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解隋崩》（7）
一、灵前一句“死晚矣”
578年六月初一，北周武帝宇文邕去世，次日皇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北周宣帝。对于父亲的英年早逝，宇文赟没有半点哀伤之情。在宇文邕的灵前，宇文赟抚摸着自己被父亲棒责留下的伤痕，大骂道：“死晚矣！”6月23日，宇文赟将武帝安葬，葬事刚结束，他便下诏朝廷内外脱去丧服，大家都穿上吉服庆祝他登基。一些大臣上疏劝谏说这未免太急，但宣帝根本不听。
二、清洗宗亲：先杀柱石宇文宪
接下来，周宣帝就准备清洗武帝朝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宗王与老臣。仅短短数日后，6月28日，在平齐战争中立有头功的北周名将、皇叔齐王宇文宪便遭陷害处死。与宇文宪交好的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亦被牵连处死。宇文宪死时年仅三十五岁，谥号炀王。《谥法》曰：“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这几乎是历史上最差的谥号了。陈后主与隋炀帝后来也得此谥号，但这两位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昏暴之君，而宇文宪“奇姿杰出……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周书·齐炀王宪传》），可以说是北周的国之干城，却被宇文赟给了这么一个烂谥号，真是杀人诛心哪！故《北史·周室诸王传》感叹说：“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国祚之不永也。”
当然，周宣帝杀宇文宪也是没办法，宇文宪的功勋威望太高了，而且势力太大了，《周书·齐炀王宪传》称“齐（指宇文宪）之文武僚吏，其后亦多至台牧”。年轻的周宣帝实在没有信心掌控他这位皇叔，所以干脆杀了痛快。
三、屠刀再举：功臣宿将尽赐死
次年579年二月，周宣帝又将周武帝时的功臣宿将如徐州总管兼柱国大将军王轨、小冢宰宇文孝伯、并州总管兼柱国大将军宇文神举（二人皆周宣帝族叔）等人全都赐死。宣帝杀这些人，只是为了清除威胁，完全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或罪名，所以朝廷大臣中多有劝谏者，但宇文赟一概不听，甚至把劝谏的人也都给罢黜流放掉，眼不见心不烦。唐初历史学家令狐德棻将这些冤死的或差点冤死的宣帝朝“罪臣”全都收录到一篇传文《周书·列传第三十二》中，并在文后惋惜地感叹道：“斯数子者，岂非社稷之臣欤。或人以为不忠，则天下莫之信也。”隋文帝篡周后，亦对这些被无罪杀害、罢黜流放的大臣进行了平反，或令收葬，或复其官爵，并表示：“宇文孝伯实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辈无措手处也。”
四、关陇集团：一家股份制公司
其实西魏、北周政权，本是一个以武川军团为核心建立的军事联盟型政权，充满了部落式的民主。宇文氏在联盟中的“股份”虽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但并不足以碾压其他各大家族。所以周武帝宇文邕虽然是经历了残酷的宗室残杀才真正掌权的，但聪明的他仍极力倚仗宇文宗室来治军理政。可周宣帝却傻傻地将武帝留给自己的基本盘——包括有能力的宇文宗室和有威望的武帝亲信都给杀害、放逐了。这导致后来杨坚篡周时，受到的阻力很小。事实上，经过宇文护与周宣帝的政治整肃后，大部分武川勋贵与关陇豪族都对北周宇文氏彻底心寒了，这时候杨坚就成为了另一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杨坚呢？我们从头来讲。
如所周知，宇文氏家族出自武川军团中的贺拔岳系统，杨坚家族则出自武川军团中的贺拔胜系统。想当年，武川贺拔兄弟乃北魏末年权臣尔朱荣的左膀右臂，贺拔岳被派去平定关中，贺拔胜则被派去驻守荆州。后来贺拔岳被谋杀，诸将宁愿迎立其手下别将宇文泰，也没有迎奉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为主，亦表明武川军将之间较为平等的关系（注1）。此外，北周政权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派系，那就是后来“从魏孝武西迁”这一派，或称西魏元从派（注2）。
