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
一
顾秀兰在五十六岁这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这话是她自己说的。说完以后,她坐在女儿家那张用了十几年的旧沙发上,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窗外的天阴得厉害,像要下雨。屋里没开灯,暗沉沉的,只有电视柜上那个电子钟在一下一下地跳。她女儿周晓芸从厨房里端了杯温水出来,放在她手边,半蹲下来,仰着脸看她:“妈,你别这么说。谁这辈子没看走眼过。”
顾秀兰笑了一下。那笑容像用刀片划出来的,又细又薄。她说:“我看走眼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差点把你爸留给我的那点体面,全丢在人家脚底下了。”
周晓芸眼圈一红,别过脸去。
事情得从半年前说起。
顾秀兰的丈夫周建国是四年前没的。食道癌。从查出到走,前后不到八个月。那八个月里,周建国从一百四十斤瘦到八十斤,最后那段日子,连水都咽不下去。顾秀兰整夜整夜地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那手从温热到冰凉,她都没松开。周建国走的那天晚上,病房里特别静。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水往下滴的声音。顾秀兰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没有留话。只是眼角滚下来一滴泪。顾秀兰用纸巾替他擦了。她没哭。她就那么看着他,像要把他的样子刻进眼睛里。
后来办丧事,她也没怎么哭。亲戚们都说她坚强。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是坚强。那是被抽空了。一个跟你过了半辈子的人,突然就不在了。那种空,是哭不出来的。
周建国走后,顾秀兰一个人住在东城那套两居室里。房子是一九九八年单位分的,后来房改买了。不算新,但地段好。附近有菜市场、社区医院,还有一个小公园。顾秀兰每天早上去公园走两圈,然后买菜,回来做饭。一个人吃。吃完洗碗。下午看看电视,或者去社区活动室坐坐。晚上随便对付一口,就上床躺着。她睡不着。那张双人床太大了。大得像一片海。她躺在边上,不敢往中间睡。好像中间还睡着另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可她还是不敢占他的位置。
女儿周晓芸在西城住。她男人跑运输,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带着个七岁的儿子,叫乐乐。周晓芸让顾秀兰搬过去。顾秀兰不去。她说:“我去了,你更累。再说,你爸这房子,不能空着。空着,他就真回不来了。”周晓芸就哭。顾秀兰不哭。她现在很少哭了。眼泪这东西,流多了,人就干了。
这些年,不是没人给顾秀兰介绍。社区里的王大姐最热心。她跟顾秀兰说:“秀兰啊,你才五十六,看着也就五十出头。别总一个人待着。找个伴,说说话,散散步。老了也能有个照应。”顾秀兰每次都笑着摇头。她说:“算了。半路夫妻,不好处。”王大姐说:“那也分人。我给你留意的,都是靠谱的。”顾秀兰就说:“再说吧。”这一“再说”,就说了三年。
直到陈国栋出现。
陈国栋是王大姐的表哥的同学,退休前在区文化馆干过。六十三了,人看着挺精神。头发虽然花白,但梳得纹丝不乱。他爱穿深色的夹克衫,领口拉得板板正正。走路喜欢把一只手背在身后,像是随时准备上台发言。他妻子没了五年。一个儿子,在深圳。女儿就在同城,但很少回来。王大姐说:“这陈老师啊,有文化,有修养。还会写毛笔字。你们肯定能说到一块。”
见面是在王大姐家。顾秀兰本不想去。可王大姐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说:“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就见一面。不成就当多认识个人。”顾秀兰就去了。她挑了件深蓝色的外套,把花白的头发用发卡别了别。镜子里的自己,不算老。但也不年轻了。眼角有细纹,皮肤也松了。可眼睛还是亮的。她对着镜子笑了一下。那笑,有点像给自己打气。
