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安徽芜湖镜湖边，李国烋、左巨生和几名路人，围着一具刚从水中捞起的身体。没人会想到，这个衣衫破旧、面容憔悴的中年人，曾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孙子。
李国烋最终没有等来像样的医治。贫病交加之下，他在数日后去世，家人连一口薄棺也难以置办，只能找来破草席，将遗体匆匆裹住下葬。消息传开后，人们才重新想起，他曾经拥有过怎样显赫的出身。
这个故事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不只是“富贵变贫穷”，而是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被财富和身份包围，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面对生活。
李国烋的父亲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严格来说，李经方原本过继自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一房，但李鸿章一直视若己出。为了培养这个儿子，他专门延请教师，还让李经方学习外语和外交知识。
李经方早年中举，后来长期参与外交事务，曾出任驻外使臣，也陪同清廷成员出国考察。他熟悉多国语言，见过欧美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是李鸿章身边颇为重要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李经方的婚姻和家庭，也带着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痕迹。他曾与英国、法国籍女子结婚，所生子女中，有人带着外国血统。李国烋是他晚年所得的幼子，出生于1910年，小名“乔治”，自幼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
李经方忙于政务和交际，李国烋主要由英国籍母亲照料。家中早已为他准备好优越的生活条件，教师、仆役和金钱一样不缺。遗憾的是，优越环境并没有换来严格教养，李国烋对读书缺乏兴趣，成年后更沉迷于享乐。
1934年，李经方去世，李国烋25岁。遗嘱中，父亲有意避开直接交给他大量现金，而是把含山县一万三千亩租田、山场、芜湖河南岸的房产以及上海的一处三层楼房分给了他。同时规定，他每月可以从母亲处支取500块大洋。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普通工薪人员一个月的收入，大约只有二三百块大洋，李国烋即便不经营田产，仅凭月度支取也足够过着宽裕日子。李经方显然知道幼子的性情，所以才用不动产和定额支出加以约束。
但遗嘱能限制账目，却管不住人的欲望。李国烋住在芜湖期间，逐渐染上吸食鸦片、赌博等恶习，还频繁出入酒楼和娱乐场所。母亲试图减少供给，他便变卖房契。家产像流水一样消失，几年之内，祖上留下的田地、房屋和财物陆续被折现。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他还曾花钱购买军装，试图用财物换取军职。哥哥李国焘得知后赶来阻止，事情才没有继续扩大。这样的举动，说明他并非没有机会改变处境，只是习惯了用金钱解决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国烋已经几乎败尽家产。母亲曾托人替他找了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他做了两个月便辞职。据说有人劝他安心谋生，他却回答：“我是李家的人，怎么能长期伺候别人？”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骄傲，实质上却暴露了他的困境。他拥有过显赫姓氏，却没有相应的谋生能力；他熟悉上流生活，却无法接受身份下降后的普通劳动。身份成为他最后的依靠，也成了他重新开始的障碍。
上海解放前后，李国烋的母亲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昔日围在他身边的人也相继散去。没有了房产和现款，他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只能在芜湖一带乞食度日。
那时，他曾去找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讨要旧债。左巨生同样贫困，拿不出钱，只能对他说：“债暂时还不了，家里还有一碗粥。”李国烋没有继续逼迫，两个出身显赫却陷入困顿的人，反倒因此往来起来。
1953年的那次镜湖落水，具体情形在不同叙述中并不完全一致。一种说法认为，李国烋因长期贫病和生活无望，趁左巨生不注意投湖；另一种说法则称他意外失足。路人将他救起后，他因缺医少药染病，数日后去世。
哥哥李国焘赶来料理后事时，也已无力置办棺木。昔日拥有万亩田产的李家后人，最后只找到一张破草席。草席裹住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遗体，也记录了旧式家族财富失去支撑后，迅速坍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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