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晋冀鲁豫解放区，陈锡联刚从定陶战场回来，部队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的不是庆功宴，而是刘伯承、邓小平接连不断的严厉批评。
定陶战役打得漂亮。9月3日至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兵力，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被俘。陈锡联指挥的部队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这场胜利不仅重创了对手，也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部署。
消息传开后，陈锡联和部下难免有些自豪。那时正值中秋前后，战士们连续作战，缴获不少物资，个别部队开始出现纪律松弛的苗头。有人擅自拿群众物品，有人借宿时挑拣条件，甚至把战场上的胜利当成了可以放松要求的理由。
问题并不在一块月饼、一个住处，而在于部队究竟为谁打仗。
中秋当天，刘伯承先作了批评。陈锡联听着听着，才发现事情并非一般的战后提醒。傍晚，邓小平登台讲话。陈锡联照例上前，想和老领导握手，邓小平却板着脸，没有伸手。
邓小平平时待人直接，和干部战士见面常常握手寒暄。但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讲情面。那天的讲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核心只有一件事：打了胜仗，更要守住群众纪律，不能因为一场战斗的成功，就忘了部队的根本。
陈锡联起初心里不太舒服。他打了胜仗，没听到几句表扬，反而成了被批评的对象。可听到后来，他逐渐明白，邓小平批评的不是定陶战役，而是胜利之后可能滋长的骄傲情绪。
“仗打赢了，规矩不能丢。”这句话，陈锡联记了一辈子。
陈锡联的军旅生涯，起点并不显赫。他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家庭贫寒，父亲早年在矿场做工时去世，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少年时期，他曾在地主家放牛，挨打受骂是常事。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很早就懂得，穷苦人要改变命运，不能只靠忍耐。
1930年，15岁的陈锡联参加红军，进入徐海东所部。因为年纪小、个头不高，他起初并不被看好。可战场不看年龄，关键看胆量和执行力。陈锡联敢冲、敢担责任，很快从一名“红小鬼”成长为基层骨干，并于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他在艰苦行军和连续作战中迅速成熟。年轻的陈锡联已经显露出指挥才能，但性格中的急躁、好胜，也需要长期磨炼。邓小平后来对他的影响，恰恰不只是教他怎么打仗，更是教他怎样带队伍、守纪律。
1937年11月8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摧毁日军飞机二十余架，有力支援了忻口战场。陈锡联因此声名大振。次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两人在山西相识。
邓小平曾评价陈锡联能打仗，是个将才。陈锡联也很快感受到，这位政委并不满足于让部队“敢打”，还要求部队“会打、能守、守纪律”。1939年3月的神头岭战斗中，陈锡联部队没有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只啃了骨头，没吃上肉。”
邓小平没有简单安慰，而是告诉他，骨头也要啃得有劲，真正的硬仗不会少。没过多久，响堂铺伏击战打响，陈锡联部队担任主攻，取得了较大战果。邓小平用“有吃肉的胃口，也有啃骨头的劲头”评价他，既是表扬，也是提醒。
这种提醒贯穿陈锡联的军旅生涯。邓小平欣赏他的果断，却始终防止他把果断变成鲁莽，把胜利变成骄傲。定陶战役后的中秋训话，正是这段师生般关系的一次集中体现。
第二次没有握手，发生在重庆解放后。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陈锡联承担了地方接管和城市治理工作。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突然要面对财政、治安、交通、住房等一系列城市事务，难度不亚于打一场硬仗。
当时，少数部队人员出现争占住房的现象。陈锡联负责重庆工作，邓小平得知后，把有关干部叫到住处谈话。那是一幢并不宽敞的小楼，邓小平住在一楼，刘伯承住在二楼，房屋条件也很简朴，刘伯承的房间还存在漏雨问题。
邓小平指着住所说：“干部战士不能只想着自己住得舒服，老百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能先抢房子？”
陈锡联当时没有辩解。他知道，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住房纠纷，而是新政权建立后，人民军队能否保持本色的大问题。后来，他立即整顿纪律，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理，重庆部队的风气很快得到纠正。
从放牛娃到红军干部，从阳明堡战斗到定陶战役，陈锡联一直以敢打著称。可是，真正让他受益终身的，未必只是那些漂亮的战例。邓小平两次拒绝握手，实际上是在胜利和权力面前，提醒他始终保持清醒。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先后担任重庆地方领导职务、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年仅40岁。“十四岁当红小鬼，四十岁成上将”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鲜明印记。
邓小平复出后，陈锡联仍在军队和国家工作中支持各项部署。1980年，他主动辞去职务。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陈锡联深受触动。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晚年谈及邓小平时，他常说，老领导的批评很重，却让自己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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