陈国栋比顾秀兰早到。他站起来,朝顾秀兰点了点头。他个子不矮,一米七五左右。腰板直。笑容很得体。他说:“顾老师,常听王姐提起你。”顾秀兰说:“我可不是什么老师。我就在学校当过几年后勤。”陈国栋说:“那更巧了。我对后勤工作也很熟悉。以前在文化馆,管过食堂。”顾秀兰笑了笑。两个人坐下。王大姐端了茶和水果,然后就说:“你们聊,我去厨房看看。”就躲了。
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俩。陈国栋给她续了杯茶。茶是龙井,清清的绿。顾秀兰抿了一口。陈国栋问她平时都干什么。顾秀兰说:“也没什么,买菜做饭,去公园走走。”陈国栋说:“喜欢看书吗?”顾秀兰说:“眼睛不行了,看得少。”陈国栋说:“那好办。我那儿有不少大字版的线装书。下次拿几本给你。”顾秀兰没接话。她不知道这是客套,还是真有下次。陈国栋倒很自然。他说起自己的日常。每天早起打太极,然后去菜场。中午自己做饭。下午练字。晚上看新闻。他说:“我这个人,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跟说得上话的人,一块吃个饭,聊聊天。”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顾秀兰。那目光温和,甚至有点过分温和了。顾秀兰低下头,假装喝茶。
那天回去以后,陈国栋给顾秀兰发了条微信。他说:“顾老师,今天跟你说话很愉快。下周六,我约你到城南新开的茶楼坐坐。听说那家的龙井不错。你有空吗?”顾秀兰拿着手机,犹豫了。她把消息给周晓芸看。周晓芸说:“这人动作挺快啊。妈,你要觉得行,就见见。反正大白天的,茶楼里能出什么事。”顾秀兰说:“不是出事。我是怕自己不会跟男人相处了。”周晓芸说:“你就当练练手。”顾秀兰笑:“我多大岁数了还练手。”可她还是回了消息。她说:“有。”
那个周六,顾秀兰去了。茶楼临河,环境不错。陈国栋要了壶龙井,又点了两碟点心。他给顾秀兰倒茶,动作很轻。他说:“这茶第二泡最好。你尝尝。”顾秀兰喝了一口。她说:“香。”陈国栋就笑。他话多,但不让人烦。他讲文化馆的旧事,讲他儿子小时候怎么淘气,讲他以前去北方出差,第一次看见大雪。顾秀兰就听着。她有时候也插两句。她说周建国以前也爱喝茶。不过他不讲究,什么茶都喝。陈国栋就说:“那下次我去你家,专门给他带点好茶。”他说的是“你家”,没说“你丈夫”。顾秀兰心里动了一下。这个人,好像真能接受她的从前。
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去公园,去逛旧书店,去河边散步。陈国栋总是很守规矩。过马路的时候,他不拉手。只虚虚地护一下。说话也不逾矩。晚上回家,他发消息说“到了”。顾秀兰就回“好”。像两个温和的、不着急的年轻人。
一个半月后,陈国栋跟顾秀兰提了领证。他说:“秀兰,我这个岁数,不想玩虚的。我想跟你搭个伴。正经搭。你搬过来,或者我搬过去。都行。咱不办酒。就请几个熟人吃顿饭。让大家都知道,咱们以后是一家人了。”顾秀兰说:“太急了。”陈国栋说:“不急。我怕再拖下去,你被别人抢了。”顾秀兰笑:“我一个老太太,谁抢。”陈国栋说:“我抢。我这个人,认准了,就死心眼。”顾秀兰没说话。她看着陈国栋。他脸上带着笑。眼睛里的光,像点了两盏小灯。顾秀兰忽然想,也许,这就是命。老天让她在人生最后一程,还能遇上个知冷知热的人。她点了头。
二
婚后一个月,顾秀兰开始后悔。
悔的不是再婚这件事,是这个人。
陈国栋家住在城北老区,一套七十多平的三居。房子旧,但里面收拾得利索。顾秀兰搬过去那天,陈国栋给她腾出了主卧。他自己睡次卧。顾秀兰说:“这不好。我睡小房间就行。”陈国栋说:“你是女主人。主卧该你住。我睡那间,早上阳光好,我练字方便。”顾秀兰就没再争。她把自己带来的衣裳一件件挂进衣柜。陈国栋站在门口看着,忽然说:“秀兰,你能来,我这心里,踏实了。”顾秀兰回头笑了一下。她当时是真高兴。以为自己从此不用再一个人了。
头半个月,陈国栋待她不错。每天他起得早,去楼下买早点。顾秀兰起来时,豆浆和包子都摆在桌上了。他说:“你多睡会儿。我在家时,你不用起那么早。”顾秀兰说:“那不成。我还得给你做饭呢。”他说:“做饭不急。咱俩以后谁有空谁做。”顾秀兰当时想,这是个懂疼人的。
