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妻子丢下我和儿子跑了，10年后我当老板，她在我公司当清洁工|小军|方建国|清洁工|王芳|茉莉|陈世美

80年妻子丢下我和儿子跑了，10年后我当老板，她在我公司当清洁工

方建国永远记得1980年那个秋天的早晨。

那天雾特别大，村口的几棵老槐树都隐在白茫茫的水汽里，只露出几根虬曲的枝干，像老人伸出来的手。他披着露水从地里回来，裤腿湿了半截，胶鞋踩在泥路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响。院里那只芦花鸡还没醒，缩在窝里一动不动。灶房冷着，烟囱没有冒烟。他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炕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头天晚上刚晒过。墙角的樟木箱子开着，里面少了几件女人和孩子的衣裳。他站在屋中央，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他张了张嘴，想叫她的名字，可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丽芬——小军——”

他喊。声音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闷闷的。没有人应。他转身冲出门，满院子找，鸡窝、柴房、茅厕，连水缸后面都翻了。没有。他跑到村道上，碰见邻居张大娘。张大娘说，天没亮见着丽芬牵着小军往村外走，问她去哪儿，她说回娘家看看。方建国的心“咯噔”一下，拔腿就往村外追。雾浓得化不开，他跑了几里地，摔了两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生疼。可一直追到镇上的汽车站，也没见着人影。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炕沿上，抽了半宿烟。烟是旱烟，呛得他直咳嗽。他忽然想起王丽芬走前那几天，总坐在窗前发呆，手里攥着一条红围巾，拆了织，织了拆。他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没事。他以为她是想娘家了。他后来才知道，那个男人在镇上等了她三天。她把小军也带走了。他的儿子，他那个才三岁大的儿子。

王丽芬走后的第三个月，他才接到一封从南方寄来的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她说，她在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小军放在厂里的托儿所。她说，建国，我对不住你。可我不想再回那个穷山沟了。你要恨就恨我，别恨小军。他长大了，我会让他认你。

方建国把信纸捏得变了形。他没回信。他把信塞进炕席底下，继续过他的日子。白天上工，晚上喝酒。喝醉了就唱，唱的是村里老人教的梆子戏。邻居们说他疯了。他不理。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他醉倒在田埂上，被一场秋雨浇醒。雨点子打在脸上，又冷又疼。他躺在泥里，望着天。天是灰的，沉得像一块铁。他忽然想，不能这样了。还有个儿子。儿子在南方。他得去找他。

可他没有路费。1981年的冬天，方建国把家里唯一的黄牛卖了，得了三百块钱。他揣着那三百块钱，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车上挤得脚不沾地，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拎着蛇皮袋，有人在角落里吐得昏天黑地。方建国一直站着，站了二十多个小时。到深圳站的时候，他的腿肿得发亮，像两根泡胀的萝卜。

他找到那家电子厂。厂子很大，铁门紧闭。他在门口守了三天，终于从一个下夜班的女工嘴里打听到，王丽芬早就辞工走了。去了哪儿，没人知道。方建国站在厂门口，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他的影子缩成很小的一团。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张着嘴，却呼吸不了。

他留在了深圳。他没有走。他有个念头，像一根钉子一样扎在心上：王丽芬还在这个城市。小军还在这个城市。他要在人海里，把他们找回来。

这一找，就是十年。

在深圳的头两年，方建国什么都干过。

他在码头扛过包，在建筑队搬过砖，在五金厂切过铁皮。最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清水挂面，晚上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深圳的蚊子又黑又毒，咬得他浑身是包。他用手挠，挠破了皮，淌出来的血和着汗，黏在衣服上，咸津津地疼。可他不觉得苦。因为他心里有团火。那团火烧着，烧得他睡不着觉。他闭上眼睛，就看见小军。小军还穿着走那天那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小脸圆圆的，一双眼睛黑亮亮的，奶声奶气地叫他“爸爸”。他想着，就着那点念想，他能在最累的时候笑出来。

