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露遇袭后埋废墟975天，家属最终只能集体安葬遗骸
- 加沙民防估计仍有约8000人埋废墟，搜救或需数年
- 8月20日和4日，加沙城先后举行50人、112人集体葬礼
- 法医团队不足15人，缺DNA等检测手段，辨认遗骸极难
- 失踪者法律上仍算失踪，未确认身份前遗产和再婚都受阻
在加沙，许多家庭依然在为从乱葬坑和废墟中挖出的遗骸举行葬礼。多年过去，他们往往无法确认手中骨骸的身份。
蒙泽尔·赫尔茨等了975天，终于可以安葬他的妹妹。
露露·赫尔茨是一名23岁的翻译。2023年10月6日，以色列发动加沙种族灭绝的前一天，她刚刚结婚。
次日清晨，她和丈夫从加沙中部的萨哈巴地区逃往加沙城西部的塔勒哈瓦，投靠丈夫的亲属卡拉姆一家。
2023年12月18日，他们所住的四层建筑遭到空袭，楼内约有50人。25人遇难，包括露露、她26岁的丈夫及其兄弟。几名幸存者从地下室逃出，但露露和她的丈夫一直被埋在废墟下。
当时，蒙泽尔也在加沙地带南部流离失所。他比家人更早得知妹妹的死讯。他告诉《新阿拉伯人报》，当时通讯系统瘫痪，他花了两天时间才将消息传达给家人。他还尝试自行打捞妹妹的遗体。
“我试过自己挖出遗体，但这需要与以色列负责巴勒斯坦领土民事协调事务的军事单位协调，我做不到。”他说。
就在蒙泽尔接受《新阿拉伯人报》采访前4天，搜救队终于抵达现场。但他们挖出的已不是完整的遗体，而是一堆严重毁损的骨骼和组织，与其他遇难者的遗骸混杂在一起。
“挖出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她。我们拉出来的是一堆骨头，遗骸全都混在一起，没法确认这是她的。”他说。
由于无法将露露的遗骸与其他人分开，家属最终同意将从该地址挖出的所有遗骸一起安葬。“我们把它当作一场集体葬礼，把他们埋进了一个集体墓穴。”蒙泽尔告诉《新阿拉伯人报》。
和成千上万个仍在等待的家庭一样，他的家人几乎等了3年。
另一场集体葬礼
加沙民防部门估计，约有8000名巴勒斯坦人仍被埋在倒塌的建筑下。其他人权监测机构则认为，若把尚未找到和无法辨认身份者计算在内，真实数字可能更高。
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表示，自6月下旬恢复行动以来，搜救队已找到200具遗体。加沙地带大约还有300栋建筑被认为仍埋有遇难者。
“这是加沙一线队伍面临的最艰难任务之一。”他说，并估计这项打捞工作还需数年时间。
他说，第一阶段行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自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在加沙中部、加沙城和北部地区共找到333具遗体，累计工作约800小时，随后项目中断了7个月。
加沙法医证据部门无名遗骸档案负责人艾哈迈德·阿布·塔哈医生表示，危机规模远超团队承受能力，所有人员连同志愿者在内也不超过15人。
与辨认死者身份有关的物资进入加沙都受到限制。艾哈迈德说，这使得时间拖得越久，工作就越困难。
他说，身份确认通常依赖一整套专业方法，但这些方法目前都无法在加沙使用。
“我们需要用于确认身份的检测手段，包括法医人类学、骨骼分析、牙科检查，以及最为人熟知的DNA检测。但这些在加沙地带一样都没有。”
乱葬坑已成为加沙生活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常态。
8月20日，加沙城又挖出一处集体墓穴，安葬来自萨瓦菲里、巴特尼吉、卡拉姆、赫尔茨等家族的50人。他们的遗体刚刚从多处住宅废墟中挖出，这些房屋在以色列发动种族灭绝的最初几个月遭袭，地点包括塔勒哈瓦、宰通、萨布拉、谢赫拉德万和沙提等社区。
几周前的8月4日，加沙城还举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葬礼。数千人参加，安葬阿布·沙里亚家族和哈赛纳家族的112名成员。这些遗骸来自萨布拉社区一栋建筑的废墟，该楼于2023年11月遭袭。加沙民防部门称，这是自以色列对这片被封锁地区发动战争以来，当地规模最大的葬礼之一。
巴勒斯坦官员说，仅那次空袭就造成这两个家族308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儿童。目前仍有约157人下落不明。
遗骸几乎无法辨认
56岁的伊哈卜·萨瓦菲里在2023年12月2日失去了大部分家人。那一天是战争首次停火的第二天。他和兄弟去阿赫利阿拉伯医院探望一位受伤的朋友时，附近发生空袭。他看到浓烟从自家所在的阿斯库拉社区方向升起，便跑回家，发现整栋楼已经坍塌并起火。
当时楼里有他的27名亲属和大约41名邻居。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在街对面的建筑里找到大儿子的遗体，在地面上找到妻子的遗体，又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找到小儿子的遗体。家中其余人，包括另外两个分别为20岁和9岁的孩子，则一直被埋在废墟下，近3年未能找到。
伊哈卜告诉《新阿拉伯人报》，等到搜救队终于挖到他们时，辨认身份几乎已经不可能。第一天挖出的12具遗体被埋在一片空地上，后来又被推土机推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些遗骸根本无法辨认。它们在废墟下埋了将近3年。”他说，“我们的心理状态非常糟。将近3年来，我们一直请求民防部门把遗体从废墟里挖出来。”