变化是从第三周开始的。那天顾秀兰买菜回来,把找零的几枚硬币放在门口的鞋柜上。陈国栋看见了,说:“零钱别乱放。放我书桌第二个抽屉里。那是专门放零钱的。”顾秀兰说:“几毛钱,放哪儿不一样。”陈国栋说:“不一样。家里得有家里的规矩。你没发现吗?我每样东西都有位置。”顾秀兰就笑:“行,我以后注意。”她当时没当回事。只觉得这老头有点讲究。
可讲究的地方越来越多。顾秀兰洗碗的时候,陈国栋会站在旁边看。他说:“碗要用洗洁精多擦两遍。你那样冲一下,油去不干净。”顾秀兰说:“我洗了几十年碗了。”陈国栋说:“所以有些老习惯得改。”顾秀兰没吱声。她挤了一泵洗洁精,又挤了一泵。陈国栋这才点点头,走了。
还有她拖地。陈国栋家是浅色瓷砖。顾秀兰拖完,陈国栋会蹲下来,用手摸一下。说:“你这拖把没拧干。地上有水印。”顾秀兰说:“拖把就这样。”陈国栋就说:“明天我教你。有专用的海绵拖把,吸水性好。”顾秀兰说:“我以前也用过。”陈国栋说:“那你就该用。”顾秀兰站在阳台上,手里还攥着拖把杆,觉得这日子像在被人用砂纸一点一点地磨。
但她还是忍。她想,人和人处,总有个磨合期。她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周建国活着时,他们也不是没红过脸。夫妻嘛,就是互相将就。可她忘了,将就是有底线的。陈国栋的将就,是要她一个人退。一直退。退到墙角。
真正让顾秀兰心寒的,是钱。
陈国栋从不跟她提钱的事。每个月的退休金,打到卡上。他放在自己那个锁着的抽屉里。顾秀兰不知道密码。她也不问。家里买菜,陈国栋每天给她一百块。晚上回来,要报账。买了什么,几斤几两,多少钱。顾秀兰一开始照做。后来越做越别扭。她说:“这账,我记不清了。”陈国栋说:“那不行。我每个月的钱,都有计划。你花多少,我总得有个数。”顾秀兰说:“那你来买。”陈国栋说:“我没空。你买。你记。这是规矩。”顾秀兰没再说话。她忽然觉得,自己不像这个家的女主人。像个领了零钱出门办事的保姆。
那件事发生在第六个星期。那天晚上,陈国栋喝了点黄酒。不多,小半杯。他脸色微红。顾秀兰在厨房刷碗。他走过来,靠在门框上。他说:“秀兰,咱们领证一个多月了。你总睡主卧,我睡次卧。你说,这像话吗?”顾秀兰没回头。她继续刷碗。她说:“你想说什么?”陈国栋说:“我想说,咱们是夫妻。夫妻不能一直这样。得同房。”顾秀兰的手停了一下。她当然听懂了。可她说:“我这把岁数了,早没那个心了。”陈国栋说:“有没有心,是一回事。尽不尽义务,是另一回事。”顾秀兰转过身来。她看着他。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裤兜里。脸上带着一种很平静的坚持。顾秀兰说:“陈国栋,你说义务。那我也问问你。你尽过什么义务?我搬进来以后,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子,哪样不是我干?你让我给你当保姆,我认了。可你不能得寸进尺。”陈国栋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像在听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说话。他说:“你是我老婆。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顾秀兰心口一凉。她说:“那我是不是也该问一句,你把我当老婆,还是当不花钱的老妈子?”陈国栋不笑了。他站直身体,说:“顾秀兰,你这就没意思了。我陈国栋花了几十年的积蓄,把你娶进门。你不让我碰。还跟我算家务账。你让外头人评评理,谁对谁错?”顾秀兰看着他。她忽然觉得很陌生。这个站在她面前的人,跟那个在茶楼里给她倒龙井的人,不是同一个。那个人的温和是壳。壳下面,全是算计。
那天晚上,顾秀兰把门反锁了。陈国栋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他没敲。他只在门口说:“秀兰,你好好想想。我不是为难你。夫妻之间,这是义务。”顾秀兰在门里听着。她没有说话。她靠在床头,腿上搭着一条薄被。那是周建国以前盖过的。她把它带到了这里。她现在很庆幸,自己还留着这样东西。那是她的。不用跟任何人分。
三
第二天早上,顾秀兰起得很早。