1983年，他在华强北的一个电子元件摊上找了个活。老板姓刘，潮州人，看他老实肯干，就让他看柜台、搬货。方建国白天站柜台，晚上回去就在出租屋里认元件。他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电阻、电容、三极管，一样样分门别类，把英文缩写一个个抄在本子上背。他没念过多少书，字写得歪歪扭扭，可他记性好。不到三个月，老板就让他跟着去进货。又过了半年，老板把半个摊子交给他打理。

那几年，华强北成了聚宝盆。到处都在卖收录机、游戏机、电子表。方建国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心里头那个念头又活了。他不光要打工。他要自己做点什么。只有自己立住了，才能在这座城市扎下根。他一边看摊，一边偷偷学。学人家怎么跟供应商谈价格，学怎么验货，学怎么把一台台机器拆了又装上。他的手指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松香味。

1986年，方建国跟两个朋友合伙，租了个小铺面，做电子元器件的批发。那铺面不大，只有十几个平方，货架上堆满了纸盒。白天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晚上就躺在库房的行军床上睡。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听着外头大货车轰隆隆地碾过路面，觉得自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可这机器不白转。到了1988年，他们的批发铺已经在华强北小有名气。很多北方来的客户，都认他方建国。因为方建国实诚。他卖的东西，从来不掺水。有一回，一批货被雨水泡过，他硬是自己垫钱，给客户全部换了新的。客户说，方老板，你这么做生意，不亏吗？方建国说，亏一次，能换一辈子的信誉，不亏。

1989年，方建国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家兴电子”。家兴，家兴。他把这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底下的人都说，方总这名字起得好。可没人知道，他取这两个字的时候，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一整夜。家。他早就没家了。可他还是想要一个家。哪怕那个家，只剩他一个人。

家兴电子在1990年迎来了最关键的一笔大单。

那时候，寻呼机开始火起来。到处都有人腰里别着个黑匣子，滴滴响个不停。寻呼机的核心元件——晶振，成了抢手货。方建国早就盯上了这条路。他跑了无数次宝安和龙岗，跟几家晶振厂磨了又磨，最后拿下了一条代理线。那一年，寻呼机卖疯了。家兴电子的货，刚到码头就被抢光。方建国带着十几个员工，连续三个月没休过一天。他的眼睛熬得通红，嗓子哑了又好，好了又哑。可他不累。他觉得自己像一头被关了很久的牛，终于找到了能撒开蹄子狂奔的野地。

那年秋天，家兴电子搬进了新办公室。在福田的一栋写字楼里，租了半层。方建国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人与车。他穿上了人生第一套像样的西装。深灰色的，领带是浅蓝底子，带着细小的白点。那是他花了小半个月工资，在一家香港人开的裁缝铺里定做的。他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老了许多。两鬓冒出了白头发，眼角也生出了细纹。才三十出头的人，看着像四十多。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光亮，像被风吹了十年，始终没灭。

他请了几个老兄弟去酒楼吃饭。席上，有人劝他，方哥，你现在也立住了，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要不，再找个女人吧？方建国听了，笑了笑。他端起杯子，慢慢喝了一口。酒很辣，从喉咙一路热到胃里。他说：“再等等。”

等谁呢？他没说。酒桌上的人都当他是放不下那个跑了的女人。有人骂王丽芬，说她是陈世美，是潘金莲。方建国把杯子往桌上一顿，说：“别说了。”他的声音不大，可满桌子人都安静了。那天之后，再没人敢当他的面提王丽芬。

可他自己知道，那些年，他一直在找她。

他找过派出所，找过旧工友，找过南方的每一家电子厂。他在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还花钱让人去东莞、佛山打听。最接近的一次，有人跟他说，在龙岗见过一个像王丽芬的女人。他连夜开车赶过去，在那个工厂门口守了十几个小时。后来那女人出来了。不是她。方建国靠在方向盘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傻。傻得不可救药。可下一次，只要有一点像她的消息，他还是会赶过去。像一条记吃不记打的狗。

家里人都劝他，建国，算了吧。就当没这个人。方建国不吭声。他抽着烟，望着北方的天。他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这一辈子，总要给自己和小军一个交代。

