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底，贵州黔西县沙土区梯子岩附近，钱壮飞牵着一匹骡子，独自走在通往乌江的山路上。此时，中央红军正准备二渡乌江，敌机频繁侦察轰炸，部队行动十分分散。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掌握重要情报的红军高级干部，会在一次空袭后与队伍失散。
钱壮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军人。他原名钱壮秋，浙江湖州人，早年家境较好，曾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按常理说，医学毕业后挂牌行医，足以谋得一份安稳生活。可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个人前途很难脱离国家命运。他放弃了优渥条件，投身革命，后来成为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成员。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钱壮飞凭借医学、绘画、无线电等方面的才能，打入国民党机要系统。他与李克农、胡底并称“龙潭三杰”。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及时将重要情报传出，使中共中央得以迅速采取措施，避免了更大损失。
身份暴露后，他转赴中央苏区，并带出了国民党方面使用的无线电密码资料。对于当时缺少技术装备和专业人才的红军来说，这些材料价值极高。钱壮飞由此参与建立和发展军委二局，主持无线电侦听、密码破译和敌情整理工作。
二局起步时条件十分简陋。人员不多，设备有限，工作、住宿往往挤在几间屋子里。南方冬天湿冷，同志们没有像样的取暖条件，粮食供应也不充足。钱壮飞与普通工作人员同吃同住，甚至和同志合用被子。
“局长，今天的菜还是这些。”有人打趣道。
钱壮飞笑着回答：“菜少不要紧，敌情不能少。”
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二局工作的实际状态。无线电人员必须昼夜轮班，边行军边收报、译电。长征途中，他们把人员分成若干梯队，一部分赶路，一部分架设电台工作，随后再轮换。设备沉重，电台器材常靠人力和骡马转运，人员却不能因疲惫而中断侦听。
钱壮飞的作用，不只是“听电报”。他还要把零散情报整理成敌军位置、兵力、行军方向和部署变化，标注在地图上，制作成表册，及时送到指挥机关。红军缺少稳定后方时，准确的技术情报往往能帮助指挥员避开强敌，抓住战机。遵义会议后，他还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承担着重要机关工作。
有意思的是，这位情报干部还颇有艺术才华。他参与红军戏剧和宣传工作，设计过苏区机关印信、红星勋章等图样，也曾为报刊绘制漫画。革命队伍中的许多文化活动，都留下过他的痕迹。对同志，他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对业务，则要求极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军委二局编入军委纵队，随总部行动。此后的每一次重大转移，二局都在为指挥机关提供情报。钱壮飞曾获配骡子，但更多时候用来驮运器材和帮助体弱的同志。作为学医出身的干部，他还会给生病的战友看病。
然而，1935年3月底的一次空袭，改变了他的命运。
中央红军准备二渡乌江时，敌机在沿线反复侦察、扫射。钱壮飞因身体不适，又在混乱中与警卫人员失散。傍晚，他牵着骡子来到一户农家，向一名带孩子的妇女讨要食物。对方家中粮食本就有限，只能给他一碗掺着炒米的稀粥。
吃完后，他继续向江边走去。途中遇到当地农民聂丛山。此人熟悉山路，见钱壮飞独身一人，又带着文件包、骡子和武器，便假意表示愿意带路。钱壮飞或许急于寻找渡口，也可能以为对方只是普通乡民，遂跟随其离开大路。
走到堰田岩一带时，聂丛山突然从背后下手，将钱壮飞推下山崖。钱壮飞并未当场死亡，身体被树枝挂住。为掩盖罪行，聂丛山又下到崖底，用石块将其杀害，随后抢走手枪、骡子和随身物品。
这一幕被附近山神庙中的人远远看见。当地群众发现遗体后，不忍其暴露荒野，便将尸体掩埋。但那时红军部队已经转移，没人知道死者姓名，也没有条件进行详细核实。钱壮飞就这样从红军队伍中“失踪”了。
战事紧张，长征中的失散和牺牲难以逐一查明。由于没有遗体、没有明确证人，也缺少能够确认身份的物证，组织只能暂时按失踪处理。此后多年，关于钱壮飞的结局始终没有定论。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曾将这座墓作为“红军烈士墓”保护。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贵州有关方面通过走访群众、查找地方材料、核对红军行军路线和人物经历，才逐步确认，梯子岩堰田岩安葬的烈士正是钱壮飞。
一位掌握红军重要情报、曾在总部机关任职的高级干部，竟因一次意外掉队，死于当地歹徒之手。由于身份无法及时确认，他的牺牲真相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来，钱壮飞牺牲地立起纪念碑，附近也修建了纪念设施，那段长期无人知晓的山路，终于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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