她走出房间,陈国栋已经坐在客厅里了。他面前放着一杯茶。他说:“昨晚上,你睡得怎么样?”顾秀兰没回答。她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她站在水池边,慢慢喝。水是隔夜的,有点凉。陈国栋又说:“秀兰,我话说得重了。你别往心里去。我这人,直。可我没有坏心。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家,得像个家。”顾秀兰放下杯子,走到客厅。她说:“陈国栋,我问你一句话。你要我,是为了什么?”陈国栋抬起头。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说:“为了有个伴。为了老了不孤单。”顾秀兰说:“那这个伴,该是什么样?”陈国栋说:“你这样就很好。”顾秀兰说:“那我要是不这样了呢?”陈国栋看着她。他的目光很稳。他说:“秀兰,你别闹。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好好过,比什么都强。”顾秀兰不再说话了。她回屋换了衣服,跟陈国栋说:“我回家拿点东西。”陈国栋说:“什么时候回来?”顾秀兰说:“晚点。”她出了门。门在身后合上。她站在楼道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里,有这六周以来所有的憋屈。也有她终于认清现实的清醒。
她回了自己家。那套东城的旧房子。开门进去,还是她走时的样子。只是地上落了一层灰。她脱了鞋,光脚踩在地板上。地上很凉。可那种凉,让她踏实。她走到卧室,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她看着那张床。床还是她走时铺的。蓝格子的床单。周建国睡过的那一侧,她走时用一条旧毯子盖着。现在那条毯子还在。她走过去,掀开毯子。枕头中央,有一小块浅浅的凹痕。那是时间留下的。她伸出手,很轻地碰了碰。然后她坐在床沿上。她想:我差点把这里也丢了。
下午,王大姐来了。是顾秀兰打电话叫来的。王大姐进门,先上上下下把她看了一遍。然后说:“秀兰,出啥事了?是不是吵架了?”顾秀兰给她泡了杯茶,说:“王姐,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顾秀兰把这两个月的事,挑要紧的说了。没说那些太私密的。可王大姐是过来人。她一听就明白了。她一拍大腿,说:“这个陈国栋,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里头全烂了。还义务。义务个屁。这老东西,脑子里全是浆糊。”顾秀兰说:“我不怪别人。怪我自己没看清楚。”王大姐说:“你别这么说。谁也没长透视眼。现在关键是,你打算怎么办?”顾秀兰说:“我要离婚。”王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她说:“秀兰,你可想好。这刚领证两个月。传出去,村里人怎么看你?”顾秀兰说:“随他们怎么看。我活到五十六了,还能让唾沫星子淹死?”王大姐说:“那我支持你。这婚,必须离。咱不受那个气。”顾秀兰点头。她的眼睛很干。她说:“我只是怕晓芸知道了难受。”王大姐说:“难受也得知道。孩子有权知道。”
周晓芸是晚上来的。她听了顾秀兰的话,没哭也没闹。只问了一句:“妈,他打你没?”顾秀兰说:“没。就是说话难听。”周晓芸说:“那也过不下去了。离。”顾秀兰说:“我再想想。”周晓芸说:“还想什么?再等两个月,等人老珠黄了,让人赶出来?”顾秀兰看着她。周晓芸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受委屈了,我不能让你再回去。”顾秀兰笑了。她伸出手,摸了摸周晓芸的头。她说:“我知道了。”