1990年底，家兴电子已经有一百多个工人。

公司楼下，每天早上都有清洁工来打扫。方建国每天第一个到公司。天蒙蒙亮的时候，电梯还没什么声音。他刷了门禁，走进空旷的办公室。灯还没全开，光线有些暗。他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翻前一天的出货单。

那天，他在走廊里遇见一个新来的清洁工。

那是个女人。穿着公司统一发的蓝色工装，戴着橡胶手套，正在擦玻璃门。她的头发用一块深色头巾包着，只露出几缕花白的碎发。她擦得很慢，一下一下，像在给那些玻璃门擦脸。方建国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茉莉香皂味。他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那味道太熟了。熟得他浑身一激灵。

他转过头，看了那女人一眼。女人背对着他，身子微微佝偻着。她的背影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薄薄的，透着风霜。方建国的心猛地一抽。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站在那里，像被人点了穴。

那女人似乎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慢慢转过身来。她的脸被口罩遮了一大半，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在方建国看清的一瞬间，像两把刀，直直地捅进了他的胸口。

那是王丽芬的眼睛。

女人的手在玻璃门上一滑，橡胶手套里的水挤了出来，滴在她脚边。她的眼睛睁大了，瞳孔在昏暗的灯光下缩成两个小小的黑点。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像要倒下去。方建国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你……”他的嗓子哑得不像话，“你是丽芬？”

女人没说话。她看着他，眼睛里迅速漫起一层水光。然后她猛地抽回胳膊，低头，转身，沿着走廊快步走了。她的步子很乱，像喝醉了酒。方建国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一下，一下，把整个走廊都震得发麻。

他追到楼梯口。已经没人了。

他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他坐在冰凉的瓷砖地上，把脸埋进掌心。他的肩膀在抖。他忽然想笑。想大笑。找了十年。等了十年。她就在他的公司里。她就在他眼皮底下，擦着他公司的玻璃门。

这算什么？是天意，还是笑话？

那天，方建国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天。

他什么也没干。茶杯里的水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他看着窗外，从日出看到日落。天黑下来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她。他本以为自己会冲上去，揪着她，质问她为什么。问她这十年去哪儿了。问她小军在哪儿。问她有没有一点点良心。可当他真的看见她时，他发现自己什么也问不出来。他心里头，只剩下一片又深又空的静。那静，比恨还让人难受。

他查了人事档案。那女人登记的名字是“王芳”。1989年底来的。干的是清洁。住在新洲村的一间农民房里。人事部的小刘说，王芳姐人很勤快，就是不太爱说话。方建国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小刘翻了翻记录，说，没填。就写了个“无”。方建国的心沉下去。无。小军呢？

他拨了好几个电话。华强北的老铺子，当年的工友，甚至托了道上的人打听。最后得来的消息是：王丽芬当年离开深圳后，去了东莞。在那边跟过几个男人，过得不好。小军八岁那年，在路边玩，被一辆三轮车撞了，伤到了腿。因为没有钱治，留下了残疾。再后来，王丽芬一个人回了深圳，在好几个地方当过保洁。小军……跟她在福田的城中村里住着。

方建国听到“小军残疾”的时候，把电话给砸了。电话碎在办公桌上，零件崩得到处都是。他站起来，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像一头被困在铁笼里的野兽。他的脑子里嗡嗡响，全是小军。小军瘸着腿，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走。小军被人欺负。小军问，妈妈，爸爸呢。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十年，像活在一场大雾里。他拼命往前跑，以为自己是在追。可实际上，他连方向都没摸清。

第二天一早，方建国去了新洲村。

那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握手楼。楼与楼之间只留一条窄缝，阳光挤不进来，地上终年湿漉漉的。空气中混着炒菜味、霉味和下水道的味道。方建国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在这逼仄的巷子里走。有小孩从楼上往下泼水，水花溅在他裤腿上。有老人蹲在墙根剥葱，抬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他找到那间农民房。门虚掩着，门板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福”字。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听见里面传来声音。是一个男孩在唱歌，嗓子有些哑，调子跑得厉害，可听得出来，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方建国的腿忽然有些软。

