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碾子还在，只是不再转了。它静静地卧在沂蒙山腹地的风里，像一块沉默的碑。从我记事起，这石碾旁就住着一位苏老奶奶。如今算来，她离开已有二十多年了。岁月是一场不留情面的大雪，将她真实的容貌掩埋得一干二净，连一张照片都不曾留下。可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总有一张方脸、一抹笑意，和脑后那根银簪子挽起的发髻，清晰得仿佛就在昨日。
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是她那双极小极小的脚。每天清晨，她都要花好大工夫，用一条白色的家织布，一圈一圈地将它缠起。那布条裹住的哪里是脚，分明是一整部被压缩的历史。丈夫早逝，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五张嘴如同屋檐下嗷嗷待哺的乳燕。族人劝她送走几个，她咬碎了牙，硬是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千斤重担。她没日没夜地纺线织布，从牙缝里挤出钱，把大儿子送进了私塾。她没读过书，却比谁都懂：人往高处走，得有路。
我小时候，常跟娘去推碾。听见动静，苏老奶奶便会拄着拐杖挪出来，笑眯眯地塞给我一块糖。糖块用油纸包着，已经有些化了，粘在纸上，甜味淡淡的，像是隔了许多年才传过来的。她讲打仗时躲在连崮上十几天，讲给地主家干活天不亮就得起身。她的故事里没有控诉，只有陈述，像一条河，流过石头，流过泥沙，不回头，也不抱怨。她常教我们：“做人要讲良心，要修好。看见蚂蚁，绕道走，别踩着它。”
有一回，我和伙伴抓了只幼鸟拿回家玩。她看见了，头一回对我发了那么大的火：“快放开！从哪抓的送哪去！那么小，离了娘会死的！”那双小脚颤巍巍地挪过来，声音不大，却震得我手心冒汗。后来我才明白，她护的不是一只鸟，是心里的那份柔软。那柔软，是她熬过那么多苦日子，还没被磨掉的、最贵重的东西。
八十六岁那年夏天，她咳血不止。一天早上，她把儿孙叫到跟前，说：“我要走了。别哭，别大操大办，过好你们的日子，我就放心了。”说完，慢慢闭上眼。出殡那天，棺材刚抬起来，两只羽毛漂亮的鸟忽然飞来，落在棺上，叽叽喳喳叫了一会儿，便朝天上飞去了。看事儿的老人说，那是领路鸟，带奶奶走的。
多年以后我忽然明白，那两只鸟大约就是她自己。一生被裹着，被束缚着，到死的那一刻，终于挣脱了，飞了。她活着的时候，把苦都嚼碎了咽下去，变成糖块给我们吃。如今我也到了她当年的年纪，坐在城市高楼的窗前，忽然听见石碾转动的声响，吱吱呀呀，碾过山村的日头，碾过她的小脚，碾过那两只鸟飞去的方向。
槐花又开了，白的，落在记忆的碾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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