第二天,顾秀兰回了陈国栋家。她是去拿东西的。她没打算久待。陈国栋在。他看见顾秀兰进来,说:“东西我给你收在次卧了。你的衣服,我让楼下干洗店给你洗好了。你随时可以拿。”顾秀兰说:“陈国栋,我想离婚。”陈国栋没有惊讶。他坐在那张红木扶手椅上,手里还端着一本书。他翻了一页,说:“为什么?”顾秀兰说:“我待不下去了。”陈国栋放下书,站起来。他走到顾秀兰面前,很近。顾秀兰闻到他身上那股很重的樟脑味。他说:“秀兰,你太小看婚姻了。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我陈国栋没有对不起你。家里管你吃,管你住。你跟我提离婚,凭什么?”顾秀兰说:“就凭你把我当保姆。就凭你逼我尽那些我不要的义务。”陈国栋的脸一下就阴了。他说:“顾秀兰,你说话要有根据。什么叫逼?我是好好跟你商量。”顾秀兰说:“你半夜站在我门口,说那是义务。那叫商量?”陈国栋说:“夫妻之间,说这个,不丑。是你自己心里脏。”顾秀兰浑身都在抖。她以前不相信人会气到发抖。现在信了。她往后退了半步,扶着墙。陈国栋又说:“你要离婚,可以。把我给你的那对金镯子还回来。还有这两个月的饭钱。你自己算。我不讹你。”顾秀兰瞪大了眼睛。那对金镯子,是陈国栋婚前给的。她只戴过一次。后来觉得太扎眼,就收起来了。现在,他让她还。顾秀兰说:“好。我还。连你家的钥匙一起还。”陈国栋说:“还有那套床上用品。是我买的。”顾秀兰说:“好。都还。我顾秀兰再穷,也不欠你陈国栋一根线。”
四
顾秀兰用了一个下午,把所有东西都清了出来。该还的还,该扔的扔。她提着两个大袋子,打车回了自己家。她把门关上,然后坐在玄关换鞋。那鞋,也是她自己的。旧了,但合脚。她摸着鞋面,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她终于可以哭了。在陈国栋家,她连哭都不敢大声。现在好了。这里是她自己的地方。她想怎么哭,就怎么哭。
离婚手续比她想的顺利。陈国栋到底是个要脸的人。他不同意闹到法院。他说:“协议离。明天民政局见。”顾秀兰说:“好。”第二天,他们真就去了。排了号,照了相。工作人员问:“考虑好了吗?”顾秀兰说:“考虑好了。”陈国栋也说:“考虑好了。”两个人签字的时候,都很平静。像在签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文件。出来以后,陈国栋对顾秀兰说:“祝你以后幸福。”顾秀兰没回他。她走下台阶,头也没回。外头阳光很好。她站在太阳底下,觉得自己轻了许多。
王大姐一直觉得对不起她。顾秀兰说:“不怪你。真的。你也是为我好。”王大姐说:“以后我给你介绍,一定查他三代。”顾秀兰笑:“别了。我这辈子,不会再找了。”王大姐说:“话别说死。等你缓过来,就又想有人陪了。”顾秀兰摇摇头。她说:“王姐,我不是不想有人陪。我是怕了那种,还没把心暖过来,就把账先算清楚的人。我这人,糊涂了半辈子。临了,不想再糊涂了。”
后来,顾秀兰的日子又回到了从前。一个人。买菜。做饭。去公园。可她不再觉得那么空了。她甚至开始享受那种安静。她买了些花种在阳台上。又从旧书柜里翻出几本年轻时看的书。她每天下午泡一壶茶,坐在窗边,读几页。有时候周晓芸带着乐乐来。乐乐爱在屋子里跑。顾秀兰就跟他捉迷藏。乐乐笑,她也笑。她的笑容,比从前多了些硬气。那种硬气,不是凶,是不再怕了。不怕一个人。不怕别人说。不怕日子长。
有一回,她在街上碰见了陈国栋。陈国栋老了不少。身边跟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那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提着一大包东西。陈国栋看见顾秀兰,愣了一下。顾秀兰朝他点点头。然后走过去了。那女人问:“那是谁呀?”陈国栋说:“一个熟人。”顾秀兰听见了。她没回头。她只是把菜篮子的提手紧了紧。步子走得更稳了。
她知道,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义务”能绑住她了。因为从她走出那扇门开始,她就只对自己有义务。要好好活。要活得像个人。要把周建国那句话,一直记着。那句“秀兰,你以后要好好活”。她终于能做到了。不是为别人。是为她自己。
往后的光
一
顾秀兰的日子,是从一盆绿萝开始好起来的。
那是她从陈国栋家搬出来后的第二个礼拜。她去楼下的早市买菜,回来时,看见小区门口有人蹬着三轮卖花。花不多,几盆绿萝,几盆茉莉,还有两棵半死不活的栀子。顾秀兰蹲下来,挑了那盆最旺的绿萝。卖花的汉子说:“十五。”她还价:“十块。”汉子说:“大姐,这盆都长得快垂地了。十五不贵。”顾秀兰说:“十二。行就拿,不行我走。”汉子就笑,拿草绳把花盆一兜,递给她。顾秀兰抱着花上楼。花盆沉甸甸的。她走几步,歇一歇。心里却不觉得累。