他伸手，轻轻推开了门。

屋里很暗。一张木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煤炉子。墙上挂着几件衣服。地上铺着一块旧凉席。一个瘦瘦的男孩坐在凉席上，背对着他，正在摆弄几颗玻璃弹珠。他的一条腿伸得直直的，脚踝处明显有些变形。他听见门响，回过头来。那是一张苍白的、瘦削的小脸。可那双眼睛，又黑又亮。方建国看着他，像隔着十年的光阴，看见了当年那个穿着蓝底白花棉袄的小人儿。

“你找谁？”男孩问。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警惕。

方建国的嘴动了动。他想说，我是你爸。可那两个字太重了，重得他张不开嘴。他走进去，蹲下身，跟男孩平视。他伸出手，想摸摸他的脸。男孩往后缩了一下。

“你是……妈妈说的那个老板？”男孩小声问。

方建国点头。他的喉咙紧得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你叫什么名字？”

“方小军。”男孩说。

方建国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两滴。他背过身去，用袖子擦了又擦。可眼泪还是往外冒，像堵不住的泉。方小军看着这个穿西装的男人哭，有些不知所措。他轻轻拉了一下方建国的衣角：“叔叔，你别哭。是不是我妈妈做错事了？你别赶她走。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很辛苦的。”

方建国说不出话来。他转过身，把方小军搂进怀里。紧紧的。那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皂味。方建国把脸埋在他肩上，哭得浑身发抖。方小军开始有些僵，后来慢慢放松了，甚至还伸出小手，拍了拍方建国的背。

“叔叔，不哭。”他说，“我妈妈说了，哭鼻子的人，不勇敢。”

方建国边哭边笑：“对，不勇敢。叔叔不勇敢。”

那天，方建国在出租屋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他看了看屋里的一切。米缸快见底了，煤炉子上坐着一锅粥，已经凉了。方小军的作业本摊在桌上，字迹工工整整。方建国翻了两页，发现那孩子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他问方小军：“你几年级了？”方小军说：“三年级。”方建国点点头。三年级的作业本，他已经会做五年级的题了。

王丽芬没有回来。方建国知道，她大概是躲在附近，看见他进来了，不敢露面。他没去找。他只是在走的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塞进了方小军的枕头底下。然后他蹲下来，跟方小军说：“小军，你记着。以后，你会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方小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方建国摸了摸他的头，走了。

第二天，方建国把王丽芬叫到了办公室。

她没有坐。她站在门口，戴着口罩，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方建国坐在办公桌后，看着她。她比十年前老了太多。脸上的皮肤黄而干，额上横着几道深深的纹。她的手，骨节粗大，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鼓起来。她低着头，不敢看他。

“把门关上。”方建国说。

她犹豫了一下，转身关了门。办公室里很静。窗外有车喇叭声，从楼下飘上来，轻轻的。方建国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说：“小军的事，我知道了。”

王丽芬猛地抬起头来。她的眼里有泪。可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它们掉下来。方建国又说：“你为什么不带他来找我？”

王丽芬的嘴唇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挤出一句：“我没脸。”

“没脸？”方建国笑了。那笑容又苦又涩，“你十年前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没脸’这两个字？你把小军带走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你现在告诉我没脸？”

王丽芬不说话了。她的肩膀塌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架。方建国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比她高出一个多头。他闻见了她身上的茉莉香皂味。那味道，他恨了十年。可真闻着了，又恨不起来。

“小军的腿，还能治吗？”他问。

王丽芬摇摇头，又点点头。她说：“医生说，能做手术。可得好几万。我……”她说不下去了。

方建国看着她。他很想把她当年写的信，摔到她脸上。也很想问她，那个男人呢？那个带她走的男人呢？她是不是被人家甩了，才想起回来？是不是走投无路了，才躲在他的公司里擦玻璃？可话到嘴边，都咽了下去。他看见了她眼里的光。那光，像一盏快烧干的油灯，又暗又抖。他心软了。他恨自己心软。

