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人民政协报）
中央文库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从1930年在上海建立，到1949年移交中央，近20年间，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前赴后继，用生命守护着这批珍贵档案。而在这群无名英雄中，第一任守护者张唯一（后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以其沉稳持重、老成练达的性格，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张老太爷”……
守护中央文库的“张老太爷”
张唯一，1892年生于湖南桃源县，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调任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文件保管处负责人。
1930年，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建立中央文库，由一个“家庭”全权负责：张唯一扮作木材行老板，是家中的“老太爷”；于达和张小妹假扮夫妻，是“少掌柜”和“少夫人”。“张老太爷”一家与左邻右舍交往和气、大方，遇到特务搜查，全家奉烟上茶，“热情接待”。尽管经常有特务、侦探、警察、巡捕上门“光顾”，但没有一次露出破绽。（参见刘人寿《敌区斗争中的党的情报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页）
为了确保中央文库的安全，张唯一制定了“一切文件归档案”的制度和《关于文库材料编目问题的方案》，将保管的文件按照“分地”“分时”“分项”的三分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的机密档案不宜大量集中于一处，张唯一便将档案分存在不同的地方，以隐藏巧妙、不露破绽为原则，确保档案文件的安全。
1931年4月25日，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当即雇用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多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凯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独立小楼——那是他的家。所幸张唯一的主要职责是保管中央文库，极少与外人联系，没有暴露，他的家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珍贵的文件和资料由此躲过一劫。
1932年，上海临时党中央陆续撤往江西苏区，中央文库继续留在上海。张唯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陈为人接替管理中央文库，张唯一与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单线联系。1935年2月，张唯一和韩慧英不幸被捕，两人在牢房里统一了“口供”：张唯一化名“张文钦”，靠出租房屋生活；韩慧英是河南开封农村人，来上海找二表姐走错了门，互相完全不认识。两人相约“至死不出卖党的机密，至死不出卖同志”。
最终，他们战胜了敌人的酷刑，保住了中央文库的机密。张唯一在狱中受尽折磨，罹患骨结核，但始终未透露一字。
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张唯一获释。
“全能特工”刘人寿在晚年撰文回忆道：
张唯一是个很老的同志。在中央未进入苏区前，曾任中央文书科长。他负有保存中央机关某些文件、用品和密写中央文件分发各省的任务。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被捕，被判长期徒刑。他患骨痨，腹部经常渗水。到抗战开始，释放政治犯时，他才获释。随即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报到，与李克农接上关系。因国民党政府将撤离南京，我办事处将撤至武汉，张唯一又奉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领导下工作。
廖承志电报中的“老大爷”
获释后，张唯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1938年12月，他赴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负责无线电和机要工作。此后，他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协助潘汉年从事情报、无线电台等相关工作。
1939年3月16日，廖承志就香港粤华公司（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对外商号名称）被搜查事件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电文中说：“香港粤华公司被搜查事件，被捕五人：连贯、谭女，新四军来港副官、南洋学生二人，尚在拘押中。港当局已答应明晨前准许保释，唯须每人交港币二百五十元。粤华公司今午已正式解禁发还，拘押文件尚未发还。”廖承志分析了此事应与若干事实联系观察：（日本特务）田中到港与当局接谈；上海英当局之退让；两月来港政府对六个救亡团体加紧警告与检查；三八节群众动员规模大一点，并孙夫人（宋庆龄）公开演讲骂英帝国投降法西斯；由港发给印度国大会电，使洋鬼子不满。［参见廖承志《廖承志关于粤华公司被搜查原因及应付措施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电》，1939年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736-737页］
在提出应付措施时，廖承志说：“第一步尽可能争取不必离境，第二步准备自己万一须离港时，老大爷留此间主持机器房通讯业务，并与华侨联络。”这里说的“老大爷”，就是指张唯一，当时他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
这封电报虽然简短，信息量却极大。首先，它说明张唯一在香港的工作已经深入到通讯业务和华侨联络的核心领域。“机器房通讯业务”，指的就是党的秘密电台和机要通讯工作。在当时的香港，这是党的情报工作生命线，是与延安和南方局等党组织保持联系的通道。廖承志在危急时刻考虑的是：如果自己被迫离港，谁来主持大局？他推荐的人是：张唯一。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安排，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其次，电报中“老大爷”这个称呼，既是对张唯一年龄和资历的尊重，也是对其在党内地位的认可。在党内，能够以“老大爷”相称的，往往是德高望重、深受信赖的老同志。廖承志作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在危急时刻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张唯一，足见对其能力和忠诚的高度信任。
