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天津日报）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带头为群众开挖水井，并亲自下井底铺砂石、垫木炭，让村民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这口井后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红井”，成为党和人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
红井守护人 收到一封天津来信
记者｜张雯婧 徐丽 摄影｜胡凌云
8月29日，瑞金，细雨蒙蒙。
沙洲坝红井旁，人头攒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站在井台边，声音坚定，神情专注，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娓娓道来。他是红军后代杨小春，红井的守护人，沙洲坝的义务红色讲解员。
前不久，杨小春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从天津来，写信的是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三年级14班的学生们。孩子们在学完《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后深受感动，通过老师的讲述了解到杨小春坚持守护红井、义务宣讲红色历史的事迹后，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向这位红色守望者致以崇高敬意，并立下接续传承红色精神、讲好红色故事的少年誓言。
杨小春将这封字迹稚嫩、字字赤诚的书信读了又读，仔细折叠，妥善收在上衣口袋中。谈及这封特殊的来信，他眼中充满温情：“孩子们的心意纯粹又真挚，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更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最好证明。”
三代人的守护
杨小春的故事，要从他的祖父说起。
1934年，杨小春的祖父杨衍寿随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牺牲在湘江战役中。“我父亲杨大毛的名字，是毛主席亲自给取的。父亲一生感念党恩，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驻守在红井旁，免费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红井的由来与苏区的故事，默默守护着这口民心之井、精神之井。”父亲离世后，退休返乡的杨小春义无反顾接过传承接力棒，扎根故土继续坚守宣讲岗位。
“我从小喝红井水、听红色故事长大，守护红井、传承红色历史，是我们沙洲坝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杨小春告诉记者。如今，沙洲坝已组建起本土义务红色讲解队伍，众多本地村民自发参与其中，让苏区精神走出红土地、传遍大江南北。
“红井能够完好留存至今，离不开一代代村民的拼死守护。”站在红井旁的杨小春细细讲述着。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曾五次强行填埋红井。为守住党和群众的连心纽带，沙洲坝百姓暗中坚守、无畏抗争，白天隐忍蛰伏，夜晚悄悄清淤挖土、修复井台。“百姓守护的不只是一口井，更是共产党为民造福的初心、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杨小春说道。
他的身后，“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碑文格外醒目。
红土地的蝶变
循着村道缓步前行，雨中的沙洲坝清新雅致、景致宜人。村口，一株700多年树龄的古樟树三枝并生，苍劲挺拔。“听老人说，毛主席常坐在这树下读书……”杨小春的目光望向树冠。古树枝繁叶茂，静静地见证着这个红色村落的焕彩蝶变：昔日“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的贫瘠之地，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红色名村。
“我家之前就住在这边，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跟随杨小春的脚步继续前行，村内党群服务中心、卫生室、红色书屋、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道路干净整洁，广场欢声笑语。“曾经的老房子，整修后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但村民的生活却是大变样。现在，村里的水、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杨小春介绍，凭借毗邻中心城区、国家级经开区与核心红色景区的区位优势，沙洲坝的不少村民都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放眼瑞金全市，近年来，红色赋能发展的态势愈发强劲。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红色文旅蓬勃发展、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红色故都正以全新姿态绽放时代光彩。
跨山海的共鸣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更让杨小春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到红色宣讲的队伍中，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道青春风景线。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红色旧址、红色景区，义务为全国各地游客讲解红色历史、讲述革命故事，以稚嫩肩膀扛起红色传承的时代重任。
9岁的曾庆喆是瑞金市思源实验学校三年级学生，也是一名新晋的红领巾讲解员。今年8月6日正式上岗以来，他利用暑期时间坚守红色旧址，累计完成讲解57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游客。
谈及讲解经历，曾庆喆眼神真挚：“红井的故事特别让我感动，毛主席那么忙，还帮村民挖井，让大家喝上干净的水。我想把这些让人感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一次次实地讲解、一次次沉淀感悟，小小少年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
“多么清澈，多么甘甜，滋养着我们幸福成长，我们永远感恩您……”红井边，杨小春又唱起了自己特意为红井创作的歌谣。那封天津来信，此刻“躺”在杨小春上衣的口袋里，承载着跨越山海的红色共鸣。
红井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一篇课文，成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生动载体。而这，正是杨小春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守望者，一遍遍讲述这些故事的意义所在。
红土地上的沉浸式备课
记者｜张雯婧 徐丽
8月28日至30日，天津博物馆的讲解员在瑞金开启了一场特殊的沉浸式研学备课，为天津博物馆即将举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汲取最鲜活的养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迈出长征第一步，伟大长征精神在这片红土地上孕育成型。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组数据让天津博物馆志愿讲解员董莹莹久久驻足：“瑞金总人口约24万，参军支前人数约11.3万人，牺牲5万余人……”她的声音带着哽咽，“站在这里看着这组数字，我真正懂得了‘牺牲’的重量——不是一个人的离去，是近一半参军子弟用生命托举起了红军的远征。从天津到瑞金，从看见文物到读懂数据背后的血泪，这种寻根探源让我对那段历史的必然性有了更切身的理解。”