“小军的手术，我来安排。”方建国说，“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王丽芬猛地抬头看他，眼睛里的泪夺眶而出。她“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方建国一把拉住她。她的身子轻得吓人，像一片枯叶。他把她从地上拽起来，沉声说：“别跪。我不是为你。我是为小军。他是我儿子。”

王丽芬的哭声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声短促的抽噎。方建国转过身去，不看她。他说：“过两天，我会派人去接小军，先去医院检查。你……你继续上你的班。但不用做清洁了。我会让人安排你去仓库，做点轻活。”

“我不配。”王丽芬哑着嗓子说。

方建国没回头：“配不配，我说了算。你只要把小军照顾好。其他的，以后再说。”

小军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右腿胫骨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医生说，还有矫正的可能，但要动两次手术。一次放钢板，一次拆钢板。中间恢复期，至少半年。费用不低。方建国说，多少钱都治。

他把小军送进了最好的骨科医院。病房在住院部十六楼，朝南，能看见远处一片片正在长高的楼。方建国每天都去看他。他给小军买了很多书，有童话，有科普，还有一套带拼音的四大名著。小军抱着那些书，笑得眼睛弯弯的。他说：“方叔叔，你真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书。”

方建国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说：“叫我爸爸。”

方小军愣了。他看看方建国，又看看站在门口的王丽芬。王丽芬别过脸去，用手抹了一下眼睛。方小军小声说：“可妈妈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不敢叫。”

“有什么不敢的。”方建国握住他的手，“你是我儿子。天经地义。”

方小军又看向王丽芬。王丽芬点了点头。方小军才犹犹豫豫地叫了一声：“爸爸。”

那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可方建国听在耳朵里，像一声响雷。他猛地抱住方小军，眼泪又掉了下来。方小军在他怀里，轻轻地说：“爸爸，你别哭。我以后会好好读书，长大了也要当老板。”

方建国笑了。他松开手，擦了擦眼睛：“当老板有什么好。你当医生。给好多好多人看病。”

方小军用力点头。

王丽芬站在门口，眼泪无声地流。她看见方建国给小军削苹果。他的动作很笨，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可他削得很认真，像在做一件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老家的时候，方建国也是这样笨手笨脚地帮她干活。他不会做饭，却偏要帮她烧火。结果把灶房弄得乌烟瘴气。那时候，他们多年轻啊。虽然穷，可到底有口热饭吃，有个人暖被窝。如果时光能倒流，她还会走吗？她不知道。

小军的第一次手术很成功。

方建国请了两个护工轮流照顾，又联系了一家特殊学校，等小军出院了就去上课。王丽芬被安排到公司仓库，负责理货。她做惯了粗活，手脚麻利，只是不爱说话。公司里的人知道她是小军的母亲后，对她都很客气。可王丽芬总是小心翼翼的，像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会连累小军。

方建国没有跟她多说一句话。他心里那根刺，还在。可日子久了，他发现，自己对她，好像没有那么恨了。有时候他去仓库，远远地看见她坐在一堆货箱中间，拿着本子记数字。她的字写得很慢，可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方建国就站在那儿看一会儿，然后走开。他不跟她说话。她也不来找他。两个人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

小军出院后，搬到方建国在福田租的一套公寓里。那房子不大，可干净敞亮。方小军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傻掉了。他站在客厅里，张着嘴，看看天花板上的吊灯，又看看落地窗外的高楼，半天说不出话来。方建国说：“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有书房，你可以安心看书。”方小军拖着还不太利索的腿，走到书房门口，轻轻推开。里面有一整面墙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还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有台电脑。他转头看着方建国，眼睛亮得吓人：“爸爸，这些书……我都能看吗？”

“都能。”方建国笑着说。

方小军“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他扑进方建国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方建国抱着他，拍着他的背。王丽芬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她没进去。她只是听着里面的哭声和笑声，靠在外面的墙上，慢慢地滑了下去。她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她知道，她错过的那十年，再也回不来了。