她把绿萝搁在客厅的电视柜上。那柜子是周建国在时打的。样式老,但结实。绿萝的藤蔓搭下来,把柜子一角遮得若隐若现。顾秀兰每天给它浇水。不多,就一瓢。她发现,这花好养。你越不娇惯它,它越长。新叶子从藤蔓尖上冒出来,嫩生生的,像小孩子的指甲盖。她看着那新叶,心里也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冒。
周晓芸有回带着乐乐来,看见那盆绿萝,说:“妈,你什么时候养花了?”顾秀兰说:“前两天买的。给屋里添点活气。”周晓芸说:“那敢情好。你这屋子,以前太素了。”顾秀兰就笑。她自己也这么觉得。这屋子以前不是她的。是她和周建国两个人的。后来周建国走了,这屋子就剩下一层壳。她在壳里待了四年,不声不响的。现在,她得让这屋子重新活过来。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
她从网上买了几块碎花布,把旧沙发罩了一层。又去社区的旧货市场淘了个小木架子,放在阳台上。她开始往家里搬花。一盆,两盆,三盆。月季、长寿花、碰碰香、铜钱草。她叫不全名字,就让卖花的写个小牌插在土里。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看哪盆冒了新叶,哪盆打了花苞。她跟它们说话。说:“你渴不渴?”“你晒不晒?”“你今儿个开得不错。”乐乐在一旁听见了,说:“姥姥,你跟花说什么呀?”顾秀兰说:“跟它们商量事呢。”乐乐歪着脑袋:“花能听懂吗?”顾秀兰说:“能。你听不懂的,它们都懂。”乐乐就也蹲下来,冲着一盆铜钱草说:“你叫什么名字?”顾秀兰笑得不行。她说:“它叫铜钱草。不过它不认字。你叫它啥都行。”乐乐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圆子”。从那以后,乐乐每次来,都要先去看看小圆子。
日子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顾秀兰的头发白得更多了。可她的精神头足了。她开始每天去社区的活动室。那里有几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人,有打毛衣的,有下棋的,有练扇子舞的。顾秀兰不会。她就坐在一旁看。后来有个姓宋的姐拉着她学。顾秀兰说:“我这胳膊腿都硬了。”宋姐说:“硬了才要练。动一动,浑身的血就活了。”顾秀兰就跟着学。从最简单的扇子开始。她学得慢。别人三遍就会的动作,她要十遍。可她肯下功夫。每天晚上回家,对着一阳台的花,再把动作比划一遍。花不说话。月亮不说话。可她知道,自己比前一天强了。
王大姐偶尔来看她。王大姐还是那个急性子。一进门,就大嗓门:“秀兰,你气色好多了。比在陈家那会儿强了不止一个档。”顾秀兰就笑:“王姐,你又提陈家。都翻篇了。”王大姐说:“好,不翻不翻。我就是来跟你说个事。”顾秀兰说:“啥事?”王大姐说:“陈国栋又找了。比他小十岁。听说那女的厉害得很,进门三天就给他立了规矩。他以前对你那样,现在全让人给还回来了。”顾秀兰没说话。她正给花浇水。水壶嘴细长。水流下来,像一根银线。她说:“过得好坏,都跟我没关系了。”王大姐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顾秀兰笑了笑。她把水壶放下,给王大姐泡了杯茶。两个老姐妹坐在阳台边。阳光透过花叶子照进来,亮斑在她们身上跳。顾秀兰说:“王姐,我不恨他。也不盼他坏。我就是觉得,人这辈子,绕了那么大一圈,最后还得回到自己这儿。别人给的好,是锦上添花。别人不给,我也得让自己开着。”王大姐拍拍她的手,说:“秀兰,你成精了。”顾秀兰哈哈笑。那笑声很亮。像阳台外头那盆开得正好的长寿花。
二
秋天的时候,社区里来了个男人。
男人姓方,叫方远。六十岁。是区里文化馆新退下来的。他爱照相。老式的胶片相机,端在手里。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擦镜头的麂皮。他总在社区的院墙外面转。拍爬山虎。拍老槐树。拍从巷子口走过去的猫。有人跟顾秀兰说:“那老头怪有意思。不跟人说话,就拍。”顾秀兰说:“拍就拍吧。又没拍你。”那人不乐意,说:“拍了我也不知道。”顾秀兰就笑。
