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一部在中国内地走红的潮汕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到了新加坡，却遇到了一件颇为微妙的事情。
▲2026年8月1日，《给阿嫲的情书》海外总票房已突破1亿元人民币
这部电影讲的是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以侨批为线索，主要对白使用潮汕话。新加坡本来就是当年潮汕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今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潮州人后裔。按道理说，这样一部电影到了新加坡，应该特别有亲切感。
但电影6月18日在新加坡商业上映时，普通院线版本却主要是华语配音版。潮州话原声版最初只能以“潮州文化电影巡礼”等形式，安排少量场次。
▲观众购买《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电影票
结果出人意料，最初安排的8场潮州话原声版全部售罄；后来增加40场，一共约1.4万张票，开售不到3小时又全部卖光。院线随后再增加70场。到了7月7日，新加坡政府在国会答复议员质询时称，已经批准《给阿嬷的情书》合共272场潮州话版本放映，如果市场还有需求，可以继续增加。
为什么一部潮州话电影，在有大量潮州人后裔的新加坡，原声版反而不能一开始就正常商业上映？
答案要追溯到47年前。
01
从“少讲方言”到“给方言更多空间”
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华语演讲中，主动提到了《给阿嬷的情书》。
他自己看的是潮州话版本。令他印象很深的是，不少新加坡本地潮州人其实已经无法完全听懂电影中的潮州话，需要依靠字幕。
▲新加坡总理表示，新加坡应发展“属于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接着，他回顾了新加坡持续数十年的“讲华语运动”。
黄循财说，当年的口号是：“多讲华语，少讲方言。”但今天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讲方言的家庭已经很少了”，多数新加坡华人能够讲华语，却越来越习惯使用英语。
所以他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今天我们在推广华语的同时，也可以为方言的使用腾出更大的空间。”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在1979年推出，重点是“多讲华语，少讲方言”
这不是一句没有后续的表态。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当天随即宣布，从今年9月开始，放宽对方言影视内容的限制。
以后，一部电影即使全部或者大部分对白都是福建话、潮州话、粤语等方言，只要同时提供华语字幕，并且有华语配音版本可供选择，方言原声版在电影院的放映场次就不再设上限。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于今年9月起放宽对本地电影及付费电视的方言内容限制。
收费电视原来对于方言电影、方言歌曲等内容的一些限制也会取消。不过，免费电视和广播仍然继续以华语为主。
所以，说新加坡现在“重新鼓励讲方言”，还不算完全准确，它并没有推翻过去几十年的语言政策，也没有准备让学校重新教福建话、潮州话或者粤语。
更准确地说，是新加坡政府对方言的态度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几十年前，方言被视为华语的竞争者；现在，它越来越被视为需要保存的文化遗产。
02
几十年前新加坡为何要“少讲方言”？
今天很多广东人可能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其实是一个方言非常强势的社会。
华人来自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客家等不同籍贯，在家里、街市、咖啡店、宗乡会馆乃至商业活动中，各自使用福建话、潮州话、粤语、客家话和海南话。
1979年，时任总理李光耀正式发动“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推行的
当时政府提出的理由并不复杂。
新加坡已经确定以英语作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同语言，同时要求华人学生学习华语。如果孩子回到家还主要使用方言，便意味着需要同时处理英语、华语和一种方言。
李光耀当年的判断是，大部分儿童很难同时熟练掌握三种语言。因此政府希望简化华人社会的语言环境，让不同籍贯的华人都改用华语交流，同时配合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新加坡“讲华语运动”官方网站至今仍明确写着，运动最初的目标包括“简化华族新加坡人的语言环境”，并鼓励华人“使用华语而不是方言”。
▲“讲华语运动”官网
这项政策不只停留在宣传口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方言逐渐退出主流广播电视。
其中一个广东人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是粤语讲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粤语讲古艺人李大傻。他曾经用粤语讲《西游记》，一讲就是175集，每集半个小时，在当地华人社会相当有影响力。
▲粤语讲古艺人李大傻
1982年，新加坡丽的呼声停止方言节目，李大傻也随之结束在新加坡的广播生涯。
今天回头看，这种政策力度其实相当大。
因为政府要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学校里的教学语言，而是希望华人在家庭、工作场所、商店、街市和娱乐媒体中逐渐以华语代替原来的籍贯方言，而且它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03
