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6日凌晨，上海华东医院，陈赓在病榻上走完了58年的人生。弥留之际，他把妻子傅涯叫到身边，没有交代军务，也没有谈身后安排，只说：“有两件事，我怕你承受不起。”
这句话听起来沉重，陈赓却尽量说得轻松。傅涯后来回忆，那时的陈赓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脸上仍带着惯有的笑意，仿佛不是在交代遗言，而是在和家人说一件寻常小事。
陈赓一生经历过枪林弹雨，也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对他而言，最难承受的打击，并不只是战场上的危险，而是两次婚姻中留下的深重牵挂。
1938年春，陈赓在八路军第129师任职。多年未见的王根英即将经过部队驻地，他一早便换上整洁军装，刮掉胡子，还特意整理了头发。
王根英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后因被捕入狱。国共合作后，在周恩来等人的交涉下，她获释并前往延安，随后申请到抗日前线工作。组织考虑到她与陈赓夫妻久别，安排她前往后方时，特意让她经过陈赓所在的386旅驻地。
那次相逢十分短暂。两人谈了什么，后来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但陈赓反复叮嘱妻子注意安全，还说等战争结束，夫妻总能过上安稳日子。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9年3月8日，日军突袭王根英所在驻地。转移途中，她发现装有重要文件和经费的挎包没有带走，便返回取回。为了不让资料落入敌手，她先设法销毁文件，随后遭遇日军搜捕。
王根英身负武器，寡不敌众，最终牺牲。她当时只有30岁。消息传到陈赓那里后，这位在战场上以果断著称的将领久久不能平静，并在日记中写下：“三月八日，是我最悲痛的日子。”
这份悲痛伴随了他很久。有人曾劝他重新成家，陈赓却一一回绝。他说：“我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他甚至决定为王根英守节三年。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常见，但陈赓并不在意别人如何议论。
他还托人寻找自己与王根英的孩子陈知非。战乱中的上海消息闭塞，寻找并不顺利。对陈赓来说，失去妻子已经是无法弥补的痛，他不愿再让孩子失去父亲的牵挂。
1940年，陈赓因腿伤复发到蟠龙镇休养。那时他的行动不便，生活也缺少照料。抗大文工团团长王智涛将他接到家中暂住，妻子吴静与傅涯是同学，便动了撮合两人的念头。
一次，傅涯和几名女同志到王智涛家取演出道具，意外见到了陈赓。年轻人对这位战斗英雄颇为好奇，围着他问个不停，连取道具的事情都忘了。
等人离开后，王智涛笑着问：“刚才几个姑娘，你觉得哪个合眼缘？”陈赓沉默片刻，答道：“中间那个。”
中间的姑娘，正是傅涯。
有意思的是，陈赓最初并没有立即接受这段感情。他认为，王根英刚刚牺牲不久，自己若仓促再婚，既是对亡妻的不敬，也可能让傅涯受到委屈。傅涯当时也有婚约，两人的关系因此没有马上确定。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人逐渐了解彼此。1943年2月25日，陈赓与傅涯在129师师部举行婚礼。婚后，傅涯仍有自己的工作，夫妻二人长期分居并不少见。陈赓很少把妻子看作自己的附属，而是尊重她作为革命工作者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担任军队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职务，工作强度很大。早年战争留下的腿伤，加上长期劳累，使他的身体不断恶化。1960年以后，他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曾多次出现危险症状。
傅涯劝他减少工作，陈赓却总说事情还没办完。病情发作后，他前往上海疗养，傅涯得知消息，立即赶去陪伴。两人最后一次谈话，便发生在这段住院期间。
陈赓对傅涯说：“第一件事，我恐怕熬不过去了，以后你到了更年期，我就没法哄你了。”这句话带着玩笑意味，却正说明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
随后，他又说：“第二件事，王根英是个好同志，她不应该被人遗忘。”
这才是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事。陈赓担心自己离开后，后人只记得他的名字，却忽略王根英为革命付出的牺牲。傅涯含泪答应了他。
陈赓去世后，傅涯整理相关资料，编辑出版陈赓日记，并撰写、整理有关王根英的材料，使这位牺牲于抗战前线的女共产党员，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经历。两件“承受不起”的事，一件是生离死别，一件是不能让故人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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