后来有一回,顾秀兰在公园里练完扇子舞,坐在长椅上歇汗。方远就坐在对面。他端着相机,对着湖面调焦距。顾秀兰顺着他的镜头看过去。湖上有几只野鸭。黄的。灰的。在水里一漾一漾的。她以为他在拍鸭子。就多看了两眼。方远忽然放下相机,说:“大姐,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顾秀兰慌了。她说:“拍我做啥?一张老脸。”方远说:“不。你坐在那里,阳光从后面照过来,正好把你的头发勾亮了。很好看。”顾秀兰被他这么一说,倒有些不好意思。她下意识地用手拢头发。方远已经按了快门。顾秀兰说:“你这人,也不先问一句。”方远笑:“我拍了就后悔了。没经你同意。这样,你留个地址。等照片洗出来,我给你送一张。”顾秀兰说:“不用。你删了吧。”方远说:“胶片机,删不了。”顾秀兰就笑:“你这人,真是。”方远也笑。他的笑容很清爽。不油。也不假。
后来照片真洗出来了。方远在公园里把照片递给顾秀兰。顾秀兰接过一看。照片里的自己,坐在长椅上。身后是一片虚化的绿。她的头发被光勾出一圈金边。她的侧脸,逆着光,显得很安静。顾秀兰说:“这不像我。”方远说:“这就是你。”顾秀兰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她以前很少照相。周建国在时,家里有一台傻瓜相机。他们拍过一些。后来周建国走了,那些照片她全锁进了一个铁盒里。她不想看。也不敢看。现在,她看着这张照片,忽然不觉得怕了。原来自己也可以这样。不年轻了。可还是有光的。
方远说:“大姐,我以后还能给你拍吗?”顾秀兰问:“拍什么?”方远说:“拍你。还有你的花。我听说你阳台上养了不少。我这个人,别的不行,就爱拍点花花草草。”顾秀兰想了想,说:“行是行。不过不能白拍。”方远说:“那我拿照片抵。”顾秀兰就笑。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方远隔三差五地来。他很有分寸。来了也不进门。就站在阳台上拍。顾秀兰把花一盆盆地指给他看。他说这盆角度好,那盆光不对。他蹲下来,有时要趴在地上。顾秀兰怕他胳膊撑不住,递个垫子过去。他说“没事”。两个人在阳台上,一个说,一个拍。不近,不远。像两条平行线,偶尔为了某朵花的开落,轻轻一靠。
周晓芸知道了,半开玩笑地说:“妈,这方叔是不是对你有意思?”顾秀兰说:“别胡说。人家就是喜欢照相。”周晓芸说:“喜欢照相,怎么不去公园拍,偏来你家阳台拍?”顾秀兰说:“我家的花好。”周晓芸就说:“你以前可没这么好说。”顾秀兰笑。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她觉得这样挺好。有个谈得来的朋友。不涉及柴米油盐,不涉及嫁娶。只是一起看看花。说说话。日子轻省。
方远有时会带点小东西来。一兜橘子,一盒茶叶。也有自己做的书签。不知他从哪儿捡来的叶脉,压得平平整整,贴在一张小纸片上。上面写两个字:春祺。顾秀兰说:“你还会这个。”方远说:“闲得慌。练手。”顾秀兰就把书签夹在床头那本书里。她晚上看书时,一翻就翻到。那薄薄的一片,像一小块未化的雪。她的心,就跟着静下来。
三
那年冬天,顾秀兰生了一场小病。
也不是大病。就是重感冒,发了两天烧。周晓芸要接她去西城住。她不去。周晓芸说:“你一个人,夜里要是有个什么,谁能知道?”顾秀兰说:“能有个什么?吃药就好了。”周晓芸拗不过她,就每天中午打电话问。顾秀兰说“好多了”,声音却还哑着。
那天下午,顾秀兰躺在床上。外面下着雨。雨点打在阳台的花架上,叮叮当当的。她闭着眼。门铃响了。她不想起。可门铃一遍遍地响。她硬撑着起来。走到门口,从猫眼里看了一眼。是方远。他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药盒和几根葱。他头发湿了,镜片上全是水雾。顾秀兰开了门。他说:“你电话怎么不接?”顾秀兰说:“静音了。”方远说:“我打了好几个。还去敲了你楼下的门。后来遇见你外孙的奶奶,说你病了。”顾秀兰说:“你外孙的奶奶”这几个字,像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她有些恍惚。方远已经把塑料袋放到了桌上。他说:“你先躺着。我给你烧壶水。”顾秀兰没力气,就没拦。她回屋躺下。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响。过了一会儿,方远端着一杯温水进来。他说:“这有感冒冲剂,你喝一包。发发汗。”顾秀兰接过来。她的手有些抖。方远看见了,把杯子又接了回去。他说:“我喂你。”顾秀兰说:“不用。”方远说:“这时候了,还逞什么强。”顾秀兰就让他喂了。那杯水很温。顺着喉咙流下去,一直暖到胃里。她抬起头,看见方远正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担心,也有点别的东西。那点别的东西,很轻。像窗外雨丝里的远山。顾秀兰把目光移开了。
