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不是普通的逃亡者。此前六年，他被日军强迫充当翻译，出入据点，听过命令，也见过许多普通人如何被抓走、审讯和杀害。跳下塔楼时，他身上还带着一本笔记，里面记着多年间亲眼所见和听闻的暴行。
一个月后，汤永祥辗转抵达根据地，将笔记交了出来。记录没有华丽的文字，许多地方甚至只有时间、地点和受害者姓名，却把阜宁城及周边地区遭受的苦难，一件件保存下来。
这本笔记中，最刺眼的内容，是日军施加于群众和抗日人员身上的十种刑罚。它们并非战场上的正常交锋，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报复与逼供。
1938年5月，日军在阜宁城小虹桥西侧挖出大坑，倾倒大量生石灰。俘虏和百姓被刺刀驱赶进去，随后又不断加石灰。有人把这处惨案称作“石灰祭”。据汤永祥记载，遇害者超过百人，后来仍有人被押入其中。
日军还制造过所谓“削面刑”。1939年5月，居民陆和被怀疑向抗日力量传递情报，日军将他埋在土中，用刺刀削去头皮。红庙渡口的摆渡老人张二伢子，也因被怀疑帮助抗日队伍运输物资，遭到同样残酷的折磨。
这些刑罚有一个共同特点：不需要证据，也不以查明事实为目的。只要被日军盯上，辩解往往没有意义。
1939年3月16日，益林园汇通装载行内，20多名群众被绳子捆成一串，日军将他们拖入河中，反复沉水、拉起，直至全部死亡。这样的“扎人串”后来并非只发生一次，受害人数据记录达到数百人。
1940年，阜城一名70多岁的张姓老人被指控通风报信，最终被剁成六块。同年7月，大堂巷居民石左甫又被诬陷袭击据点、协助放火，被铡刀夺去生命。日军把尸体丢入护城河，借此恐吓附近居民。
有意思的是，连替日军制作刑具的人也难逃厄运。1942年8月，木匠丁小聪奉命做出“木杠”。行刑时，受刑者的双腿被压在木杠下，日军用横木将其压断。刑具做成后，丁小聪反而成了第一个受害者。此后，抗日人员及其家属也被用这种方式折磨。
另一名农民胡秀本，本来只是被抓去挑运抢来的物资。东西送到据点后，他却被诬为游击队成员。日军用粗大的铁钉把他的手脚钉在墙板上，村民凑钱求情，军曹山木收钱后仍翻脸，命人继续敲击铁钉，直到胡秀本死亡。
对抗日人员，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1943年冬，游击队侦察员陈画眉被俘后，日军先用燃烧的香灼烧他的脸，见他不肯吐露情报，又放出军犬撕咬。这个被日军称作“军犬舞”的刑罚，实际上是蓄意虐杀。
1944年6月，几名穿白大褂的军医进入据点。日军把六套街上的泥瓦匠戴永正、铁匠夏如桢和店伙计邹万平抓来，谎称为他们注射预防针。三人昏迷后被摆上解剖台，遭到强行剖取骨骼、内脏等所谓实验，最终无一生还。
更令人发指的，是针对妇女的集体侵害。日军把这种行为称为“做花郎”，并将其当成惩罚和恐吓百姓的手段。1938年攻占阜宁后，老年妇女、尼姑和普通居民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莲花庵四名尼姑遭轮番侵害后被杀，尸体被丢在佛堂前。
同年夏天，日军在渡船口南边抓走12名妇女，用芦席隔出简陋庐舍，连续施暴。有人目睹日军离开后，屋内留下数具年轻女子的尸体。1939年，中三灶一带又有25名妇女被掳走，遭受侵害后被杀。
据汤永祥的笔记，从1938年至1945年，阜宁至少有1000名妇女遭到日军侵害。这个数字只是有记录的部分，许多家庭出于恐惧和羞耻没有留下姓名，真实受害者很可能更多。
1945年初冬，汤永祥翻过据点围墙时，身后是追击的枪声，身前却没有可以回去的家园。那本笔记最终保存下来的，不只是十种刑罚的名称，还有陆和、张二伢子、丁小聪、胡秀本、陈画眉等人的姓名，以及一座城在日军占领期间留下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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