马哈茂德说，挖掘工作依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重型设备进行，民防人员则与法医和刑事证据专家一道，对遗骸进行分类和计数。
对加沙法医团队而言，这完全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艾哈迈德说：“战前，加沙并不存在大量尸体和失踪者被埋在废墟下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开展这类工作的基础。”
加沙失踪者的法律困境
巴勒斯坦失踪与被强迫失踪人员中心主任娜达·阿布·艾塔告诉《新阿拉伯人报》，像露露·赫尔茨这样的人，在法律上处于一种尴尬状态。即便家属明确知道亲人死于何处，也相信遗体仍埋在某栋具体建筑下，法律上仍将其归类为“失踪人员”。
“从法律上说，他们仍被视为失踪，尽管家属知道他们在哪里，也知道他们死于哪一次空袭。”她说。
“只有在遗体被挖出、死亡证明开具、完成安葬、家属心中的疑虑彻底消除之后，这个人的命运才算真正有了定论。”
娜达说，许多这样的家庭根本不会正式申报失踪案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亲人在哪里。相反，他们会直接敦促民防部门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把遗体挖出来。因此，该中心也无法准确统计仍埋在加沙废墟下的人数。
“没有办法给出仍埋在废墟下人数的精确数字。这些都只是估计，可能略高，也可能略低。我们只能尽力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她说。
她还说，一些失踪者根本不在建筑物里：有人死在街头，被陌生人草草掩埋；也有人可能被以军埋葬，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除了人手不足，法医团队还缺少车辆、设备和最基本的后勤保障，而按规范，遗骸一经挖出，专业人员就应立即到场。
“法医人员必须在打捞现场出现，才能对遗骸进行规范记录。”艾哈迈德说。这一点在遗骸已经腐烂或彼此混杂时尤其关键。
他说，团队抵达空袭现场后，在开始身份识别前，首先要重建事发经过，确认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尽量缩小现场人员范围，以便把挖出的遗骸与曾住在那里的人对应起来。
在证据消失前与时间赛跑
马哈茂德说，遗体打捞是他手下队伍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开工前，我们会先取证，无论是向幸存者还是邻居了解情况，目的是找到空袭前这家人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样更容易找到遗骸。”他说。
马哈茂德表示，并非所有地点都能作业。有些建筑本身就有继续坍塌的风险，或者紧邻已不稳定的建筑，因此无法使用重型机械。
未爆弹药也是反复出现的危险。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在几乎没有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处理腐烂遗骸，没有合适的防护服、靴子和口罩。
“这样做是在让他们冒险，而这些队员每100天只能拿到300美元，几乎低到不值一提。”他说。
娜达表示，遗体埋葬时间越长，法医证据损毁越严重，案件在法律上结案也越困难。无论是想再婚的寡妇、需要监护人的孤儿，还是没有死亡证明就无法处理的遗产，都会因此陷入停滞。
她说，记录失踪者埋葬地点不仅是人道义务，也可能成为未来追责工作的证据。
“如果这些地点、失踪者姓名和遗骸的记录，能够由人权组织和国家机构共同完成，那么它就应成为这些罪行的官方档案，供未来起诉使用。”她补充说。
自2025年10月以来生效的第二次停火，并没有阻止以色列继续发动空袭，也没有解决由谁负责为加沙死者的打捞提供资金和设备的问题。在医疗系统和法医基础设施失灵的情况下，身份确认工作如何推进，也仍无答案。
联合国表示，包括在以色列空袭中被毁的设备在内，重型机械的短缺一再拖延打捞工作，而据信仍有数千具遗体埋在加沙废墟之下。
对于赫尔茨家族、萨瓦菲里家族这样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问题仍然是：他们是否终有一天能找到一具可以确认身份的遗体，还是最终只会得到一个共同墓穴，以及日历上被圈出的某一天——那是他们苦苦请求多年后，终于有人前来挖掘的日子。
作者：安萨姆·基塔阿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975 days later, Gaza families are still digging for their dead after Israeli str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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