当然也有一个例外，当年贺拔岳旧部皆拥立宇文泰为新主时，只有贺拔氏的亲信李虎一人跑去荆州想要迎奉贺拔胜，却在回程时被高欢手下将领俘虏，然后送到洛阳给魏孝武帝元修。元修当时受到高欢打压正准备去关中发展，于是重重封赏了李虎，并让他去关中辅佐武川新主宇文泰。也就是说，通过此行，李虎一人身兼了三大派系的身份，与每个系统都保持了极好的关系——所以李虎之孙李渊才能在隋杨倒台之际顺利接过关陇集团的领袖旗帜，最终创立大唐。
后来，由于关陇新主宇文泰的刻意打压，整个贺拔氏家族没落了。贺拔岳的势力被宇文氏接收，贺拔胜的势力则被其副手独孤信接收。于是在西魏时期，独孤信为八柱国之一，并任陇右十州大都督，久驻陇右十余年，与位居关中的宇文泰，隐然成分陕抗衡之势。期间，独孤信还通过将自己的女儿分别嫁给宇文泰之庶长子宇文毓（后为北周明帝）、八柱国于谨之子于义、八柱国李虎之子李昞（唐高祖李渊之父）、十二大将军杨忠之子杨坚，从而在关陇集团之中另开一局，我们不妨称之为“独孤系”势力——杨忠、韦孝宽、贺若敦（隋名将贺若弼之父）、韩雄（隋名将韩擒虎之父）等北朝名将作为独孤信旧部都从属于该势力。
事实上，宇文泰一生都没能篡夺西魏之权，所忌惮的便是独孤信及其独孤系势力。宇文泰死后，宇文护终于拥立宇文泰之子篡魏建周，但独孤系势力仍无时无刻不威胁着宇文护的权位。所以当八柱国之一赵贵密谋政变事泄被杀后，宇文护便借口独孤信是同伙而将这位关陇最牛“老丈人”赐死，并将其诸子流放蜀地。至此，独孤氏家族又没落了。
五、独孤系与杨坚夫妇的崛起
此后，独孤系的势力便由独孤信与杨忠的联姻产物——杨坚、独孤伽罗夫妇继承了。主要是杨坚夫妇太会拉关系、搞权谋了。独孤信一共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虽然儿子们都被流放蜀地无法翻身了，但女儿们却凭借着嫁做贵妇而继续发挥着她们的政治影响力。其中尤以独孤伽罗最为活跃，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平时最受姐姐们的宠爱，其母崔氏又出自“从魏孝武西迁”一派的核心名族清河崔氏，独孤小妹身处北周各大势力关系网的中心，于是纵横捭阖，助杨坚广结党羽，经营势力，以图大业。“专以妇持门户”是鲜卑人的“恒代之遗风”（颜之推《颜氏家训》），胡汉结合的关陇集团对此并不以为怪。
（图）杨坚与独孤伽罗密谋代周，关陇权力暗流涌动
此外，杨坚自己也在暗中密谋代周多年，据说他少时即宇文护时期便曾对自己密友郭荣（出身太原郭氏，属西魏元从一派）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而郭荣居然深信杨坚能够成功，乃“深自结纳”（《隋书·郭荣传》）。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宇文护长达十五年的专权主政消解了北周皇权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所以杨坚等人对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总之，只要价码合适，独孤系一派与西魏元从一派都是愿意支持杨坚的，毕竟他们跟贺拔岳-宇文泰一派的关系向来不是很紧密。由此亦可见，隋代北周（以及唐代隋），对关陇勋贵而言，并不是国家的更替，而更像一家股份制公司内部的股东在争夺控制权，是集团内部的权利分配与再分配。西魏十二大将军宇文贵之子宇文忻（并非北周宗室，属西魏元从一派）甚至直言道：“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隋书·宇文忻传》）所以有学者指出，整个北周隋唐时代，就是关陇集团中特定的几个家族在轮流执政，从而保持该集团的政治活力及延续性（注3）。
其实，就算是贺拔岳-宇文泰一派的武川军将，很多后来也抛弃了北周宇文氏而转投杨坚。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并州总管李穆与幽州总管于翼。此二人都属于最早追随贺拔岳、宇文泰的元勋家族（注4），虽然在宇文护主政时期遭到了一定打压，但武帝、宣帝即位后，他们都恢复了权位且得到了重用，家族子弟广被恩泽。可就连这两位竟也背叛了宇文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六、迁都洛阳：触动关陇根本利益
我们知道，当年宇文泰建国的基础就是“关中本位政策”，其关键点就是要优先保证关陇地区以及关陇集团的利益，以将原籍关陇及迁来关陇的胡汉各族混而为一，形成坚凝合力，对抗东魏（北齐）和江左政权（注5）。但到了周宣帝时，北周已经灭了北齐，而且也取得了南陈的淮南之地，天下一统已是时间问题。所以周宣帝也学着当年魏孝文帝一样想要迁都洛阳，他578年6月登基，次年正月就行幸洛阳，二月就下诏修复旧都，而且把先前其他工程统统停下，专心营建洛阳宫（当然这个工程量太大，直到周宣帝驾崩时都没有修完）。另外，北周武帝灭齐时，就曾在邺城置宫室，有若别都，并置六府官，以代行台尚书省；而宣帝一继位，就将相州六府迁于洛阳，并下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并受东京六府处分”，从而大大提高了洛阳的政治地位，以为迁都做准备。