再次，电报中提到的“与华侨联络”，说明张唯一还承担着统战工作。在香港这个国际都市，华侨力量是我党开展海外工作的重要依托。张唯一以其沉稳持重、老成练达的性格，在华侨中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为党争取了宝贵的国际支持。这种多面手的能力，正是情报工作所最需要的——一个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不仅要会收集情报，还要会建立关系、会沟通协调、会随机应变。
廖承志的这封电报，虽然是在一个具体事件的背景下发出的，但它所揭示的，是张唯一在香港情报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和多重角色。他不仅是机要通讯的负责人，还是统战工作的骨干，更是危急时刻可以托付大局的关键人物。
刘少文电报中的“留港者”
1942年2月，刘少文就香港沦陷后的安全撤退情况及留港人员的工作安排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说：“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离战区，安全撤退。现韬奋、茅盾、乔木（即乔冠华）等百余人已安全到东江曾王部，长、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门，再分别前往苏北及内地，何香凝、柳亚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间，现在疏散工作已大体结束。”这是香港沦陷后，党组织大规模疏散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情况。邹韬奋、茅盾、胡乔木等百余人安全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也各得其所，这本身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参见《刘少文关于安全撤退情况及留港人员的工作安排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800页］
电报的第二部分中说：
留港者小开部门张唯一、老徐、孟秋江等，小开已由沪派人来和他们联系，小廖部门只有吴华、吴沓之等数人，我及刘三元、申光、林青等留此，康贻振、刘成青等已去东江，龚饮冰正设法去沪，李默农夫妇已去澳门。我们决定除留此间工作者外，尚须留下一部分。我则待工作布置就绪后去沪。（同上）
刘少文电报中提到的“小开部门”，即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张唯一作为这个系统的核心成员，在香港沦陷后仍然坚守岗位，与从上海派来的同志保持联系，确保情报工作的连续性。
刘少文的电报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党组织的决策是要有选择地留下一部分同志，在香港这个已经沦陷的敌占区继续开展工作。而张唯一，就是被选中的“留下”的同志之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留在沦陷区，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可能牺牲。但张唯一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他服从组织的安排，继续在香港坚守。
这种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守，体现了张唯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从廖承志电报中的“老大爷”到刘少文电报中的“留港者”，张唯一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的工作从未中断。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党的情报工作能够在敌占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线联系中的智慧与担当
1945年9月，法学教授李剑华随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飞抵上海，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劳工处处长。他到上海不久，党组织即派张唯一跟他单线联系。这是张唯一在上海情报工作中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参见李剑华《回忆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秘密斗争》，《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页）
李剑华利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内部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处理“工潮”时尽可能配合工人的斗争，照顾工人的利益；他支持工人按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的要求，为改善工人生活作出了贡献；他在上电事件和棉纺织业十八条斗争中，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暗中助了一臂之力。而这一切，都是在张唯一的单线领导下进行的。
李剑华回忆，他“通过会议，时常听到一些重要消息，及时转报张唯一”。有一次，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举行的党政军警联席会议上，谈到民盟等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情况，有人提出为什么对民主党派要那么客气。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轻蔑地说：“那只是敷衍敷衍的，何必当真！”李剑华“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这个“党组织”，就是张唯一。
这个细节说明，张唯一作为李剑华的单线联系人，不仅是情报的接收者，更是工作的指导者。他要求李剑华“更加注意荫蔽，千万不可让敌人抓住什么把柄”。当李剑华告诉他，吴开先半真半假地说“外面有些风言风语，讲我们社会局有两个人是粉红色的”，张唯一要他更加小心。当曹聚仁悄悄告诉李剑华，谷正纲和方治等在一起开会，方治讲“李某人不可靠，大约是共党分子”，张唯一依然沉着应对，指导李剑华继续隐蔽。
1947年2月，一个名叫张联芳（莲舫）的人来社会局找李剑华，自称来自苏北解放区，“受不住同党的排挤，故来投案自首”，并当场交出一支手枪。李剑华“连忙托词离局，打电话与张唯一联系”。张唯一“很快来到我家里，听了汇报，他果断地说，由他设法通知有关同志立即转移，要我拖过一天后再向局长吴开先报告”。
