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底，中原突围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敌军多路合围，负责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只有七千余人，身后还带着伤员和机关人员。地图摊在膝盖上，皮定均反复查看山沟、河流和道路，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这支部队必须把动静闹大，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从主力身上引开。皮定均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利用夜色和地形连续穿插，故意制造部队仍在原地集结的假象。敌军判断失误，给了皮旅撕开包围圈的机会。
那一仗损失并不小，却完成了极为关键的牵制任务。多年后人们谈起皮定均，往往会提到这次突围。但在他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之前，曾因一件“抓俘虏”的小事，被刘伯承当面训得抬不起头。
事情发生在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
当时，八路军第129师需要尽可能获取日军俘虏，以便了解敌军部署、交通运输和据点防御情况。皮定均担任第五分区司令员，接到命令后，立即安排部队寻找机会。
问题在于，第五分区平时主要承担破袭交通线、袭扰据点等任务。战斗讲究突然和迅速，打完就撤，真正能够控制住活口的机会并不多。派出的侦察人员忙了几天，始终没有获得理想结果。
皮定均性格果断，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认为，既然普通侦察难以奏效，不如到敌人最容易出现的地方设法下手。于是，他带着十多名战士，把目标放在一座日伪军设防的火车站附近。
火车站不大，警戒却不松。站内有日军值勤，周围还有伪军活动。若是发动突袭，解决几个敌人并不算太难，可这次的任务是抓活的。日军军官一旦发现无法逃脱，可能自杀，也可能引爆随身武器，风险很高。
皮定均没有急着动手。他观察了敌人的换岗时间和进出路线，又同身边的战士商量，决定反过来利用日伪军的惯性判断。
几名战士化装成伪军，押着“八路军俘虏”走向车站。被押在中间的人，正是换了装束的皮定均。这个场面很像日伪军平日押送俘虏的情形，值勤人员没有立即起疑。
一名日军军官走近查看，注意力集中在“俘虏”身上。就在距离拉近的一瞬间，皮定均突然出手，身旁战士同时控制住对方。整个过程很短，其他人员来不及组织抵抗，这名日军军官便被带离了车站。
审讯后，众人才知道抓到的不是普通军官，而是一名日军中佐。消息传到师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难得的战果。刘伯承听到后，最初也十分重视，立即要求把俘虏送来，以便从其口中获取敌情。
但当他得知，这次行动竟是皮定均亲自带队时，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皮定均赶到师部时，还以为师长会表扬自己。刘伯承没有绕弯子，直接问：“俘虏是你亲自抓的？”
“是，我带人去的。”
刘伯承拍了桌子：“你是分区司令员，怎么能把自己当侦察员用？司令员出了意外，整个分区谁来指挥？从现在起，司令员不要干了，去当排长！”
这番话听起来重，实际批评的并不是抓俘虏本身，而是皮定均把指挥员的职责抛到了一边。战场上的勇敢固然重要，可高级指挥员不能只凭个人胆量解决问题。一个司令员亲自混入敌占区，成功了是战果，失败了便可能导致整个区域失去指挥。
更让刘伯承生气的是，这不是皮定均第一次犯同样的错误。1939年，他在129师特务团任职时，也曾接到侦察敌情的任务，却没有派人执行，而是亲自化装出城。途中被汉奸认出，险些遭到围捕。
那次侥幸脱险后，刘伯承已经严厉批评过他。没想到一年之后，皮定均又把自己推到了最危险的位置。刘伯承所谓“让你去当排长”，其实是在提醒他：职位越高，越不能把个人安危置于部队安危之上。
皮定均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承认自己有逞强和急躁的毛病。刘伯承没有因为他立了功就放松要求，反而把这件事讲得更透：优秀指挥员不只是敢冲，还要会用人、会判断，更要懂得保全自己，以便持续指挥部队。
这次训斥之后，皮定均的作战方式确实出现变化。1941年，他曾带队深入敌区侦察，获取武安一带的重要情报；1943年林南战役中，他在统一部署下指挥部队连续出击，攻占多处日伪军据点。敢打敢拼依旧保留，但不再轻易把自己置于第一线冒险。
这种变化，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表现得更加明显。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皮定均把精力放在判断敌情、选择路线和调配兵力上，亲自勘察地形，却没有再把自己当成普通侦察兵使用。个人勇气开始服从整体部署，指挥员的价值也由此真正显现出来。
1955年授衔时，皮定均原定为少将。毛泽东看到名单后，认为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应当得到更高评价，作出“皮定均有功，少晋中”的批示，皮定均由少将改授中将。
1969年，皮定均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军中后来称他“皮老虎”，并不只是因为脾气直，还因为他办事果断、要求严格。一次前往空军基地，约定早晨8点起飞，相关人员迟迟未到，他没有继续等候，按计划下令起飞。对时间和纪律的坚持，成了他治军风格的一部分。
从当年亲自抓捕日军中佐，到后来指挥大部队突围，皮定均身上始终有一股敢于承担的劲头。刘伯承的那顿骂，留下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上下级冲突，而是一个战场规律：普通战士可以冲在最前面，统领部队的将领，则必须让每一次冒险都服务于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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