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4日上午11点，山西晋城，一家开了三十多年的肉店。
王某忠来买肉，合伙人李某生躺在店里，把割肉刀递给他，笑嘻嘻地说，自己割。
就这一句话。
王某忠后来供述，他当时气得狠，觉得李某生是在笑话他，不关心他。他得了干眼症，一个月没卖肉了，李某生从不说一句关心的话。
他拿刀捅了李某生的脖子，李某生反抗，他又拿起店内菜刀，朝头面部和脖子挥砍。杀完之后，他还觉得不解气，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也不想李某生眼睛好，于是拿砍刀朝李某生眼睛处砍了几下。
李某生当场死亡，三十多年的合伙关系，年租金几千块钱，每三天轮流经营，收入各归各的。为了谁退伙、谁不退，两个人拉扯了一年多，最后以一把刀结束。
到这里，虽然残忍，但还在矛盾激化引发命案的常见叙事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围。
王某忠杀了李某生之后，拨打了110，说自己杀了人。他报了警，他站在肉店门口等警察来。
这时，一辆车开过来，高某阳开车，载着姑姑高某玲，来买肉。
王某忠让他们离开。
注意，是他让他们走的，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向他们。他说了你们走。高某阳发动了车，高某玲上了车，他们准备离开。
然后，就在他们准备驾车离开的时候，王某忠又产生杀念。
他返回肉店，拿了刀，走到车前，把驾驶位上的高某阳和副驾驶位上的高某玲杀害了。
两个和他无冤无仇的同村人，一个是来买肉的顾客，一个是侄子陪着姑姑。他们甚至已经在离开了，是他让他们走的。
他报了警，他让他们走，然后他回去拿刀，追上他们，杀了他们。
这不是激情犯罪。
这是这个案子最见骨的地方，也是辩护人最想模糊的地方。
辩护人的意见是：王某忠案发前精神状态异常，本案系长期精神压力累积瞬间爆发导致的激情犯罪，请求量刑时予以考虑。
法院没有采纳。
判决书写得很清楚：经鉴定，王某忠作案时虽属抑郁发作，但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案证据显示，王某忠作案时目标明确，犯意坚决，作案后反应正常，可见其作案时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
目标明确，犯意坚决这八个字，用在第二起杀害上，尤为精准。
第一起，你可以辩解说他是情绪失控。一个相处了三十年的合伙人，一句自己割戳中了他积压已久的怨愤，瞬间爆发。虽然残忍，但勉强能用激情来解释。
第二起呢？
他已经杀了人，他已经报了警，他已经站在门口等警察了。他有至少几分钟的时间冷静下来。他看到了两个无辜的顾客，他甚至主动让他们离开。然后在他们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回去拿刀。
这不是瞬间爆发，这是一个在短暂停顿之后做出的、新的、独立的杀人决定。他有能力让他们走，他确实说了让他们走，但他最终选择了不让他们活。
如果这叫激情犯罪，那激情这个词就被掏空了。
抑郁症不是免罪金牌，这个常识在司法实践中被反复确认，但每一次都需要重新强调。
王某忠有焦虑、抑郁症病历，2025年还因超剂量服用抗抑郁药物被送医。他有干眼症，有经济压力，这些都是事实。
但刑法第十八条写得很清楚：精神病人只有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才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关注的不是有没有病，而是行为时有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6年8月26日，恰好是这个案子宣判的同一周，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审查，标题就叫《把握三个关键 做实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审查》。
文章明确指出：罹患精神疾病与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没有想当然的等号关系。患有精神障碍只是启动评定的程序性前提，最终能否免责要看行为时的实际状态。文章还专门批评了有病即免责的思维惯性。
王某忠的情况恰恰是最好的例证，他抑郁发作，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拿刀捅脖子会死人。他知道朝眼睛砍是因为不想他眼睛好。他知道杀人后要打110报警。他知道让顾客离开，然后他知道回去拿刀追上去杀人。
这不是一个分不清对错的人，这是一个分得清对错但选择了作恶的人。
法院判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把作案刀具没收。
刑事判决，家属们说满意。
但民事部分，揭开了另一道伤疤。
李某生家属索赔200余万，高某玲和高某阳家属索赔共计400万。法院判决的金额是：每家丧葬费49959.5元，加上193元抢救费，已赔付。
驳回了其他所有诉讼请求，死亡赔偿金，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没有。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解释说，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判赔直接、现实已经发生的物质损失，包括丧葬费、实际发生的抢救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现实物质损失。他甚至直接说了：即使上诉，法律实体规则不会因为上诉而改变，二审大概率维持原判。
三条人命，三个家庭，每家拿到不到五万块钱的丧葬费。
高某阳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在养老院。高某玲的丈夫原本开朗，现在沉默寡言；儿子喝酒后经常哭泣；家里的小孩知道奶奶过世了，但无法接受。
他们把判决书烧给了死者。然后说，对刑事判决满意，但民事赔偿要继续诉讼。
律师已经告诉他们大概率维持原判，但他们还是要诉。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法，是因为五万块钱和一条人命之间的落差，大到任何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都无法平静接受。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法律困境：在中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长期不被支持。立法初衷可能是避免花钱买刑，可能是考虑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但实际效果是，最严重的暴力犯罪杀人的受害者家属，往往获得最少的民事赔偿。反而是交通事故等人身损害案件，家属可以拿到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
一个人被车撞死，家属可能拿到上百万。一个人被砍死，家属拿到五万块丧葬费。
回到王某忠。
他有抑郁症，他有干眼症，他有经济压力，他觉得全世界都不关心他。这些可能是真的，他的痛苦可能也是真的。
但痛苦不是杀人的许可证。
李某生和他合伙三十年，在他生病期间独自经营肉店，虽然王某忠觉得这不够关心。高某玲和高某阳和他无冤无仇，只是开车来买一块肉。他们没有伤害过他。他们甚至在他说走的时候就准备走了。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已经准备离开的人动杀心？
不是失控，是他在那个瞬间做了一个选择：我已经杀了一个人，我的人生已经完了，多杀两个也无所谓。或者更阴暗：我痛苦，凭什么别人可以好好活着开车离开。
这种心理不是抑郁，是恶。
抑郁是病，需要治疗，需要关怀，需要社会支持系统。但当一个人在清醒状态下选择用刀结束别人的生命，而且是在已经报警、已经有机会停手之后再杀一次，疾病就不再是解释，更不是借口。
法院说他犯意坚决。
这个词很重，它意味着这不是一个失控的人，这是一个决定了要杀人、并且杀了一次之后决定再杀一次的人。
三条人命，死刑。
家属们说满意，他们把判决书烧给了死去的亲人。
然后他们要为五万块钱的民事赔偿继续上诉，哪怕律师说大概率维持原判。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钱的问题，是一个活人的公道，不能只值五万块。
“关注见骨，和你一起看清那些不想让你看清的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