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8年至前207年间，巨鹿战场上，秦军主力围困赵军，楚军将领项羽率部渡过漳水。上岸之后，他下令凿沉船只，砸破炊具，只带三天口粮。将士们没有退路，项羽也把自己的退路一并切断了。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破釜沉舟”。它并不只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成语，更是一场极具风险的军事决断。秦军章邯、王离部众号称数十万，楚军兵力远少于对手。项羽却抓住秦军久战、赵军被围的弱点，以猛烈突击撕开包围圈，连续作战，迫使诸侯军重新振作。
《史记》记载，诸侯军起初都躲在营垒里观望。楚军与秦军交战时，各路将领“莫敢纵兵”。等到项羽击破秦军，诸侯将领才纷纷下马拜见。战场上的胜负，改变了军队之间的心理位置，项羽也由此成为反秦阵营中最有威望的将领。
项羽的厉害，先在于他敢于承担最危险的局面。项梁战死后，楚军内部出现动摇，宋义奉楚怀王之命率军救赵，却在安阳停留不进。项羽认为战机稍纵即逝，曾劝宋义迅速出兵，未被采纳。随后，他杀死宋义，接管楚军。
这件事不能简单说成“英雄一怒”。从程序上看，项羽确实越过了楚怀王的授权；但在秦军压境、赵军危急的情况下，他用非常手段夺取指挥权，再以巨鹿一战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军队往往只服从能带来胜利的人，项羽恰恰在那一刻建立了绝对威信。
他的勇力也确实罕见。司马迁说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扛鼎”带有史家叙事和英雄化色彩，不能据此精确推算他能举起多少重量，但项羽身材高大、体力惊人、临阵勇猛，应该是可信的。秦末战乱中，个人武力仍能直接影响军心，项羽在这方面几乎无人可比。
有意思的是，项羽并非只会冲锋。公元前205年，刘邦趁项羽率主力进攻齐地，联军攻入彭城。项羽闻讯后，舍弃辎重，带三万精兵疾驰回师，从萧县一带突袭汉军。刘邦军队数量占优，却被楚军击溃，史书记载汉军死伤甚众，睢水为之不流。
这场彭城之战，充分显示出项羽对速度、突袭和士气的运用。他没有等待各路援军，也没有按常规整顿大军，而是以精锐部队直插敌军腹心。三万击败数十万的说法，含有史书的夸张成分，双方兵力数字也存在争议，但楚军以少数精锐迅速击溃汉军主力，确是楚汉战争中的经典战例。
项羽还有一种刘邦难以复制的个人号召力。二十多岁起兵后，他接连参与反秦作战。秦军名将章邯曾击杀项梁，楚军一度失去依靠，可项羽在巨鹿重新聚拢人心。诸侯愿意听命，并不只是因为楚怀王的名义，更因为他们相信项羽能在战场上取胜。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项羽进入关中后，主持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当时他年仅二十六岁左右，能够凭借军功和威望成为诸侯盟主，这种崛起速度，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极为少见。
然而，军事上的无敌，并不等于政治上的成熟。项羽尊楚、重贵族、信亲近之人，分封时更看重旧部与身份，导致田荣、陈馀等势力不满。韩信后来评价项羽，说他待人恭敬慈爱，部下有病还会流泪分食，却在真正封赏时吝惜爵禄。这个判断很尖锐：项羽有情感上的仁厚，却缺少制度上的公平。
鸿门宴也是如此。范增看出刘邦可能成为大患，多次示意项羽下决心，项羽却迟疑不定。项庄舞剑之后，刘邦得以脱身。项羽不是看不出危险，而是不愿在宴席上直接杀死曾共同反秦的盟友。这种“妇人之仁”后来被反复批评，但它也说明项羽的决策常被个人情绪和贵族礼法牵制。
咸阳失守后，项羽烧毁宫室，杀降卒，坑杀秦军降卒等行为，使他在民心和政治声望上付出沉重代价。巨鹿的果断，在关中变成了残酷；战场上的威慑，到了治理天下时便难以转化为秩序。刘邦善于吸纳人才、约束部下，项羽则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这成为两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到了公元前202年，垓下被围，项羽夜闻四面楚歌，突围至乌江。乌江亭长劝他渡江，项羽却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句话既有英雄气，也有无法摆脱的自尊与悲剧性。
虞姬是否确有后世戏曲所描绘的全部故事，史料并不充分；但《史记》确实记下了垓下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项羽在最强盛时能以少胜多，在最艰难时也亲自突围作战。他败给的不是勇气，而是把勇气当成了治国和用人的全部本钱。
项羽三十岁左右结束一生，战绩、性格与结局彼此纠缠。他不是所谓“从未失败”的神人，巨鹿、彭城证明了他的军事天才，鸿门宴、分封与垓下则暴露了他的政治短板。也正因为胜得猛烈、败得彻底，这位西楚霸王才在《史记》中进入“本纪”，成为秦汉之际最难以用一句话说尽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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