那天,方远待到晚上。他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给顾秀兰煮了粥,又把热水壶插上电。他坐在床前那把旧木椅上,跟顾秀兰说了一会儿话。说的都是零碎的事。说他们小区的猫生了崽。说文化馆新来的看门老头爱钓鱼。说公园里的银杏叶还没落尽。顾秀兰半闭着眼听。她觉得自己像一株被雨水打湿的花。有人在旁边,不急不缓地,替她挡着风。后来她睡着了。方远走了。留了张字条:“粥在锅里温着。明早当早饭。别忘了。”顾秀兰半夜醒来,摸着那字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她把字条叠好,放在枕头下。然后她翻了个身,又睡过去。
病好以后,顾秀兰去文化馆找方远。方远正在院子里洗照片。一个小黑屋。他蹲在地上,把相纸从药水里夹出来。顾秀兰站在门口。方远回头看见她,说:“来了。进来。这屋有股味。你闻得惯不?”顾秀兰说:“闻得惯。”她走进去。小屋很窄。墙上挂满了照片。有花,有树,有路,有猫。还有她。那天在长椅上的那张。还有在阳台上弯腰浇水的。还有一张,是那次她生病时,他临走拍的。她没看见。顾秀兰一张张地看。方远擦着手,站在她身后。他说:“别看了。都是些旧片子。”顾秀兰说:“拍得不错。”方远说:“是你站的那地方光好。”顾秀兰就笑。她忽然说:“方远,我想问你一句话。”方远说:“你问。”顾秀兰说:“你总给我拍,图什么?”方远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他说:“图你肯让我拍。”顾秀兰也愣了一下。两个人对着站。小黑屋里的光很暗。只有那盏小红灯泡,像一颗悬在夜里的心。顾秀兰说:“方远,我这辈子,不想再往深里走了。就这样,好不好?”方远说:“好。你说走多深,就走多深。”顾秀兰点点头。她转过身。门外是白花花的太阳。她眯着眼,走出去。方远在后面喊:“下个星期,公园里的腊梅该开了。我带了新胶卷,给你拍。”顾秀兰回头说:“好。”
四
腊梅开的时候,顾秀兰去了公园。方远已经在了。他脖子上挂着相机。围着那棵腊梅转。顾秀兰走过去。他往后退,取景。顾秀兰就站在梅树下。她穿着那件旧了的暗红色羽绒服。方远说:“你别动。看这边。”顾秀兰就不动。快门咔哒一声。像风里的一小粒冰,碎了。方远走过来,说:“这张一定好。”顾秀兰说:“你每张都说好。”方远说:“因为每张里都有你。”顾秀兰笑了。她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朵掉落的腊梅。花很小。香却浓。她把它放进方远的上衣口袋。说:“那这花,送你了。”方远低头看了看。他说:“我得收好。回去夹书里。”顾秀兰说:“花会蔫。”方远说:“蔫了也是花。”顾秀兰没说话。她忽然觉得,这世上,也许真有一种关系,是不用落到实处的。它像这腊梅。开在风里。不结果。可那香,能陪人过完一整个冬天。
那天晚上,顾秀兰一个人回到家。她洗了澡,坐在床上。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像一条很窄很窄的路。她忽然想起周建国。想起他走的那天,眼角那滴泪。她在心里说:“建国,我好像快好了。”说完,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不是苦的。是咸的。带着一点温热的、被春天提前叫醒的潮气。她躺下来。枕边是方远的那张字条。还有一片发蔫的腊梅。她闭上眼睛。外面的风,正从公园的方向,慢慢地吹过来。像一个人,轻轻敲着她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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