两年后，小军的腿完全恢复了。虽然仔细看，走路还有一点点不自然，但如果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他长高了许多，人也壮实了。在学校里，他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老师开家长会，总让方建国上去发言。方建国穿着西装，站在讲台上，紧张得比见大客户还慌。小军就坐在下面，笑得一脸骄傲。

王丽芬依旧在公司仓库做理货员。她的工牌上写的还是“王芳”。方建国没有改。她自己也没提。他们之间，像达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她不打扰他，他也不追究过去。唯一让方建国挂心的，是小军。小军有时候会问：“爸爸，你和妈妈为什么不住在一起？”方建国说：“有些事，等长大了再告诉你。”小军不问了。他比一般孩子都早熟。他心里隐约明白，那是一个不能碰的伤口。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直到第三年的春天，王丽芬病倒了。

那天，仓库里有人来报，说王芳晕过去了。方建国正在开季度会。他丢下一屋子人，冲下楼去。王丽芬躺在仓库门口的长椅上，脸色白得像纸。方建国蹲下来，叫她的名字。她没反应。他一把抱起她，往车上跑。她的身体轻得让他害怕。

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是严重贫血，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机能全面衰退。方建国站在病床前，看着这个曾经在田垄上跑得比他还快的女人。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忽然想，这些年，她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小军小时候生病，她拿不出钱，是不是抱着孩子在医院门口坐了一夜？她是不是把好吃的都留给了孩子，自己一天只吃一顿？她是不是因为要治小军的腿，才回到深圳，才进了他的公司？她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会遇见他，可她宁可被命运揭开伤疤，也要离小军近一点？

方建国不敢想。越想，心里越疼。

王丽芬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她看见方建国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她张了张嘴，嗓音干涩：“小军呢？”

“在家。我请了人照顾。”方建国说，“你别说话，好好躺着。”

“我没事。”王丽芬试图坐起来，被方建国按住。她看着他，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建国，我这次，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方建国的喉咙发紧。他说：“你先养着。别的事，好了再说。”

“我总给你添麻烦。”王丽芬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滴在白色的枕头上，洇出一朵朵淡灰色的花，“那年我走了，把家里掏空了。你卖了牛，我后来听说了。我知道你受苦了。可我不敢回去。我怕你打我，怕村里人戳我的脊梁骨。我更怕……更怕你不认小军。”

“那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不认。”方建国说。

王丽芬哭出了声。她用被子捂住脸，哭得浑身颤抖。方建国坐在那儿，没有动。他听着她的哭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过了好久，他伸出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他说：“都过去了。你好好活着。小军需要妈。”

王丽芬抓住他的手，哭得更凶了。

王丽芬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方建国每天忙完公司的事，就到医院来。他让小军也来。母子俩在病房里说说话，小军给她削苹果。王丽芬看着小军，眼里有笑。可那笑下面，藏着一种很深很深的疲倦。方建国知道，她在撑着。

出院那天，方建国对她说：“你别回仓库了。我把公司那套公寓给你住。你现在这个身体，不能太劳累。”

王丽芬愣住了。她摇头：“不，我不能要你的东西。我在公司做得好好的。”

“你非要把自己当外人吗？”方建国的声音有些急。

王丽芬低下头，不说话了。方建国叹了口气：“你要是不想住，我不勉强。但仓库的活，你别干了。我让人安排你去前台，接接电话。清闲些。”

王丽芬还是摇头：“我干粗活干惯了。你让我坐那儿，我不自在。”

方建国看着她。她的固执，和小军一模一样。他心里又软又气。最后他说：“那你去饭堂帮忙。活不重，还能管饭。这样总行了吧？”

王丽芬想了想，点了点头。

方建国的公司后来发展得很快。到了1995年，家兴电子已经有四个办事处，员工超过五百人。方建国在深圳买了房，把老家也修了修。他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两个老人见了小军，抱着不撒手，一口一个“乖孙”。方建国的母亲私下问他，丽芬那事儿，你打算怎么办？方建国说，没怎么办。她过她的，我过我的。母亲叹了口气，说，她也苦。方建国没说话。

