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南京江宁湖熟，58岁的陶和寿站在故乡街头，手里攥着父母留下的零碎线索。他此行没有带来一件遗物，也没有见过父母的照片，只想弄清楚：当年那场突袭究竟发生在哪里，父母又是怎样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
乡亲们很快认出了他。
“你就是小园子？”
“你还活着啊！”
一句话，让陶和寿多年未曾触碰的身世，突然有了具体的重量。
陶和寿出生于1942年。父亲陶家齐1890年出生在江宁湖熟，早年读过私塾，做过学徒，也当过兵。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参加十九路军抗击日军，一次战斗中被炸伤耳朵，此后落下终身耳聋。
伤势迫使他离开前线，回到家乡谋生。后来，他在地方担任文书，又做过乡长，是湖熟一带颇有声望的人物。这样的身份，本可以让他远离危险，但南京沦陷后，眼前的惨状改变了他的选择。
1937年日军侵入江宁，交通要道和集镇相继失守。日伪军烧杀抢掠，百姓四处逃难。陶家齐无法拿起枪重新上前线，便把愤怒写进日记，也把自己熟悉乡里的优势用在了抗日斗争上。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时，他看到了坚持下去的希望。新四军进入江宁后，需要在敌占区建立可靠的联络渠道，掌握日伪军的调动、据点和巡逻路线。陶家齐没有只停留在口头支持，很快承担起秘密情报工作。
他耳朵虽然听不清，消息却十分灵通。凭借地方关系，他不仅了解湖熟日伪军的动向，还利用熟悉的社会关系，把情报触角伸向敌人内部。
为了抗战，陶家齐把长子陶和庆从上海叫回。那时陶和庆只有15岁，父亲又动员侄儿潘泽松参加抗日活动。一个家庭，就这样被卷入了敌后斗争。
频繁活动也带来了危险。日伪军开始盯上陶家齐，他只得不断更换住处。原先照料他的保姆不愿继续冒险，江宁地下组织便四处寻找可靠人选。
朱维珍就是在这时走进陶家的。
那时的朱维珍刚刚失去丈夫和儿子，孤身一人，整天沉浸在悲痛中。邻里替她寻找活计，她来到陶家后，逐渐接触到抗日工作，也在陶家齐的影响下重新振作起来。
她不只是照料生活，更替陶家齐分担了许多风险。两人在战乱中彼此扶持，感情日渐深厚，后来在新四军领导见证下结为夫妻。陶和寿，便是他们在抗战岁月里留下的孩子。
然而，孩子还没来得及记住父母，灾难已经逼近。
1942年，陶家齐担任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赤山区区长，抗日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身份变化意味着责任更重，也意味着日伪军更加急于除掉他。王一凡等地方领导曾提醒他尽快转移，但陶家齐认为，林家庄四面环水，只有一条小路进村，敌人不容易突袭。
遗憾的是，他低估了敌人的侦察能力。
1943年中秋，陶家齐带着几名游击队员经过林家村。想到这天正是小儿子陶和寿一周岁生日，他决定留下。长子陶和庆也回到了家中，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危险已经从水路靠近。
日伪军避开了陶家齐布置的眼线，绕道新昌桥，乘小船包抄林家村。当天夜里，陶家人正在为孩子庆生，院门突然被踹开，持枪的敌人冲了进来。陶家齐和朱维珍被捕，陶和庆趁乱逃走，陶家的房屋也被纵火焚烧。
混乱中，一名藏在村里的通讯员准备撤离，却被敌人发现。陶家齐立即高声掩护：“他就是个放牛的，抓他有什么用？”
敌人信以为真。
通讯员脱身后冲回火场，从烈火中抱出仍在襁褓里哭喊的陶和寿。他不敢久留，赶到河边，将孩子放进木盆，借水流把孩子送走，随后才匆匆赶去报信。
另一边，陶家齐夫妇先后被押往郭庄庙、湖熟等地。日伪军逼问新四军领导和陶和庆的下落，严刑拷打之下，两人始终没有吐露情报。
他们牵挂的，只有刚满周岁的孩子。
1943年，陶家齐53岁，朱维珍37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没有屈服，最终英勇牺牲。乡亲们将他们安葬在湖熟附近刘家庄东北角的老坟山上。
顺河漂下的陶和寿，被路过的陶王秀发现。老人不忍把孩子丢在水边，便抱回家中，用米汤一点点将他养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搜捕新四军家属，在地下组织帮助下，陶王秀又带着孩子逃到南京三元巷，以做小生意为生。
陶和寿从小知道父亲是烈士，却不知道父母牺牲的细节。几十年里，父母的名字像一扇紧闭的门，门后究竟发生过什么，只能靠别人的讲述慢慢拼接。
2000年，他终于回到湖熟。老人们说起林家村的火光、河中的木盆和陶家齐夫妇被捕后的表现，有人甚至记得那个被救出的婴儿。
这一次，陶和寿听到的，不再只是烈士后代的称呼，而是父母留在故乡的最后一段真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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