（图）关中渭河平原与秦岭，武川军团的龙兴之地
显然，一旦北周迁都洛阳，所有国家资源都将向关东倾斜，那么作为扎根在关中数十年的各大勋贵豪族们肯定会损失很多利益，所以他们也希望支持杨坚执政，让他继续“关中本位政策”，好好地抽调关东资源建设美好大关中，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杨坚代周后仅六个月，就“废东京官”，搁置了迁都洛阳之事。
（图）隋文帝杨坚纪念雕塑——关陇集团最终的选择
事实上，自古以来，所有中途试图迁都的王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董卓迁都长安，东吴迁都武昌，北魏迁都洛阳等等。乃至后来隋炀帝的速亡，一大原因也是在于他改变了杨坚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关东大搞东都建设、又长期滞留江都导致。所以北周宣帝与隋炀帝的残暴荒淫，绝对被史书夸大了，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前朝，以证明隋唐崛起的合法性。其实从西魏到唐玄宗之前这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统治权都是在关陇集团的内部争夺，争夺的关键就是路线问题。由于拥有强大武力的关陇集团中大部分成员都支持“关中本位政策”，所以速据关中、保障关陇集团利益者即可宰制全国（注6），而急功近利、急于混一天下者必然失败。直到唐朝建立近百年后东西交流进一步加强，王朝也有了天下帝国的气象，这个地域魔咒才被打破（注7）。但鉴于迁都洛阳的武周仍被反扑，唐朝最终还是决定将都城迁回长安，并改革漕运以使朝廷长驻长安。显然，唐朝统治者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周隋唐嬗代之中隐藏的历史逻辑。
七、天元皇帝与“天杖”暴政
此外，周宣帝为了加强专制集权，还做了很多违背关陇集团权益的举措。如《周书·乐运传》记载，宣帝在位时“小大之事，多独断之……所须闻奏，多附内竖”，即事事独裁，不给关陇大佬发言权，理政也多用宦官，疏远外朝大臣。《周书·宣帝纪》甚至还记载，他“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乘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也就是派了大量特务去监视控制群臣，凡是被打了小报告的，管你是公卿权贵，一顿棒子非揍得你讨饶不可。“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这120下天杖，一些体弱的贵族老人家可真消受不起，稍不留神，恐怕就得上天去见宇文泰。甚至就连受宠的后妃嫔御也“多被杖背”，居然打女人，真是个变态，“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大家都受够了。
可宇文赟越打越爽，越来越膨胀，以至自称天元皇帝，“每对臣下，自称为天”，自己下的诏书称为“天诏”，自己设立严刑律法称《刑经圣制》，自己的住的宫殿叫“天台”，群臣想要上天台朝见这位“上帝”，必须“致斋三日，清身一日”。好嘛！这家伙不把别人当人，竟然也不把自己当人！
（图）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赟
另外，在宇文赟面前，“天”字还有“高大上”等字都是禁语，全部得避讳，如果你姓高怎么办，不好意思，你必须得改姓为姜。如果官名里有这些字眼的也全都得改——你们这些小人物，怎配跟天元皇帝讲高大上！此外，他还下令只准他的后宫女子“加粉黛”，“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让自己的女人比天下女人都漂亮（《周书·宣帝纪》）。还有当年周武帝灭佛禁道惹得很多信徒不高兴，到了宣帝这儿就开禁了，只不过，他这位天元皇帝要跟佛祖和道祖天尊塑像并排南坐，接受长安官民百姓的瞻仰。
八、关陇集团：不许这么嚣张的人存在
看着宇文赟这小伙子上蹿下跳地大搞专制集权个人崇拜，关陇大佬们全都冷眼旁观：嘚瑟吧嘚瑟吧，看你蹿多高，日后就摔多狠！
总之，大家渐渐都统一了意见：关陇集团，不允许有这么嚣张的人存在！