他不知道王丽芬苦吗？他知道。可知道是一回事，迈过那道坎是另一回事。很多个深夜，他加完班，开着车在深南大道上。他会想，如果现在让她回来，过去那十年算什么？他对得起自己吗？可如果不让她回来，难道恨她一辈子？她能有多少年好活？

没有答案。

1995年秋天，方建国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的院子还在。那棵香椿树也还在。只是房子旧得厉害，墙皮掉了大片。他站在院子里，看秋风吹着地上的落叶。他忽然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早晨。那天，他追着大雾跑了那么远。其实他知道，就算追上了，也拦不住她。王丽芬那年才二十六岁。她不想再受穷了。她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她错了吗？也许错了。可那时候，她也不过是个被穷吓怕了的年轻女人。她把小军带走了。她以为跟着那个男人能过好日子。结果呢？结果是一地鸡毛。

方建国蹲在院子的石阶上。他摸了摸那扇木门。门上还贴着当年的春联，只是字迹已经模糊了。他忽然觉得，这十年，他一直在往前走。他以为自己在追她。其实他是在追一个影子。真正的王丽芬，早就变了。真正的自己，也变了。他们都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男人，和那个被贫穷吓跑的女人。

他回了深圳。下飞机后，他直接去了公司。公司楼下的饭堂里，王丽芬正围着围裙，给工人打饭。她的气色好了很多，胖了一点，脸上甚至有了些红润。她熟练地舀菜、递盘，嘴里还吆喝着：“后面别挤，都有都有。”

方建国站在饭堂门口，看着她。他觉得，这样的王丽芬，比记忆里那个坐在窗前发呆的女人，活得有劲。

他走过去。王丽芬看见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方总，今天怎么来饭堂了？”

方建国说：“给我打份饭。两荤一素。”

王丽芬“哎”了一声，麻利地给他打了满满一盘。方建国端着饭，找了个角落坐下。他吃得很慢。饭堂里闹哄哄的。他看着那些工人，有说有笑，年轻的脸在灯下发亮。他忽然觉得，这公司，越来越像个家了。

只是还少一个人。

那一年冬天，深圳下了场罕见的大雨。雨点子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响。方建国加班到很晚。他开车回家，经过新洲村口时，不自觉地减了速。那一片握手楼已经被拆了大半，断壁残垣在雨夜里显得格外荒凉。他想起王丽芬现在住的是公司宿舍。那间曾经的农民房，早就不在了。

他把车停在路边。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他坐在车里，看着外面的雨，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掏出手机，拨了王丽芬宿舍的电话。是宿舍的公共电话，接的人说找王丽芬，等了好一会儿，王丽芬的声音才从听筒里传来。

“方总？这么晚了，有事吗？”

方建国握着手机，嘴唇动了动。他说：“丽芬，你……愿不愿意搬回家住？”

电话那头沉默了。雨声很大，从听筒里漫过来，像一条河。过了很久，王丽芬说：“建国，你真的……不恨我了吗？”

方建国望着车窗外。雨雾里，路灯的光晕成一片一片的。他说：“恨过。现在不恨了。老了，恨不动了。”

电话那头的王丽芬“噗嗤”一声笑出来。笑了，又哭了。她说：“那我以后……还能给你做饭不？”

“能。”方建国说，“就做你以前拿手的。酸辣土豆丝，多放醋。”

王丽芬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来。方建国就等着。雨还在下。他靠在椅背上，听着那些哭声和雨声搅在一起，心里忽然特别平静。他知道，有些事情，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王丽芬搬回来的那天，小军高兴疯了。他拉着王丽芬的手，满屋子转，给她看自己的书架、书桌、电脑。王丽芬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眼睛红了又红。方建国站在客厅里，笑着说：“别光顾着看。今晚你掌勺。让我也尝尝你的手艺。”

王丽芬说：“好。我这就去。”她系上围裙，进了厨房。方建国靠在厨房门口，看她洗菜。水龙头哗哗响。她的动作还是那么麻利。他忽然说：“丽芬，以后别叫方总了。叫建国。”

