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8日，浙江杭州，毛泽东会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两人谈话时，密特朗把中法关系形容成被一堵墙隔开。毛泽东没有回避分歧，只说了一句：“墙并不高，我们可以越过的。”

这句话并不是客套。那时，中法尚未建交，法国又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成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外交立场，层层叠叠地挡在两国之间。毛泽东看得很清楚，关系要破冰，不能只等对方改变，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单一渠道上。

毛泽东对法国的了解，早就不局限于报纸上的几段消息。拿破仑战争、法国土地制度、巴黎公社和法国宪政，都曾进入他的阅读和谈话范围。1950年土地改革讨论期间，他曾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及其以前的土地分配相对彻底。

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又要求中央同志参考法国1946年宪法，认为这是一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这些细节说明，毛泽东观察法国，并不是只看它属于哪个阵营，而是试图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性格、政治传统和行动边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法之间其实存在接触愿望。遗憾的是，法国受到美国政策牵制，同时中国正在支持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1954年5月7日，奠边府战役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处境发生变化。同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没有把外交只理解为政府之间的正式往来。1956年10月1日，他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工业化对成套设备、技术人员和工厂建设经验的需要。他问，法国政府能不能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技术。

法共当时难以直接决定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这次谈话的意义不在于立刻达成协议。毛泽东借此摸底，也借此传递信号：政治制度不同，并不等于经济和技术交流必须中断。与此同时，他把法国视为“中间地带”国家，主张通过工作争取其与中国友好相处。

真正能影响法国政府的人，仍在巴黎。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一个月零两天，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毛泽东没有直接要求富尔替中国办事，而是讲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借寓言点出中、美、法之间的关系。

富尔听懂了这层意思。回国后，他把访华见闻写成《蛇山与龟山》，公开表达了对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支持。在当时的西方舆论环境中，这样的声音并不强大，却为法国政治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障碍并未因此消失。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爆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1958年9月22日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它的非阿拉伯国家。中法之间的政治距离，因而再次拉大。

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把原则立场与具体外交区分开来。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并不等于拒绝同法国接触。1960年9月30日，他会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明确表示支持其民族解放战争；1961年会见密特朗时，他又劝法国以平等方式同阿尔及利亚谈判。

“要人投降，怎么能谈判呢？”毛泽东这句话，针对的是殖民战争的逻辑，也是在提醒法国，继续用武力维持殖民统治，既解决不了问题，也会拖住法国自身。1962年2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署《埃维昂协议》，历时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中法建交的一大障碍随之清除。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法国外交更强调独立自主。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变化，曾评价戴高乐“喜欢跟英美闹别扭”，认为法国不完全跟随美国，对改善中法关系有利。这里的关键，不是个人好恶，而是法国是否愿意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外交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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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富尔再次访华，并带来了戴高乐的授权。毛泽东密切关注周恩来、陈毅同富尔的谈判。11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富尔，直截了当地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则表示，法国可以自己作决定，不必征求美国意见。

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这次突破不仅是两国关系的转折，也打破了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外交格局。

建交没有停留在文件上。1964年9月，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六百多名中国专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同法国同行交流。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客人，谈到双方互办展览、扩大贸易和发展文化关系，并强调不能让少数大国决定世界事务。

法国政界人士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从政治判断延伸到个人印象。德斯坦后来回忆，毛泽东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准确判断出他可能当选。密特朗在毛泽东逝世后说：“他是过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这句评价，出自一位曾在杭州与毛泽东长谈、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政治家。它所指的不只是军事胜负，也包括毛泽东对国际力量变化的判断，以及在分歧与对抗并存的情况下，仍然推动中法关系寻找突破口的外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