方言真的越来越少人讲了
1994年，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在一次“讲华语运动”活动中曾经公布过一组人口普查数字：
1980年，新加坡华人家庭中，以方言作为主要家庭语言的比例约为76%；到了1990年，已经下降至48%。
同期，以华语为主要家庭语言的比例，则从13%增加到30%；英语也从10%增加到21%。
▲2019年，时任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讲华语运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中文讲话
到了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在5岁及以上华族居民中，家庭最常使用英语的已经达到47.6%，使用华语的是40.2%，使用华人方言的只有11.8%。
当然，这几组数字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样：早期资料使用“家庭”作单位，2020年数据则统计个人最常使用的家庭语言，因此不能简单拼成一条精确的下降曲线，但趋势没有太大疑问。
新加坡华人家庭里的方言，确实在几十年间大幅减少。
只是后来，事情出现了一个当年“意料之外”的变化：
原本政府希望华人从“讲方言”转向“讲华语”，但随着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成长，英语却越来越强势。
▲新加坡的英文平均水平较高
到了今天，新加坡政府面对的语言问题已经不是“年轻人方言讲得太多，会不会影响华语？”反而变成：
“年轻人主要讲英语，华语要怎样保持？而已经越来越少人讲的方言，又应该怎样保存？”
今年7月，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在国会答复中已经说得很直接：随着英语不断取代各种“母语”，方言的使用也持续下降。政府现在越来越不会把方言电影等文化产品视为华语的竞争者，而是视作华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新加坡南华潮剧社
目前新加坡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海南会馆等组织已经开办不同方言课程，政府也支持南音、潮剧等传统艺术的保存。
这个变化其实很值得玩味。
当一种语言仍然每天有人在家里讲、在街上讲、在市场讲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想到要“保护”它。只有当它越来越少人使用，才开始出现“方言班”“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词。
04
语言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衰退？
所以，如果说“新加坡花了40多年让年轻人不讲方言，现在又开始抢救”，这个标题当然有一点故意制造反差。
如果把今天新加坡方言的式微完全归因于“讲华语运动”，并不公平。
英语教育普及、城市化、不同籍贯之间通婚、家庭规模缩小，以及年轻人的工作和社交环境变化，都在推动英语成为新加坡越来越强势的日常语言。
▲新加坡怡丰城商场
而当年用华语取代不同籍贯方言，客观上也确实解决了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客家人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黄循财这次同样明确表示，新加坡不会放弃推广华语。
但是，新加坡这四十多年的经历，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广东人观察的案例。
一种地方语言真正危险的时候，未必是已经完全没人会讲。
它往往经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第一代人天天使用。第二代人还会讲，但开始减少。第三代人大致听得懂，却习惯用另一种语言回答。再往下一代，可能就需要专门去上课学习祖父母当年每天使用的语言。
▲广州荔湾湖公园荔枝湾大戏台
这时候，社会当然仍然可以举办方言比赛，可以让孩子唱方言童谣，可以扶持地方戏曲，可以拍方言电影，也可以把某种语言列入“文化遗产”。
这些事情都有用，但它们很难完全代替一件最普通的事情：每天拿这种语言生活。
今天广州同样有越来越多粤语文化活动：粤语比赛、粤语童谣、粤剧进校园、粤语培训班，各种关于粤语保护和传承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些当然是好事。
▲在广州知识城广实小学举行的粤语文化主题分享活动
但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在舞台上背一首粤语童谣，回到台下却不习惯跟父母、同学讲粤语；如果粤语越来越多出现在比赛、表演和文化活动里，却越来越少出现在同龄人的日常聊天里，那么真正需要留意的，恐怕不是“还有没有人懂粤语”，而是它还剩下多少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几十年前的新加坡，方言根本不需要“抢救”，福建话、潮州话、粤语，本来就是很多华人每天吃饭、买东西、做生意、骂人、讲笑话、谈恋爱时使用的语言。
四十多年之后，新加坡开始办方言班、扶持方言文化活动，并为潮州话电影取消放映场次限制。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如果一种语言有一天只剩下比赛有人讲、舞台有人唱、电影院有人看，却越来越少有人拿它买菜、吵架、拍拖、讲笑话——我们究竟应该说它已经得到保护，还是它已经开始离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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