王丽芬的手顿了一下。她没回头，只轻轻“嗯”了一声。

小军跑过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忽然说：“那以后我们是不是永远在一起了？”

方建国和王丽芬同时愣住了。然后方建国笑了。他揉了揉小军的脑袋，说：“对。永远。”

王丽芬别过脸去。灶上的油已经热了。她把土豆丝倒进去，“刺啦”一声，锅气升起来，熏得她满眼都是泪。

后来，方建国给王丽芬换了个身份。不是“王芳”，也不是什么清洁工。他在公司年会上，把她介绍给所有员工：“这是我妻子，王丽芬。以后，她就是你们的老板娘。”

台下一片哗然。有老员工知道些往事，惊讶得合不拢嘴。可更多的人，只是鼓掌。掌声很热烈。王丽芬站在方建国身边，穿着他给她买的一件暗红色旗袍。她有些局促，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方建国就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大，很暖。她抬起头来，对他笑了笑。那笑容，像迟到了很多年的春天。

小军上了初中。他的腿完全好了。他在学校运动会上还拿了跳高第二名。方建国和王丽芬站在看台上，激动得不行。王丽芬说，你看，咱儿子多棒。方建国说，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两个人像孩子一样斗嘴。斗着斗着，就笑。

日子过得不快也不慢。方建国还是忙。可再忙，晚饭他尽量回家吃。王丽芬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她学会了用洗衣机、微波炉，还会给小军做可乐鸡翅。她有时候会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高楼发呆。方建国问她看什么。她说，看看深圳。这地方，跟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方建国说，是啊。那时候华强北还没这么热闹。王丽芬说，那时候，我进厂，你种地。谁能想到有今天。方建国没接话。他只是在心里想，是啊。谁能想到。

很多年后，小军大学毕业，去了国外读研。方建国也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自己退居幕后。他和王丽芬住在深圳湾附近的一套房子里。每天早上，他们去海边散步。海风很大，吹得王丽芬的头发乱飞。方建国就伸手帮她拢。她说，我又不是小姑娘了。他说，在我眼里，你跟以前一样。她就笑，说你嘴里没一句实话。

有一天，他们在海边碰见一个卖花的老人。方建国买了两支红玫瑰，递给她。王丽芬拿着花，看了半天，说：“你这是干啥？都这么大岁数了。”方建国说：“以前穷，没送过。现在补上。”王丽芬的鼻子一酸，把花贴在胸口。她说：“建国，当年我要是没走，咱俩现在会是什么样？”

方建国看着海。海面很宽，很蓝。他说：“不知道。可能还在老家种地。可能孩子上不起学。也可能，我也会出来闯。人生没有如果。你走，苦了几年。可我后来，也把你等回来了。”

王丽芬把脸埋进他怀里。方建国抱着她。海风把她的玫瑰花瓣吹落了一片，飘进海里，像一叶小小的红帆。

再后来，家兴电子三十周年庆。方建国作为创始人上台讲话。他站在台上，望着下面乌压压的人头。他说：“我这一辈子，就信一件事：人得往前走。不管多难，多苦，你只要不停，总能走到有光的地方。”

掌声响起来。他看见台下，王丽芬坐在第一排，眼里有泪。小军站在她旁边，已经是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方建国朝他们笑了笑。然后他抬起头，看向会场最后面。那里，有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清洁工，正靠在墙边，笑着听。

他冲她们点了点头。

【感悟语】

人生最怕的不是走散，而是走散了就再也找不回。方建国找了十年，等来的不是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就在自己公司里擦玻璃的背影。命运有时候比戏还戏。可方建国没有被恨捆住。他放下了。不是因为原谅，而是因为他明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王丽芬用十年还清了自己的选择，方建国用十年把破碎的家一块块拼了回去。这世上，没有完美的团圆，只有愿意重新坐下来吃一顿饭的人。家这个字，从来不是等来的。是熬出来的，是忍出来的，是在最深的失望里，还愿意伸手去够那一点点暖。

【创作声明：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