同样深受触动的还有天津博物馆馆校合作负责人许婷婷。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的“十七棵松”沉浸式展区，17根LED光柱模拟的松林下，她听到了华屋村17位青年长征前种下松树、约定胜利后返乡，最终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的故事。她说：“我们要把在这里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故事带回天津，让长征精神化作可以触摸、可以共情、可以传承的生命力量。”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此次瑞金之行也为两馆交流合作打开了新空间。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党组书记周景春介绍，该馆馆藏文物1万余件，管辖革命旧居旧址126处，目前已与全国各地红色场馆联合打造了“1+31”长征主题文物联展模式，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期待能和天津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革命文物活化利用上互学互鉴，在社会教育、红色研学课程开发上加强联动，互相借鉴‘天博大思政课’与我馆红色研学的实践经验，共同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瑞金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在长征主题陈列展览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次我们来到瑞金，深入了解了长征主题展览的策划理念、文物遴选与讲解经验，为我们筹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提供了学术支撑与实践参考。”天津博物馆党委副书记钱玲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馆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把从红土地汲取的精神力量，化作展厅里可触可感的红色叙事，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渤海之滨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瑞金：战略转移号令从这里发出
蒋建农
红军长征，简单地讲就是一次军事行动，特指中国南方各路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主力陆续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实现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军长征不仅是一个历时两年的战略迁徙，而且是历史乾坤的斗转星移，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江西瑞金，曾经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被誉为“红都”。同时，瑞金又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系列重要号令都是从这里发出。
红军长征有三个彼此交织的历史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期间，调集大批军队进攻南方各个红色根据地，其中以重兵进攻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影响，南方各个红色根据地反“围剿”相继遭受挫折，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中国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二个背景，是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东北三省沦陷，热河沦陷。民族矛盾不断上升，救亡图存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主题。
第三个背景，是中国革命战略中心逐步北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活动一度以南方为重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运动由南向北发展。与此同时，北方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迭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特别是遭受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沉重打击，已经土崩瓦解；而因为日本侵华，引发东北抗日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抗日斗争力量的兴起，北方逐渐成为新的民族救亡和革命风暴中心。
三重背景决定了红军长征肩负三重历史使命：挽救中国革命危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并实际完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由南向北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的适时北移，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
所以说，红军长征由此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退却，而是中国革命在重大历史关头为自身生存和民族前途作出的一次伟大战略选择。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瑞金出征，揭开战略转移的序幕。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以及相关部队陆续从瑞金等地向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瑞金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集结出发地。
离开经过多年牺牲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对红军将士，还是对苏区群众来讲，都是一场黯然的离别。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如果说过去红军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内部受防御战役所掣肘，那么现在已有可能转而采取机动作战的策略，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攻行动，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说过去的重大缺点是红军各部没有彼此配合行动，那么现在，红军在最近转移之后，其主力就可能同其他部队更好地协调作战，因而大大提高其战斗素质，打更多的胜仗，开辟更广阔的革命根据地。长征最终胜利的事实，恰恰验证了这一预判。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不仅是一次有准备的转移，也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国红军战略行动。不同部队从不同区域出发，却都服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整体部署。与此同时，还有1.6万多名红军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抵抗、阻击国民党军。没有这些部队的牺牲和奉献，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要顺利冲出封锁线，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是理解红军从瑞金出发最重要的一层意义：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党和红军没有出现分崩离析，而是依靠统一领导、统一号令和顾全大局完成战略转移。毛泽东同志后来谈到党内路线分歧时也指出，即使对具体路线有不同认识，在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也不能因为内部争论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组织性和大局意识，是中央红军能够踏上长征路的重要保证。
所以，红军长征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成功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没有这个胜利，就没有此后长征的一系列胜利。瑞金因此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依靠统一领导和坚定信念，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新路、一条生路的历史起点。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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