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北京，钟伟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原本没有出现在庐山会议名单中的他，因为会议形势变化，被卷入一场针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之中。真正让他站出来的，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清楚知道，有些所谓“历史问题”，与事实根本不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钟伟当时随代表团访问苏联，并非会议核心成员。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者包括在京高级干部、军事机关人员以及各部队选派人员，规模远超一般军内会议。

会场上的气氛很快变得紧张。许多干部虽然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却不愿对彭德怀、黄克诚展开具体攻击。两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战功和资历摆在那里，突然被说成“反党”，不少人心里并不服气，只是选择了沉默。

变化出现在吴法宪发言之后。他提出两件所谓旧案：一件牵涉黄克诚在苏北新四军时期的经济问题，另一件则指向红军长征期间一名连长被处置。话一出口，会议现场立即出现议论。

钟伟听到后，情绪十分激动。原因很简单，这两件事他都接触过，甚至是重要的知情者。如果继续沉默，等于默认了这些说法；若当场反驳，又很可能被视为“对抗会议”。

休息时，有老战友劝他少说几句，最好以“年代久远，记不清楚”为由搪塞过去。钟伟没有接受。他参加革命多年，打仗时敢担责任，到了会议上，也不愿把黑白问题交给含糊其辞来处理。

会议重新开始后，他直接指出，吴法宪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于那名连长，钟伟回忆，红军攻打娄山关期间，战斗异常激烈，有人临阵脱逃，还企图拉走战士。此人被捕后，部队按照战场纪律处理，并不是无缘无故杀害一名干部。

这件事发生在生死关头。前线枪声不断，部队如果放任逃兵和动摇者继续活动，极有可能造成更大混乱。钟伟的说明，实际上是在强调当时的军事环境，而不是替任何人掩饰。他认为，不能把战场处置简单剪裁成一桩孤立的罪行。

涉及黄克诚的所谓“私藏黄金”问题，钟伟同样提出反驳。他了解相关情况，知道这种说法缺乏可靠依据。于是，他在会上说：“现在是有人别有用心，想要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

这句话并不长，分量却很重。在那种批判气氛下，公开替被批判者说话，本身就意味着承担风险。钟伟发言后不久，便被以“扰乱会议秩序”等理由带离会场。彭德怀当时也在会场，据回忆，他注意到了钟伟的遭遇，心情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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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因此受到严厉处理，后来被调离部队，转到安徽省农业厅工作。对一名长期在军队任职、以战场指挥见长的将领来说，这种安排无疑是巨大变化。但他没有借故消沉，也没有利用过去的资历谋求特殊照顾，而是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逐步展开。黄克诚重新受到组织重用，并参与老干部平反和党风建设工作。钟伟的问题也得到重新审查。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批准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办理，相关待遇得到恢复。

有意思的是，平反之后的钟伟仍闲不住，曾向黄克诚表达过想重新工作的愿望。黄克诚了解他的性格，笑着劝道：“你是个爱打仗的人，如今没有仗可打，还是安心休养吧。”

晚年一次见面，更能看出两人的关系。有人曾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跟随他人批评过黄克诚，后来专程登门道歉。黄克诚没有追究，只说事情已经过去，在当时环境下，有些人身不由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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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也在场，却提出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他认为，过去居住的房屋应当归还，尤其舍不得亲手栽种的蟠桃树。黄克诚听后当即批评他，指出公家房屋不能被视为私人财产。钟伟很快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接受了批评。

这件小事颇有意味。钟伟敢为老战友据理力争，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个人情感和愿望；他偶尔也会犯错，但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没有把功劳、资历当成特权。对子女的工作安排，他同样严格，不肯凭自己的身份替家人铺路。

1984年，钟伟病重，老战友前去看望，询问其家乡亲属是否需要组织帮助。他回答，家人都有手有脚，能够养活自己，不必特殊照顾。1984年6月24日，钟伟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