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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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公元1062年,枢密副使包拯病重卧床,自知时日无多。他没有分田分产,只让儿子拿石匠凿了三十七个字,竖在堂屋东墙上。这些字后来被子孙一代代抄下来,刻进族谱。

九百多年后,一个在香港做航运生意的商人,偶然在宁波的一座藏书楼里翻到自己家的族谱,才发现自己是这个人的29代孙。那一年,他的船队吨位加起来,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船队还要大。

包拯留给子孙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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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包拯这份遗产到底有多深厚~

龙图阁学士,没留下一间像样的宅子

龙图阁学士,没留下一间像样的宅子

包拯是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考中进士,被朝廷任命去外地做官。可他父母年纪都大了,不愿意跟着儿子颠沛,包拯干脆辞了官,回家守着二老。等父母相继过世,他又在坟墓旁边搭了间草庐,守完丧期才重新出来做官。这一等,就是好些年。

后来他做过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多次弹劾朝中的权贵,后来当上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官做到枢密副使,算得上位极人臣。可《宋史》记载他的日常,说他虽然身居高位,穿的用的吃的,跟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

他在端州做官那几年,最能说明问题。端州出产一种名砚,天下闻名,历任知州都要借着进贡的名义,多征收几十倍的数量,转手孝敬京城的权贵,早已成了官场里心照不宣的惯例。包拯上任后,把这个惯例掐断了,只让工匠按朝廷要的数量生产,一块多余的都不准征。等他任满调走,箱子里连一方砚台都没有往家里带。

他跟夫人董氏过日子,家里没有歌舞助兴,也没有摆着什么珍玩古董。当时官宦人家流行养伶人、置办声色排场,包拯家里一样都没有。一个手握重权的高官,手里没攒下什么积蓄,家里也没置办多少田产房产,日后留给子孙的,实在算不上什么家底。

病榻上刻进石碑的三十七个字

病榻上刻进石碑的三十七个字

嘉祐七年,包拯在枢密院处理公务时突然病倒,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年六十四。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让儿子刻在石碑上,立在堂屋东墙,用来告诫后代:子孙里做官的人,谁要是贪污受贿被撤了职,就不许再回包家的老家,死了也不许葬进祖坟。不听这话的,就不是包家的子孙。

这段话说完,包拯又补了一句嘱咐,让儿子包珙把这三十七个字刻上石碑,竖在堂屋东边的墙上,用来告诉后世子孙。前面正文三十七个字,后面这句嘱咐十四个字,加起来正好五十一个字,字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没留一点转圜的余地。

这不是一句随口说说的场面话。包拯自己一辈子清廉,用这种近乎绝情的方式,把清白当成了包家人能不能算包家人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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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瞒下的那个孩子

儿媳瞒下的那个孩子

包拯六十岁那年,膝下依然没有能撑起门户的儿子。大儿子包繶早年娶了崔氏,做了个太常寺太祝的小官,两年后就病故了,只留下崔氏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包永年。眼看包家的香火要断在自己手里,包拯身边一个侍妾却在这时候离开了包府,谁也没多想。

这个侍妾走的时候已经怀了身孕,后来在娘家生下一个男孩。守寡的儿媳崔氏得知这个消息,偷偷把孩子接了回来,瞒着公公婆婆,一手把这孩子抚养长大。这些年里崔氏一直守着寡,没有再嫁,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着,从没走漏过一点风声。等包拯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在世,已经是好几年后的事了。这个孩子后来取名包绶,成了包拯唯一存活下来、真正延续血脉的儿子。

包绶长大后靠着父荫入仕,后来又得岳父文彦博举荐,一路做到通判。他一生守着清苦守节的准则,晚年赴任途中染病,死在了半路上,随身箱子里翻出来的,只有诰命文书、几本书和一些文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儿子包永年也是如此,官至崇阳县令,任上处事清正不扰民,四十一岁病逝,家里人清点遗物,发现几乎一无所有,连办丧事的钱,都是两个堂弟凑出来的。父子祖孙三代,把石碑上那三十七个字,一字一句活成了自己的日子。

天一阁里那本族谱

天一阁里那本族谱

时间跳到1984年10月。已经离开家乡多年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访问,参观了当地藏书楼天一阁。工作人员听说来的是包玉刚,特意捧出一套珍藏的包氏宗谱给他看。

包玉刚顺着族谱往上翻,越翻越心惊——谱上写着,他这一支的先祖,是北宋末年跟着朝廷南迁、辗转定居宁波的包家后人,此后子孙在这一带一代代繁衍下来,早已远离了合肥老家。再往上追,源头正是九百多年前那位在开封府断案的包拯。族谱清清楚楚地标注着,包玉刚的谱名叫包起然,正是包拯的29代孙。

那一刻,包玉刚忍不住喊了出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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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包家29代孙的生意做得极大。他出生在宁波一个做小生意的商人家庭,后来到了香港,三十七岁那年创办环球航运公司,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把船队规模一路做到两百多艘。到1980年前后,他名下船只的总吨位超过两千万吨,比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所属船队加在一起还要多,业内都叫他世界船王

老达子说

老达子说

这个消息隔年就登上了报纸,此后不少海外华人跑到大陆各地翻族谱寻根。包玉刚后来出资帮宁波办起了大学,又给上海交通大学捐了图书馆,还牵头帮中国的船舶工业走出国门谈生意,一趟趟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直到晚年都没停下来。

石碑上那三十七个字,立在合肥老家的祠堂里,从北宋刻下那天算起,已经快一千年,没人再提起过要修改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