这个细节充分展现了张唯一的智慧和担当。在叛徒突然出现的危急关头，他没有慌乱，而是迅速做出判断：第一，通知有关同志立即转移，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第二，让李剑华拖过一天再报告，既避免引起敌人对李剑华的怀疑，又为组织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这种冷静的头脑、果断的决策、周全的考虑，正是一个优秀情报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
事后，张唯一和李剑华一起分析叛徒为什么直接找李剑华自首，以及吴开先为什么让李剑华接待。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徒来的那天找不到局长吴开先，便找李剑华这个副局长；二是吴开先有意对李剑华试探，看到试探无效，便直接把李剑华抛在一旁，自己控制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组织。这种分析，体现了张唯一对敌人心理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他对同志的关心和保护。
然而，尽管张唯一“马上通过组织通知有关同志转移”，但“有人未即刻撤走，终于被捕”。被捕的是卢涛（卢志英）等同志。卢涛是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老同志，1947年3月1日下午，他离家到河南路去开会，路过八仙桥青年会门口时，不幸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绑架而去。蒋介石抓到了共产党要员，“如获至宝，立即犒赏了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并发给叛徒张联芳50万元的奖赏”。1948年12月27日，卢涛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
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让张唯一深感痛心。但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更加坚定地投入工作。他知道，在敌区情报工作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次牺牲都应该让活着的人更加坚强、更加警惕、更加智慧。
深夜灯光下的身影
在刘人寿的回忆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当解放区交通员来上海时，他同两个搞机要工作的青年同志（都患结核病）经常一起整理、抄写资料到深夜。至今有些情报档案中，还整本整本地留下他的亲笔字迹。”（参见刘人寿《敌区斗争中的党的情报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辑，第49页）
3位身患结核病的同志，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画地抄写着情报资料。他们咳嗽着，发着烧，但他们没有停下。张唯一没有因为自己的资历和地位而特殊化，他与两个青年同志一起，“整本整本地”抄写，留下了“亲笔字迹”。
刘人寿还回忆，在上级和张唯一的领导下，“抗战时期的战略情报有了发展”。据他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收到的比较重要的情报包括：日方一些代表性人物对形势特别是对蒋介石对日“和谈”的看法和活动，汪伪人事派系分析，日汪某些军事情况，汪伪特工总部在沪宁、沪杭两线的部署，以搜集我区情报为任务的某些与我区贸易的“公司”的情况。“值得提及的有一九四三年大汉奸周佛海与军统程克祥、彭寿的联系以及他们设电台与重庆军统局本部通电报的消息，蒋介石和军统拉拢伪方头面人物的部分文电等。”（同上）
这些情报揭示了日、汪、蒋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揭示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为党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刘人寿还提到：“一九四三或四四年，为了配合中央研究党史，领导上曾指示张唯一派人取得密存上海的一部分中央文件如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摄片送解放区。”（同上）
这说明，张唯一不仅负责收集敌情，还负责保管和传递党的历史文献。从中央文库到情报档案，从机密文件到历史文献，张唯一始终与党的中央文库相伴，始终守护着党的记忆和灵魂。
“天亮了再见”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敌区白色恐怖加紧，张唯一不宜再留在上海工作。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他于1947年撤离上海，但仍在外地继续领导工作，直至全国解放。（参见刘人寿《敌区斗争中的党的情报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辑，第48页）
1948年春，张唯一调往香港工作。行前，他专程找到李剑华，叮嘱道：“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反动派快要完蛋，今后不另派同志和你联系了，你要特别小心，独立作战，相机行事，等天亮了再见。”“天亮了再见”这5个字，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和期待。天亮，意味着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革命的胜利。张唯一知道，自己也许看不到天亮了，但他相信，李剑华一定能看到，所有的同志一定能看到。（参见李剑华《回忆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秘密斗争》，《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辑，第67页）
李剑华没有辜负张唯一的嘱托。他在上海继续独立作战，利用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部收集情报、保护同志、为迎接解放做准备。1949年4月，当特务上门调查他的政治身份时，他从容应对，安全转移，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张唯一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办公室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从敌区的地下工作者到新中国的副署长，张唯一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跨越。
（本文作者陈义华系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冯宇航系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干部）
作者：陈义华 冯宇航
文字编辑：付裕
新媒体编辑：臧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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