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爱新觉罗·溥仪坐在特赦大会现场。宣读名单前，礼堂格外安静。这个曾经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人，此刻和其他在押人员一样，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列入名单。十年改造，身份早已被剥离，过去的称号也不能替代现实中的表现。直到“爱新觉罗·溥仪”几个字传来，他仍愣在那里。弟弟溥杰提醒了一声，他才起身走向前台，接过那份特赦通知。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释放。对溥仪而言，它意味着从战犯管理所走向社会，也意味着必须学习如何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过去那套宫廷礼仪、称谓和生活方式，在新的环境里都失去了实际意义。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供人围观的“末代皇帝”，而是考虑怎样让他真正适应普通人的生活。溥仪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从浇水、清扫做起，再逐渐接触松土、播种、剪枝和嫁接。
工作并不体面，却很具体。
植物园里的同事知道他的来历，但没有刻意捧着他，也没有故意冷落他。溥仪刚开始做事小心，生怕自己哪里不合规矩。相处久了，他发现同事们谈论的多是花木、工资和家常事，没人愿意天天围着他的旧身份打转。
他便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浇水时间、花木习性和工作心得一项项记下来。过去，他的生活由太监、侍从和管事人员安排；此时，他要亲手整理床铺，按时上班，靠劳动换取报酬。这种变化看似平常，实际是一次彻底的生活重建。
有意思的是，溥仪后来随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旧身份又被提起。周恩来向来宾介绍说：“这是中国过去的末代皇帝。”翻译之后，溥仪接过话头，语气很认真：“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今天是重生后的溥仪。”
外宾一时没有完全听懂。溥仪随即解释，他曾经是清朝末代皇帝，但现在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话说得直白，甚至带着几分严肃，现场却响起掌声。周恩来带头鼓掌，外宾也纷纷叫好。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重生”二字有多新奇，而在于它把两种身份清楚地分开了：一个属于旧时代的皇帝已经结束，一个接受改造、参加劳动、履行公民责任的溥仪正在生活中重新建立起来。
离开植物园后，溥仪于1961年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弟弟溥杰后来也调到这里，两人偶尔下棋、聊天。溥仪对旧宫廷生活有亲身经历，这些经历也成为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一部分，但他不再以帝王口吻谈论过去，而是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整理材料。
周恩来还关心他的婚姻问题。毛泽东曾在交谈中劝他成家，周恩来也多次询问他的打算。溥仪早年婚姻经历复杂，对再婚一直谨慎，并不是一句劝说就能改变想法。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护士李淑贤，两人经过接触，于1962年结婚。
婚后的生活有争执，也有照料。溥仪会去接妻子下班，并着手撰写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并非单纯怀旧，里面既有宫廷生活的细节，也包含他对个人经历和历史责任的反思。
1964年，溥仪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一个曾经的皇帝、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最高名义统治者来说，能够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政治协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旧日权力的社会认可。
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很快恶化。1964年被查出肾癌并伴有尿毒症后，周恩来曾安排专家会诊，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
他的后事没有按照帝王规格办理。家属商议后决定从简，遗体火化，骨灰暂存八宝山。1980年，溥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骨灰盒上的称谓写着“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
1995年，经李淑贤同意，溥仪骨灰迁葬河北易县华龙皇家陵园，墓地距离光绪帝崇陵较近。墓碑上没有恢复皇帝称号，留下的仍是那个经历清朝覆亡、伪满时期、战犯改造和普通劳动生活的人名：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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