宇文赟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历史多次证明，权威从不是来自尊号、头衔的叠加，而是要看你能否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算是真的天帝天尊也会被人打倒，何况是假的。
（图）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文物
注1：韩昇就指出，武川军将希望年近三十的宇文泰继任，而不推举贺拔胜，这不仅仅是因为贺拔胜远在荆州，更重要的是贺拔胜是贺拔岳的哥哥，军功辈分远在他们之上，若其继任，则不能与诸将保持比较平等的关系。参阅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注2：其中主要包括西魏元氏一族、弘农杨氏杨钧一族、扶风窦氏窦炽一族（李渊皇后窦氏之族）、高车斛斯椿一族、夏州宇文贵一族（非武川宇文氏）、荥阳郑氏郑孝穆（宣帝宠臣郑译之父）一族、清河崔猷一族，洛阳长孙稚一族（唐宰相长孙无忌高祖父）、太原郭氏郭崇一族等。荥阳郑氏郑孝穆、清河崔氏崔猷，洛阳长孙稚等人的郡望虽在山东，但他们早在西魏时便已随孝武帝西迁关中，所以他们及其子孙皆应属于关陇集团成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中很多都与武川杨忠一族为世交，关系很好。如太原郭氏中郭荣（杨忠旧部郭徽之子）、郭衍（西魏元勋郭崇之子）皆是杨坚年轻时的好友，郭衍还是杨广夺嫡的谋主之一。
注3：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
注4：李穆乃西魏十二大将军李远的弟弟，于翼乃宇文泰在西魏八柱国中的最大心腹于谨之子。李穆曾在邙山之战中救过宇文泰的性命，因此还被赐以十次不死的铁卷，周宣帝更将李穆提拔为“大左辅”，与杨坚并列于四大辅官之一。于翼也非常受宇文氏恩宠，他十一岁时就迎娶宇文泰之女平原公主为妻，并统领宇文泰帐下的侍官，宿卫禁宫。周武帝亦非常宠信于谨、于翼父子，他曾亲自向于谨行“三老礼”，跪着给他切肉、敬酒，恭听其南面训话；而武帝太子及诸王的老师的人选，都委托于翼选定。于翼担任豫州总管时，仪同以下的官爵，他可以先自行授予再报告朝廷。
注5：陈寅恪与施展还指出，为了将关中的鲜卑军人与其他胡汉人群融合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集团，除了将他们在物质上置于同一利害环境当中，还需要让他们在精神上具有同出一渊源的信仰。故而，宇文泰复称西魏所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不以关东或江南为汉文化的中心所在地。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而可比附于周礼的均田制、可比附于周官的官制及府兵制，与关中本位更形成了彼此相互契合之关系。参阅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及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416页。
注6：陈寅恪与韩昇还指出，隋唐两朝继承了北周宇文氏的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在此政策犹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以宰制全国。而关陇集团长期垄断政局的内在凝聚力，即在于关中文化的同一性和对山东人士的歧视，以维持期在统治阶层中的垄断地位。参阅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及韩昇《隋文帝传》第257页。
注7：胡阿祥等学者认为，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地域”独立趋势加强，由此形成强烈的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而地域意识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分裂”。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讲，直到唐朝建立百年后“关陇本位主义”的地域意识彻底消失，天下才算是真正统一了。参阅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 2010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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