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会场内，41岁的荣毅仁即将面对一场并不普通的选举。这个名字，既属于申新纺织业，也属于上海工商界，更牵动着社会主义改造后民族工商业者如何参与国家治理这一问题。
荣毅仁能否当选，表面看是一个副市长职位的人选问题，实际上却包含着更深一层的考虑：一个出身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家，能不能进入人民政府，能不能在公私合营之后继续发挥作用，能不能成为国家与工商界之间的沟通纽带。
会前，毛泽东专门找陈毅谈了这件事。陈毅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对上海的工商界情况十分熟悉。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希望陈毅到上海，在党员干部中说明情况，支持荣毅仁当选。
毛泽东谈到荣家时，特别强调了两点。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有影响的一家，企业规模大，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荣家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实行公私合营，这件事本身就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番考虑，并不是临时起意。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就对部队提出严格要求：市区作战尽量不用重武器，部队不得进入民宅。有人担心，战场情况复杂，若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陈毅回答得很硬气：“说不入民宅，就不入民宅。”
上海解放后，几十万解放军指战员露宿街头，尽量不扰民、不进民宅。这种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荣毅仁正是在这一时期观察着上海的变化。作为荣氏家族成员，他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没有顾虑，但解放军的纪律和共产党的政策，使他没有选择离开。
陈毅接管上海后，很快就同工商界人士接触。他在座谈会上反复说明，政府希望企业恢复生产，也希望工商业者有问题直接提出来共同商量。对荣毅仁而言，这种态度比口号更有说服力。
有一次，荣毅仁托人邀请陈毅到家中吃饭，想借此汇报自己的思想和企业情况。消息传到上海市委后，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担心与资本家私人宴请往来会引发误解，也有人认为，这正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机会。
陈毅听完讨论后说：“吃一顿饭，难道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随后，他决定亲自前往。席间，他还半开玩笑地对荣毅仁说：“不要怕共产党，我们还要交朋友。”
这顿饭的意义，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双方有了面对面的交流。陈毅了解企业生产、工人生活和工商界的实际困难，荣毅仁也逐渐明白，政府并不是要简单地把民族工商业者排斥在国家建设之外。
上海工商联筹备期间，荣毅仁参与其中，并担任重要职务。对政府而言，这类组织既便于传达政策，也能让工商界反映问题。对荣毅仁而言，则意味着他开始从一个企业经营者，转变为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人。
1950年，荣毅仁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握住他的手，称他是“大资本家”，周恩来则把他称作民族资本家的“少壮派”。这些称呼听起来带有调侃意味，背后却是对其身份和影响力的直面承认。
1955年底，荣毅仁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再次同毛泽东深入交谈。那段时间，社会主义改造正在推进，工商界人士普遍关心企业前途和个人安排。荣毅仁也提出过一个关键问题：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造后，是否能够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毛泽东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称赞他“会用脑子、提问题”。这句话说明，荣毅仁并不是只会执行安排的企业家，他在认真思考企业制度变化，也在试图理解国家政策的长远方向。
1956年初，毛泽东到上海视察，专门前往申新九厂。此前，荣毅仁曾邀请毛泽东到厂里看看。毛泽东见面便说：“你不是让我来看看吗？我来了。”
他没有停留太久寒暄，而是直接走进车间，询问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申新九厂后来成为毛泽东多次视察上海时唯一参观过的公私合营工厂，这件事对荣毅仁触动很大，也表明中央对民族工商业改造并非只看产权变化，还重视企业能否继续生产、经营和发展。
因此，1957年上海选举副市长时，荣毅仁被提名，并不只是因为他家族有名、企业规模较大。更重要的是，他经历了从观望到合作、从企业家到工商界代表的转变，也在公私合营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
陈毅抵达上海后，在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没有把这件事讲成简单的“照顾”，而是说明荣毅仁在民族工商业中的代表性，以及上海需要探索如何管理和发展合营企业。
“荣毅仁应该不应该当副市长？”陈毅在会上这样发问。
会场很快响起掌声。
随后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正式当选上海市副市长。那一年，他41岁。这个任命让一位民族资本家进入地方政府领导岗位，也让上海在处理公私合营企业、团结工商界人士方面，拥有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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