甸使馆。使馆是外交代表机构，驻在国负有保护义务；但在国际法上，使馆并不等同于派遣国领土，常说的“外国领土”只是便于理解的通俗说法。
正因为如此，示威者冲入使馆或在使馆周边实施暴力，性质极其严重。骚乱中，中国专家刘逸被杀害，另有中国外交和工作人员受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缅甸方面追查凶手、保障使馆安全并赔偿损失。
事情传到北京后，愤怒情绪很强烈。中国国内有人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措施，甚至提出召回人员、降低外交关系级别。但外交关系一旦中断，华侨安全、边境稳定以及两国长期合作都会受到冲击，因此处理中仍留有余地。
缅甸政府同样不愿把局面推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它一方面对街头反华情绪采取了利用和默许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公开承担冲击外国使馆、导致人员死亡的后果。事态扩大后，缅甸方面向中方解释，试图把事件定性为民间骚乱，而不是政府有组织的行为。
中方没有接受轻描淡写的说法，但也没有让冲突继续升级。经过交涉，仰光的骚乱逐渐平息，缅甸政府加强了对使馆周边的控制。两国外交关系没有正式中断，不过互信已经受到重创，双边往来明显减少。
此后多年，中缅关系进入低潮。两国仍保留外交渠道，但高层互访减少，经贸和民间交往也受到影响。缅甸国内对华侨华人的政策继续收紧，华侨学校、报刊和社团的活动空间被压缩，许多人逐渐离开缅甸或改变经营方向。
1976年奈温访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78年邓小平访问缅甸，两国关系进一步回暖。那次访问并没有抹去1967年的伤痛，却重新打开了两国沟通的大门。仰光使馆遭冲击和中国人员遇害，最终没有演变成中缅断交，关键就在于双方都认识到：街头情绪可以失控，国家关系却不能任由失控的情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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