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广州城内，林则徐面对的并不只是鸦片走私问题，还包括一套并不把两广放在权力核心的官制秩序。两广总督坐镇广东、广西，手握军政，却长期被视作“边远之任”。这种观感，直到海疆危机逼近国门，才被迫改变。
清代所谓八大总督，并没有一张始终不变的正式名次表。人们所说的“排名”，更多是按照辖区的财赋、交通、军事和政治分量来衡量。直隶总督掌京畿，两江总督控江南财赋，地位自然靠前。相比之下，两广总督长期处在末位，并不是因为辖区不重要，而是因为清廷早期的判断标准，和后来的时代需求并不相同。
两广总督的辖区包括广东、广西，驻地在广州，名义上还兼有巡抚事务。放在今天，广东的经济与人口分量无需多说；但在清代，广东的优势主要体现于海贸，而朝廷评价地方，往往更看重粮赋、漕运和科举人才。
这就造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落差。广东临海，商贸活跃，却未必能在传统官僚体系中换来更高地位。清初长期实行海禁，对民间海外贸易多有限制，广州虽然保留对外贸易功能，但地方财富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朝廷眼中的政治资本。
广西的处境更为特殊。山地较多，交通艰难，开发程度有限，财政收入也难与江南省份相比。两广距离京师遥远，奏报、调兵和运输都要耗费较长时间。在以中原和运河为中心的治理格局中，远离政治腹地本身就是一种劣势。
赋税是另一把尺子。清代对各省有大致的大、中、小省之分，财政贡献是重要依据。广东虽有海贸，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库收入；广西则更难跻身富庶之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依靠成熟农业和水运体系，持续供应漕粮与税赋，两广在这方面明显逊色。
科举也影响地方声望。两广并非没有名臣和文人，广东更曾出现不少进士、状元，但从全国总量看，仍难与江南和中原相比。清代官场重视科名，某地若既不是漕粮重地，又缺少大批高等功名出身者，朝廷对其政治评价自然不会太高。
两广总督的建置本身，也经历了反复调整。顺治年间，相关职名尚不稳定；康熙时期，广东、广西一度分置总督；雍正初年，广西还曾划入云贵总督的管辖范围。直到雍正十二年，也就是1734年，两广总督的辖区和名号才基本固定下来。
名号确定，并不意味着待遇立即提高。总督本为正二品，雍正年间形成定制后，部分总督可加兵部尚书衔，并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这样的加衔，意味着更高的朝廷信任，也意味着调兵、监察和处理地方军政事务时拥有更强的名义。
在乾隆以前，能够例加兵部尚书衔的总督并不普遍，直隶、两江、云贵等重要位置往往更受优待。乾隆十三年以后，总督多例兼右都御史衔，但兵部尚书衔仍需区别办理。两广总督直到乾隆十四年才开始兼右都御史衔，至乾隆四十八年才正式加兵部尚书衔，确实是八大总督中最晚者。
这项差别很能说明问题。清廷并非看不到广州的海防价值，而是在很长时间里，仍把西北边患、京畿安全和江南财赋放在更前面。直到西方海上力量不断逼近，广东才从“边远海疆”变成帝国的正面门户。
道光以后，两广总督的处境开始急剧变化。海上冲突、鸦片贸易、地方会党和财政困难接连出现，广州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行政中心，而成了清廷处理中外关系的前线。职位看似显赫，实际责任却比过去沉重许多。
林则徐在禁烟和战争事务中承受巨大压力，邓廷桢也因战局与政局受到牵连。到了咸丰年间，叶名琛任两广总督时，广东又陷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风暴。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叶名琛被带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那里去世。
更早的嘉庆年间，宗室出身的吉庆也曾在两广任职期间发生自尽之事。一个职位，接连与海患、内乱和官场失势相连，换任频繁便不难理解。两广总督并非没有权力，而是权力越大，所处的风险越集中。
所以，这个“排名最末”的总督职位，真正尴尬之处不在辖区贫弱，而在于它长期没有得到与战略位置相称的制度评价。等到朝廷终于意识到广州的重要性时，西方列强已经把压力直接推到了城门之外。原本最晚加上兵部尚书衔的两广总督，也由此成为清末最难做、最易出事的封疆大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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