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北京机场，李宗仁携夫人从海外归来。这个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老人，在离开大陆十多年后，选择回到祖国。他说：“今后惟愿尽人民的一份子责任。”这句话传开后，台湾方面受到的震动，远比一场公开声明更大。
李宗仁的归来，并非普通的个人返乡。对海峡两岸而言，它证明了一件事：国共两党长期对立之外，仍存在通过私人关系和特殊渠道沟通的可能。毛泽东接见李宗仁时明确表示，凡是愿意回来的，都表示欢迎。
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父子很快有了反应。蒋介石已经八十岁上下，蒋经国则逐渐成为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父子二人都明白，李宗仁能够回到北京，说明大陆方面并没有把所有国民党人士一概拒之门外。
真正让蒋介石犹豫的，是“回来”之后怎么办。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台湾问题很快超出了国共两党的范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原本可能迅速解决的战事被外部力量拖住。美国把台湾视为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支点，蒋介石则借助美国援助维持统治，双方各有盘算。
1954年至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更使局势紧张。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大陈岛等地后，蒋介石控制的沿海岛屿明显减少。金门、马祖虽然仍在国民党军手中，却已经成为距离大陆最近、也最容易引发冲突的前沿阵地。
炮火之外，谈判的大门也曾短暂打开。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提出，中国愿意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爱国一家”，并不把台湾军政人员全部视作不可争取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台湾方面并非毫无试探。1957年，蒋介石曾派宋宜山到北京了解情况。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哥哥，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也有较强的个人可信度。他在北京参观工厂、农村合作社，并同有关人士接触，回港后写下一份很长的报告。
这份报告没有让蒋介石放心，反而使他更加警惕。宋宜山对大陆情况流露出的肯定态度，被蒋介石认为立场不够坚定。此后，双方之间的接触再次中断。蒋介石担心谈判会削弱自己的权威，更担心一旦条件谈崩，台湾内部出现动摇。
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实施猛烈炮击，台海局势再次升温。美国虽然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却不愿为金门、马祖承担同中国大陆全面战争的风险。蒋介石想依靠美国“反攻大陆”，美国却更希望他守住台湾，避免局势失控。
炮战延续一段时间后，大陆方面形成了“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的特殊安排。逢不打炮的日子，国民党军可以向金门运送物资。这种做法既保持军事压力，也留下了某种沟通空间。
1965年李宗仁归来后，曹聚仁重新成为两岸之间的重要联络人。曹聚仁原是著名报人，长期在香港活动，与国共双方都保持联系。经他传递信息，北京方面向蒋介石释放出新的善意，希望他能够回大陆看看，甚至讨论两岸关系的安排。
蒋介石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同蒋经国反复商量。随后，台湾方面提出了六项条件。据相关回忆材料，这六项要求大致是：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蒋经国担任台湾省长；台湾不接受外国经济援助；台湾陆军整编为四个师；金门、厦门合并为一个市；台湾现任各级地方官员的待遇保持不变。
这些条件看似涉及职务、军队和地方行政，实质上却关系到台湾回归后的权力结构。蒋介石希望保留政治影响力，蒋经国需要有明确位置，台湾军队则不能完全失去独立编制，原有官员也要避免受到清算。换句话说，他提出的并不只是“回乡探亲”的条件，而是一套带有政治安排意味的方案。
北京方面接收了这些意见，也没有简单拒绝。毛泽东曾表示，有些问题不能单方面决定，需要双方坐下来谈。问题在于，双方对于“谈判”的理解并不相同：大陆强调国家统一和主权原则，蒋介石更看重自身地位、军队保留以及台湾原有体制。
再加上美国因素、岛内权力交接和多年积累的敌意，这次接触始终没有进入正式谈判阶段。蒋介石晚年仍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浙江奉化，但现实中的政治安排，比个人乡愁复杂得多。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灵柩暂厝于慈湖，未能归葬大陆。那六项条件，也随着他的去世，停留在秘密接触和历史记录之中。直到蒋经国晚年，两岸仍没有建立正式的政治谈判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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